论文中西管理思想比较研究

中西文化冲突下的管理论文所谓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它既指跨国企业在他国经营时与东道国的文化观念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又包含了在一个企业内部由于员工分属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而产生的冲突。顾名思义,中西文化冲突是泛指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冲突(这里,西方文化并非特指当代西方哪一个国家的文化,而是针对西方文化的整体而言)。大家知道,从管理的发展过程来看,不管泰罗的“科学管理"还是现代的管理过程理论、人类行为理论、决策理论等等,管理研究的焦点都在于企业运行的经济因素。80年代以后，西方企业界、管理界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重大变化，研究的重点转向非经济因素，注重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进行比较研究，出现了“文化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跨国经营的蓬勃发展，人力资源的流动性也在加强。当企业跨国经营时，各国企业的组织结构、技术方法、决策方式、控制程序已基本趋同，但员工的不同文化背景使文化差异成为一个影响管理者的管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从而给管理者的管理提供了难度。国外许多管理学家的研究表明：跨国经营中凡是大的失败几乎都是因为忽略了文化差异所招致的结果。荷兰文化协作研究所的所长霍夫斯坦特(G·Hofstente),根据他对40个国家的企业工作人员所作大量问卷调查，写了《文化的结局》(《Culture’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一书，提出了描述文化差异的四指标说，即：权力差距(Power Distance)、防止不肯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男性化与女性化(Masculinity Dimension)。在分析了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以下我试以中国的合资经营企业为例，谈一谈在文化冲突下如何管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从现象上看，是不同国家的资本、技术、商品、劳务、管理的结合，而其更深的内涵则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撞击、冲突和融合。也就是说，东西方文化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融合的一面。对于管理者来说，关键就在于如何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在两种文化的结合点上，寻求和创立一种双方都能认同和接纳的，发挥两种文化优势的管理模式。因此，我认为：一、在企业内部逐步建立起共同的价值观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是一种比较持久的信念，它可以确定人的行为模式、交往准则，以及何以判别是非、好坏、爱憎等。这里我所讲的“文化差异”也主要是指以价值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的差异，它更容易引起文化冲突。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总是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充满自豪，大多数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正统，而认为外国人的言行举止总是稀奇古怪的，而事实上，这些看似古怪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对该国人民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消除这种种族优越感，对方的文化尊重和理解，以平等的态度交流。在此基础上,找到两种文化的结合点，发挥两种文化的优势，在企业内部逐步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观。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斯和沃特曼指出“我们观察的所有优秀公司都很清楚它们主张什么，并认真地建立和形成了公司的价值标准。事实上，如一个公司缺乏明确的价值准则或价值观念不明确，我们很怀疑它是否有可能获得经营上的成功。”企业必须形成集体的力量，才能保证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建立共同价值观，可以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人们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时，往往忽视导致冲突的因素。二、进行跨文化培训接受跨文化的培训是防治和解决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作为中外合资企业，要解决好文化差异问题，搞好跨文化管理有赖于一批高素质的跨文化管理人员。因此，双方在选派管理人员时，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除了要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外，还必须思想灵活，不守成规，有较强的移情能力和应变能力；尊重、平等意识强，能够容忍不同意见，善于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友好合作；在可能的情况下，尽是选择那些在多文化环境中经受过锻炼的人及懂得对方语言的人。当前我国合资企业中，绝大多数都偏重对员工的纯技术培训，却忽视了对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跨文化培训。而跨文化培训恰恰是解决文化差异，搞好跨文化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通常来讲，跨文化培训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对对方民族文化及原公司文化的认识和了解；(2)文化的敏感性、适应性的培训；(3)语言培训；(4)跨文化沟通及冲突处理能力的培训；(5)对于中方人员来讲，还需接收对方先进的管理方法及经营理念的培训。三、管理本土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已意识到本地化对于在异国投资取得成功的重要性。IBM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徐振芳说：“人才本地化是公司目前的政策和方向，并不是虚伪的假话而已。”1992年IBM年中国公司成立时不到200人，现在已增加到1500人，发展速度相当快。本地化战略除了包括尽可能雇用本地员工，培养他们对公司的忠诚之外，最重要的是聘用能够胜任的本地经理，这样可以很好地避免文化冲突，顺利开展业务。1996年IBM中国公司在本地一线经理人员不到40个，一年以后已达到80个，三洋电机有限公司是日本在广东蛇口的独资公司，董事长新保克司认为，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活力之源，而外商到中国投资办企业，管理人才本地化是成功的大前提。只有根据中国的国情，依靠中国员工实行本地化管理，让本地的优秀人才参与各种管理活动，并不断地提供机会提高这些人才的管理能力，公司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三洋中国有限公司本地员工约4500人，其中，高中层经营管理干部104人，基层督导301人，为了加快对高级人才本地化进程，公司每年都要选派厂长级、主任级干部去日本三洋研修中心接受培训。ABB公司也是实施本地化战略的典范。尽管它在世界各地拥有1300家子公司，但它却自称是一家“多国籍”的公司，它鼓励其子公司淡化其母公司的民族背景，完全按东道国本地公司的方式运作。四、立足长期，实行双惠，不损害当地利益合资企业的投资双方要有长期办好企业的共同目标，不能“捞一把就走”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目光短浅的短期行为势必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要立足长期，它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合资企业生命周期内的“长期”。合资企业合营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组织实体，在其合营期内制订的战略决策必然是长期的，否则会有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所以在管理中，双方需从企业的长期出发来考虑。尽管一开始企业可能处于亏损或稍有微利，但立足长期发展最终是会有丰厚回报的；其次，是指超越单个合资企业生命周期的“长期”。对于外方来说，中国是个开发潜力很大的市场，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要想开发这个大市场，获得丰厚利润，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对于中方来说，成功兴办合资企业有利于进一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知识，有利于吸引外资，也可以使我国获得长远利益。企业不仅要立足长期,还要实行双惠。合资企业内并不是一方的所得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相反企业兴旺，双方都会受益，而企业败落，谁也捞不着好处。因此在经营活动中强调合作双方的相互利益非常重要。外国投资者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中国的做法是极不明智的。双方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精诚合作，从整体利益出发，兼顾双方的需求，从而实现“双赢”目标。总之，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下，企业要想获得大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差异。在相互尊重、理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以期更好地实现企业的目标。从人本思想看中西管理文化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发端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作为一个商业城邦，古希腊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使人的个体价值得到充分的展示，由此形成了人类早期文明独特的人文精神。古希腊最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明确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8页)从而把个人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个人作为评判万物的标准，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文精神，使当时古希腊人在生产交往活动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创造了极为灿烂的西方古典文明。即使在中世纪，个人消融在教会的集体之中，个性被完全抹杀，但在经院哲学内部，一批唯名论者力求摆脱正统神学的禁锢，大力宣扬只有个别才是真实存在，而一般（或共相）只不过是名称而已。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基于古希腊独立人格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得以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文艺复兴所宣扬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所兴起的新教伦理所体现出来的追求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解放和个人成就需要的价值取向，使西方人摆脱了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精神枷锁，个人主义成了一种社会思潮。 17世纪以后，个人主义被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了，通过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与发展，使西方人本主义对人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其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的思想。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无不以追求自己最大经济利益为动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为社会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并不是出于某种仁慈的考虑，而是因为自利的打算。在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孕育产生了20世纪初以美国人泰罗等人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思想同亚当.斯密的认识一样，把职工看成只为个人经济利益需要而工作的“经济人”，认为人的行为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基于这种思想，泰罗把管理重点放在对人的控制上，他突出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金钱激励，认为金钱的激励是在于满足“经济人”的物质追求，保持行为动力，而严格管理则可使人的行为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的X管理理论。这一管理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以蓝领为主的第二产业企业管理中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X理论也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即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情感因素的忽视。 1924-1932年，美籍澳大利亚人梅奥进行了著名的霍桑试验，提出了人际关系理论，开创了西方管理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由此产生了行为主义的管理理论。梅奥认为，工人不是把金钱当做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的“经济人”，而是除了追求物质利益外还有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以及需要实现其社会价值的“社会人”。“社会人”的观点比“经济人”的观点进了一大步，它强调了人的社会性需求，突出了人际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与之相应的管理理论是“参与管理”即Y理论。Y理论也曾一度在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当时仍把对人的激励看成是管理手段，而不是目的。战后西方出现了以广泛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为特征的管理科学学派，进入了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所说的“管理丛林”阶段，这个阶段的里程碑是美国人莫尔斯和洛希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超Y理论基础上产生的“权变理论”，他们认为“经济人”、“社会人”理论，对人性的假设都有很大的片面性，而且未考虑人的个性、需求的差异和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等，认为人是因时、因地、因各种情况而采取适当反应的“复杂人”，人的需求因所处环境、时间、地点而异，没有一套对任何人、任何社会、任何阶级都适用的万能管理方法。因此，运筹学等数学研究方法被大量地应用于管理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管理技术，推进了管理手段与方法的现代化。但实践表明，尽管现代管理技术是有效的，却不能代替管理思想现代化和人生的现代化。随着日本在二战后经济上的迅速崛起，美国企业界及管理理论界人士在挖掘日本企业的管理的奥秘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发表了大量的以人本管理与企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论著，从而把西方人本管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进入了西方管理文化的第四个阶段，即文化管理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美籍日本人威廉.大内于1979年出版的《Z理论—美国企业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二是美国人艾伦.肯尼迪和特伦斯.迪尔于1982年合著的《公司文化》等，是管理理论发展的第四个里程碑。他们一致认为，企业不应把获取利润作为最终目标，应把价值观放在首位，强调应建设以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从而把人本主义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更深层次地揭示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企业精神、道德规范等精神财富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标志着人本管理理论进入了立意更高，角度更新，内容更丰富的更新更高阶段。在这一阶段，提出了人是最重要的资源、最宝贵的财富，提出了个性需求和精神健康的理论，提出了更多依靠员工的自我指导、自我控制以及顺应人性的管理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可以说，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综观西方管理文化的发展，关于人的管理一直是其核心，对人的认识出现了“经济人”、“社会人”和“复杂人”等逐渐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管理则逐渐从对人的行为管理过渡到对人性的管理。不论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不论X理论还是Y理论，其实质都是注重个人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的满足，以此提高人的工作效率，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所以，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是以个人为中心，是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管理文化中的具体体现。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文化中过于注重个人的人本思想在现实中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冲击，从而使得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在同东方管理文化注重集体和谐的人本思想的相互交流中发生一定程度上的转向。二在中国哲学史上，管仲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家，他说：“夫霸王之所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如果治国不可以人为本则会出乱。由此可见，管仲对人的价值及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孔子更重视人和强调人的价值，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表现了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张扬。他提倡人本精神内在深层的含义是“仁”，“仁者爱人”，表现了重视人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倾向。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书”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取得了绝对统治的地位，儒家的人本思想也自然就成为中国管理文化的主流思想。先秦儒家把“安人”和“安百姓”作为国家管理的根本任务，发展了周初以来萌发的人本思想，形成了关于人本思想的学说体系。从总体上看，儒家人本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在为人之道上，要求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做到“德”与“贤”，做到“修己安人”；在待人之道上，要求做到“仁”（爱人）与“和”（与人友善、和谐）；在治人之道上，要求推行“仁政”，藏富于民，并进行人伦教化。儒家人本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儒家诸子的学说之中。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在《论语.阳货》中：“子张问仁于孔子。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是恭敬、庄重，能得到人尊重而不会受侮辱；宽是宽厚，宽厚能得到大众的拥护；信是诚信，诚信会得到别人的信任；敏是勤敏，勤敏会使工作效率高，贡献大；惠是爱护、关心，爱护关心他人并给予帮助，别人就能为你出力。孟子在君与民的关系上，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人君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孟子.王制》)。在性善论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学说，在他看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他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虽然反对性善论，提倡性恶论，但在人本思想这一点上与孟子的观点是一致的。荀子说：“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荀子.富国》)意思是说，百姓组成的社会结构，要依靠统治者的管理活动而得到协调，他还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生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荀子的人本思想充分体现在他的“爱民、裕民、富民”主张上。儒家人本思想认为，统治者要关心民众疾苦，保护人民利益，否则就会失去民心，最终丧失对民众的统治权，为了保护民众利益，维系民心，统治者一方面要推行仁政，藏富于民，使人们“乐年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另一方面要对人民进行教育，使人们明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论语.颜渊》)。这就是说，先要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这是人得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还要通过教育，让人们的精神有所寄托，懂得做人的道理，这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可靠保证。即先要使民“足食”“富之”，而后“教之”(《论语.子路》)。按照孟子的说法，就是要“教民稼穑”，教民“治河驱兽”，“教以人伦”，即分别满足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社会性需要。但是，儒家人本管理的前提在于承认封建的等级制度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人本思想并不否定君主的统治，只要求君主关心民众疾苦，对人民不要太苛刻，在君主的关系上，民只不过是被怜悯被同情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本思想是一种子民哲学思想，“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荀子这里讲的君主应当做万民的保护神，应当视民如子，君是君父，民是子民，君与民仍然是地位不同的两极，君父与子民之间没有平等而言，君主“爱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牧民”，人本思想的核心是为民做主，而非由民做主。所以，儒家的人本思想虽然在维护社会安定、减轻人民负担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例如，它培养了人的服从性和顺从性，人们不思进取，不求创新和进步，延缓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正因为过分追求社会组织结构的和谐性和稳定性，并以之作为国家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当组织的“和”（和谐、稳定）与效率发生冲突时，宁可放弃效率也要“和”，当这种以“和”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成为主体意识形态之后，对一代代中国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社会表现出来的超稳定性、保守性和封闭性，无不与这种思想有关。但是，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人本文化，重人际关系协调，重人的价值的实现，并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奉献和服务，带有群体和谐特点，这种人本思想，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面对我国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以及西方强大的思想冲击，反思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发展和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管理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本思想和西方的管理文化之中的人本思想加以比较，通过比较来研究和分析两者的不同，及各自的优势，力求在发扬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优点上，找出一种适合我国民族特征和文化要求的管理模式，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东西方管理必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差异，中国文化属伦理型文化，中国管理属伦理型管理，注重于情感投资，长于协调人际关系，追求群体和谐，对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得比较重，强调的是社会人格，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义务和贡献。但是，传统的中国社会缺乏独立人格，不承认个性的奋斗，忽视或轻视个人个性的张扬和满足，过分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而轻视个人自我需要的满足，造成了我国历史上个人的发展一直处于受压抑的状态，甚至出现了把追求个人利益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苗”，把维护集体利益视作“社会主义的草”的极“左”现象，其后果是使我国社会长期难以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西方的传统文化强调人是宇宙中心，周边一切皆“备于我”，人不应当贬视自己，而应当追求自身价值与幸福，在这种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社会，只能是契约社会，即人与人之间不形成宗法伦理、等级关系，而是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当社会发展需要把这种契约关系用某种法定形式规范下来时，西方社会就形成了法制社会，它在管理上的表现就是规范管理、制度管理和条理管理，即在管理中特别注重建立规章制度和条例，严格按规则办事，追求制度效益，从而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但是，过于注重科学理性和个人主义价值倾向的西方管理文化也给西方社会造成了科学主义的泛滥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偏重于对人做整体的探讨和把握，而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更精于对人的个体的理解和重视，这样就使得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趋向于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趋向于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西方管理文化的基础之一是科学技术，因而其发展迅速，成绩巨大，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础主要来自于人生哲学，因而其发展较慢，但潜力较大。与西方管理文化中的“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及其制度管理不同，中国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则体现了“道德人”假设和德政思想，在现代社会有着更深刻的意义。所以，随着现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东西方管理文化却有趋向于同一的倾向。西方管理文化强调个体价值的人本思想开始注重其整体作用的发挥，而东方管理文化强调社会人价值的同时，已注重其个体价值的实现。随着现代管理的发展，东西管理文化的互动与转型，将最终奠定未来管理的文化基础，未来的管理应既强调群体，又强调个体，强调个体必须服从于群体利益，又强调绩效考核的重要地位。产生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管理文化，要同现代管理文明接轨，必须首先完成自身内部基因的变革，这就是接受西方的科学文化、商品文明和法制精神，从而完成自身文化的更新。一、企业哲学框架下的核心价值观 1、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企业哲学的第三层是“企业如何生存”，即“怎样，how”,即核心价值观( value )的问题。如果说愿景与使命是解决方向的问题，而核心价值观则是共同行为模式的具体指导原则。这里既包括对企业行为的指导，也包括对企业个体行为的指导。什么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简而言之，企业核心价值观就是企业在企业哲学的统率下，为追求愿景、实现使命而提炼出来并予以践行的指导企业上下形成共同行为模式的精神元素。企业核心价值观是企业用以判断企业运行当中大是大非的根本原则，是企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赞赏什么、批判什么的真实写照。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motto、principal）就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坚持不懈，努力使全体员工都必需信奉的信条。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解决企业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内外矛盾的一系列准则，如企业对市场、对客户、对员工等的看法或态度，它是企业表明企业如何生存的主张。如宝洁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是：领导才能leadership、主人翁精神ownership、诚实正直integrity、积极求胜passion for winning和信任trust。这里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在目前的国内企业文化建设中，在漫天飞舞的企业文化纲要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难以界定清楚的关于价值观的表述，包含但不限于企业精神、企业风格、企业宗旨、管理理念、经营理念、企业原则、经营思想、质量理念、人才理念等等。第一是杂乱无章的堆砌，可能企业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些到底是什么。第二是层次不分，难以形成对企业员工的有效指导作用。我们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企业的价值观可以有很多，当企业面对企业管理的各层面时，都可以有价值观的判别问题，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只能有一条，能够将这一条细化固化并且坚持不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认为关键之处要重点将核心价值观单独提炼出来，同时围绕核心价值观再进行分解，形成在核心价值观支持下的能够对职能层文化、业务层文化及亚文化形成指导的各个价值观体系。中国企业真正按照企业性质运作的时间很短，能够建立起并恪守其核心价值观的企业就更是寥寥可数，与西方具有一百多年的企业相比，虽然在企业文化这个名词出来之前它们并没有叫做企业文化或核心价值观，但它们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企业文化运作体系，并且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重视以及执着足以令中国大多数企业家汗颜。正如惠普公司共同创始人威廉.休利特所说的：“回顾一生的辛劳，我最自豪的，很可能是协助创设一家以价值观、做事方法和成就，对世界各地企业管理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公司。” 由此可见，西方企业家对如何建立企业的核心观深有体会，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对企业的影响更是认识深刻。与此相反，中国许多企业家并不知道什么是核心价值观，或者以为核心价值观就是将一些时尚流行的管理哲理或警世名言贴在墙上或写在纸上就行了，要不然就罗列出一

中西文化都讲人性，尤其中国讲得多。中国传统文化把人性看作纯真、纯善，与道相通的形而上的东西。《周易.系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善，道义之门。”《中庸》开宗明义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右经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颐诠解：明德就是人的天性，它通晓一切道理，能够应对万物，但却受气禀的蒙蔽，有时昏昧，但它本体的灵明一直存在，学者应该去掉外物对本性的污染，以恢复人们本来的明德。（原文经过作者翻译）不仅儒家，佛教也讲“佛性”、“觉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道教讲“性命双修”；都是把人的本性看作纯真、纯善的生命之源，人的本质。不过，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并不一致。孔子未说性善或性恶，而是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同孟子辩论的告子，看法同孔子差不多。告子认为人的天性无善无不善，好比流水，你从东方开口子，它就向东流；你从西方开口子，它就向西流。告子还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是说：人性就是人的欲望和知觉运动。孟子用诡辩论批判告子，实际上批判了他的太太老师孔夫子。后于孟子的荀子提出“人性本恶”。西汉的杨雄提出“善恶混”，就是人性有善有恶。唐代的韩愈提出“性三品”，就是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宋儒程颐、程颢和朱熹又把人性分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气质、才、情均有不善，只有天命之性有善无恶。宋明两代的儒者把心性之学搞得繁锁不堪，矛盾百出，越说越玄虚，越说越糊涂。还是那些并非正统儒学大师的学者能够讲出一些常识性的道理。中唐诗人杜牧在《三事立性辩》中说：喜、怒、哀、惧、欲、爱、恶等七情就是人性；而在七情之中，喜、怒二者生而有之，是性之根。婴儿见了奶就爱，就要拿起来吃，求之不得就要哭，要发脾气，可见，爱和怒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孩子长大后，喜、哀、惧、恶、欲这五种欲望才逐渐产生。至于善恶的观念，那是孩子受了教育、有了社会阅历以后才会有的。北宋文学家和政治家王安石在《原性》中，也从常识方面提出异议。他说：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我都不赞成。事实上，人既有恻隐之心，又有怨毒愤恨之心。如果性善说正确，怨毒忿恨之心从哪里来？如果性恶说正确，恻隐之心又从哪里来？晚清最后一个大文人王国维运用从西方引进的经验论批判了从《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到孟子、荀子再到宋明理学家的先验的人性论。他说：“善恶之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自生民以来至于今，世界之事变，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乎？故世界之宗教，无不著二神教之色彩。野蛮之种，虽多至不可稽，然不外一种，即有爱而祀之者，有畏而祀之者，即善神与恶神是己。” 西方的人性论，也是发展变化，各有不同的。基督教的“人性论”认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处，包括心灵、良知、自由意志、道德观念，等等。但是，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后，人们所具有的上帝形象是否完全丧失，在神学上存在不同观点。奥古斯丁 ? 马丁路德、加尔文等认为：人类完全丧失了“原始的公义”，因此，人性仅有作恶的自由。新教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亚当堕落之后，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受到缺损，但未完全丧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伦理原则，把人性从神授转移到自然形成的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的中心，人的欲望就是人性，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快乐是合理的。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也强调理性；不过，他们强调的理性是从现实生活中引出理性，而不是从抽象的自然人中引出抽象的不变的人性，再从这种抽象的人性中引出道德规范来。近代经验主义思想家洛克、亚当.斯密、休谟提出另一种人生论。洛克把人的心灵看作一张白纸，没有与生俱来的观念和理性，好比一块洁净的石板，人通过对外界的感觉和内在的反省得到的观念写在石板上面。洛克认为人的一切意志、感情和理性活动，都是由人的欲望决定的，而人的欲望又取决于外物同人的心身的相互作用。人总是追求使自己身心快乐的事物，逃避使身心痛苦的事物，人的这种趋向决定了道德上的善恶区分。亚当? 斯密和休谟与洛克的观点还有一点不同。他认为人性是利己的，但是，人们之间还存在着心灵的交感与共鸣，人与人之间依靠联想的作用能够使自己感受到他人所感受到的苦或乐。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别人痛苦，自己也痛苦。因此，亚当.斯密把道德的起源归之于人类本身的同情心。我把中国和西方关于人性论的种种看法加以选择、归纳和梳理，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一、人的精神活动要素是欲望、情感、意念和思维。欲、情、意都来自人的肉体感官对外界事物的直接感觉，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并随着人的生理机能的成长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佛家把人的情感概括为：喜、怒、哀、惧、爱、恶、欲，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佛家把人的欲望概括为：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器官产生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欲”，却是很不完全的。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欲望和需要分为七个层次：第一层是生理需要，即：维持个体生存和种系发展的基本需要，例如：对食物、水、阳光、空气、性生活、穿着、栖息以至睡眠、排泄的需要；第二层是安全需要，即，对威胁、伤害的恐惧，寻求保护的需要；第三层是归属与爱的需要，即：人对家庭、民族、国家和对爱情、亲情、友情的需要；第四层是尊重的需要，即：人对尊严和价值的追求；第五层是认知的需要，即：追求知识、理解的需要；第六层是爱美的需要，即追求赏心、悦目、好听、好闻、好玩的需要；第七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表现欲、创造欲、成就感等等。人的意念和思维，都是人脑的活动和功能。不过，意念是直观的、零碎的、稍纵即逝的。那些直观、零碎的意念必须通过概念进行反思、联想、判断、推理的功夫。才能变成理性的思维。从理性思维中还可以分析出知性思维，前者以是非、善恶、美丑为价值判断；后者以真伪和科学非科学为价值判断。二、人的欲望、需求和情感是与生俱来，人人都有的本性，没有善恶、美丑之分。但是，人的欲望和情感却不能无倾向、无节制地发展和发泄。比如：爱和恨，是人的自然感情，但是，爱自己也爱他人，这是善；爱自己恨他人，这是恶，爱恶人恶行恨好人善行这是大恶。再如：喜欢美食、美衣、美屋、美色和追求幸福、快乐，这是正常人的合理欲望。不过，这种欲望要有限度，一是不能防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二是不能妨害他人的利益与合理需求；三是，要采用优美的形式和方法。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这是善；利己损人，损害社会，这是恶；用丑恶的形式和方法追求欲望、发泄感情，这是丑。认识欲望和情感发展和发泄的倾向和限度，判断是善是恶、是美是丑，都要靠人的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而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都不是先验的，不是人的天赋本性，而是人们经过教育和阅历、实践，使自己的主观功能认知、适应和同化客观事物的结果。三、人的欲望、情感、意念和思维，都不是一次形成和永远不变的，而是有一个逐渐成长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就人的欲望和情感来说，婴儿只有饱、暖、呼吸、睡眠、排泄等生理需要，只能用哭和笑来宣泄喜和怒的情感；婴儿长大一点，有了恐惧的感情和追求安全、追求庇护的需要；再长大一点，才产生爱、恶、悲哀、羞耻的情感，才有了喜欢所爱的人和物，反感厌恶的人和物的好恶感，自尊也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尊严感；继续成长，又有了求知欲、爱美欲和追求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成功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至于性欲，虽然是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但却要到青春期才会觉醒和外现。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有如下的特点：第一：它随着人的生理、心理机能的逐步成熟而循序渐进。瑞士儿童心理学家L.皮亚杰通过“临床法”发现：3 －8 岁的儿童思维的主要范畴可以表示为解释功能、混合功能和推理功能；7 、8 岁以上的儿童才会有同成人真正理解的谈话。不过，也有早熟的儿童，皮亚杰发现，有一个6 岁儿童提出了1000 多个问题。第二：人的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既不是先验的“生而知之”，又不仅仅是外界环境造成的，而是人的心理机能同外界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人既要适应外界环境，又能同化外界环境，而且在适应和同化外界环境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完善或是自我扭曲、自我异化的作用。第三：由于人们天赋的生理、心理机能和思维能力，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而人们所接触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影响有所不同，所以，人的素质有善恶之分、智愚之分、美丑之分。不仅不同的人有上述的差别，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兼具善性和恶性、明智和愚蠢、优美和丑恶的因素。所谓贤者、智者、美者，不过是善大于恶、智大于愚、美大于丑而已。就一般人和一般情况来说，智和愚、善和恶、美和丑，是可以易位的。就特殊的人和特殊的情况来说，有些人是不可改变的。不可改变的愚昧和丑陋，大多是先天素质决定的；不可改变的大奸大恶，大多是后天形成的。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是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经验的事实。天生的白痴、弱智和形体上的丑陋，是不能改变的。中国历史上的殷纣王、秦始皇、隋炀帝、金海陵王、慈禧太后、袁世凯、汪精卫以至秦桧等等，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斯大林等等大奸大恶，都是至死不变，而且至死没有忏悔的。他们之所以至死不变，既有坚持反人道、反人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至死不放弃生前的专制特权和淫威，也不放弃身后的威权和面子的因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于大奸大恶是不适用的。孔子说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还是有道理的。第四：人性，人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塑造、不断发展和不断认知的过程。德国的人类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人论》中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永远是一个动态创造和发展的过程，它只存在于人类不断创造的辛勤劳动之中，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 我赞同恩斯特.卡西尔的上述观点。人必须不断地认识自我，塑造自我、改善自我、超越自我；同时又要不断地认识他人、认识人类，并且推进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改善、自我超越。就个别人来说，死亡是自我认识和自我塑造的结束，盖棺就可以论定。就整个人类来说，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是没有终结的，所以，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认识也难以有最后完成的时候。三、人的善恶是怎样形成的？首先要确定一个善和恶的标准。按照人类通行的道德准则：利己是人的本性；既利己又利人是人的善性；损人利己是人的恶性。那么，既利己又利他的善性是怎么来的呢？第一：来自人类的同情心在西方，亚当.斯密和休谟都提出同情心之说。他们认为：人和人是同类，所有人的形象和生理、心理结构都是相同的。人们之间心灵交感，情感相通，同类的喜、怒、哀、乐会引起自己的共鸣，他人的苦乐好像自己亲身感受到一样。亚当? 斯密把人类道德的起源归之于本能的同情心，他反对道德本源来自神或是理性，也不赞成休谟以效果的功利来判断道德。亚当.斯密和休谟关于道德来源于人类的同情心的学说，同孔子“推己及人”的仁恕之道，是一致的。推己及人就是移位思维，把自己放在他人的地位上，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处境，将心比心地忧他人之所忧，急他人之所急，受他人之所爱，恶他人之所恶。孔子用推己及人的移位思维法，得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结论。基督教的《圣经》，也用这种方法得出：“己所欲，施于人”的信条。可见，中外的人性和文化是相通的。人类同情心的范围，随着人类社会化的进程而逐步扩大。最初，人们只能体悟到同自己命运相关、祸福与共的近亲。随着人类社会交往的增加，使同情心的范围，从近亲扩大到他人，正像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社会再向前发展，人类又把同情心扩展到一个民族、全体人类以至整个有生命的生物界。人类同情心扩展的过程，正是人类自身发展进化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从蒙昧到开化、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对每一个人来说，有无同情心和同情心的大小，是衡量其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二：人们为了利己必须利他。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个体的人，只有同他人一起，同整个社会一起去争取生存、自由和幸福，人能够得到个人的生存、自由和幸福。所以，人们为了利己也必须利他。 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学者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中，把人类的利他行为分为两大类：无条件利他主义和有条件利他主义。对于无条件利他主义，威尔逊解释说：“在少数人可以升华成有自我牺牲行为并为我们大多数人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激情，是否源于千百年来由亲属关系植根于我们身上的遗传单位？”他还引证弥尔屯.戈登的一个结论：“人保卫他自己亲族的荣誉和利益，也就是保卫他自身。”对于有条件的利他行为，威尔逊解读说：利他行为是为了取得他人的回报。威尔逊的第一个观点，我们在蜜蜂、蚂蚁和其他动物身上就能够得到证明。威尔逊的第二个观点，我们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世界流行的格言中可以得到证实。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易经》就说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佛教也常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国人还把“积福行善”联系起来，就是说：对他人做善事，可以为自己积累福祉。还有什么“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等等。我们找到了人的善性的来源、良心、良知，也就容易解释了。人的道德约束力，一种来自外界，主要是法律和舆论；另一种来自内心，就是良心、良知。良心、良知，就是人们内心的道德监督者。法律的功能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最起码的行为规范，有许多管不到的地方；舆论的功能更为有限，舆论只对那些对舆论有所顾忌的人有效；而且，舆论还有许多无法探知的事情。良心的基本特征是自律，就是用内化了的社会行为规范来约束和调节自己的行为。同外在力量相比较，良心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即使在一个道德沦丧和缺乏法治的社会，一个有良心的人也不会胡作非为。一个人要去做坏事甚至犯罪，不应归咎于他的欲望和大小，而应归咎于他的良心不以约束自己的欲望。进化论的创造者达尔文认为：良心是人类和动物之间一切差异中“最重要的差异”，“是人类所有属性中最为高尚的属性。” 人的良心是从那里来的？有了亚当.斯密和休谟的同情之说，良心、良知就容易解释了。良心、良知，并不是天赋和神授的，而是来源于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感、情感互通的同情心。一般人都是有良心的，不过，由于人们的心理素质不同，良心对欲望的控制力、调节力也不一样。善良人妨碍他人的欲望也有萌动和滋长的时候，不过，他的自控力、自制力较强或者很强，他能够用良心去控制和战胜不道德、不合法的欲望。有些人在做坏事的时候，良心也曾经发现过，但是，良心没有战胜私欲的诱惑。还有一些人，做过坏事以后，良心才会发现，甚至临死的时候，才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些人，良心和约束力极弱，产生了人格障碍。最严重的人格障碍，是仇视人类、仇视社会、仇视文明的病态人格。这些人的良心和良知已经泯灭，处处同人类作对，同文明社会作对，不惜进行毁灭人类、毁灭文明的罪恶活动。这种人就叫做灭绝人性，丧心病狂。当代的国家和非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他们毁灭人类、毁灭文明的思想和行为，已经渗入骨髓，是不可救药的，只有坚决加以打击。从以上情况看来，良心，是人类道德的底线。

1、专著《为企业文化建设正本》（32万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发行）； 2. 《生-升方略——企业管理规范化模块操作》（万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发行）； 3. 《企业规范化管理实施的18个模板》（24万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发行）； 4. 专著《决战十大竞争力》（45万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发行） 5. 专著《中国式管理系统实施方法》（50万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发行） 6. 专著《企业规范化管理标准体系》（78万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发行） 7. 专著《企业规范化管理实施方案》（108万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发行） 8. 专著《管理学新原理——卓越管理的理论和方法》（39万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发行）

《为企业文化建设正本》

中外管理思想比较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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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哲学文化思想比较论文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以下是我整理的中西哲学比较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从近代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开始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西方在综合国力，人口素质，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无疑已经领先了中国，而到了现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要从各个方面借鉴西方。为什么拥有更加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到了近代却大大落后于西方呢?在我看来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方法论的哲学占了很大的原因。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起源开始就已融入西方文明的血液之中。因而我们就要了解研究西方哲学，并与中国哲学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建立事物一元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人类的思想认识能力、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本源事物。

二、西方哲学来源

哲学(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ία”转变而来,意思为“爱智慧”，或是比较少用的“智慧的朋友”。在汉语中“哲”这个词是聪明、智慧的意思，中国古代把聪明而有智慧的人称为哲人，所以，中国近代以来，就把关于智慧的学问称作哲学。哲学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有众多分歧的观念都被视作为哲学。皮尔金哲学辞典中定义哲学为“有关思想，行为，与实在中最基本与普遍的概念。”皮尔金百科中提到哲学与科学的差别在于，哲学问题的答案不能仅由经验证据来得到。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被牛津哲学辞典所挑战:“二十世纪晚期...偏向于将哲学思考视为对于任何一种智识探索的最好实践”。的确，许多早期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观察最后都形成了现代科学对于众多课题上重要的基础。

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具有人的形象和人的感情。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永生不死的,他们比人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和命运。奥林匹斯山的12个主要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力的化身。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

古代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的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三、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观点

柏拉图指出：“thauma”(惊奇)是哲学家的标志，是哲学的开端。柏拉图满蕴深意地说：“iris”(彩虹，虹之女神，宙斯的信使)是“thauma”(惊奇)之女，并无误溯其血统。“Iris”(彩虹)向人传达神的旨意与福音，哲学是由惊奇而发生，在其注目之下，万物脱去了种种俗世的遮蔽，而将本真展现出来。由此，它把自己展现为一种真正解放性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

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小逻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1772—1801)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

四、西方哲学的东行脚步

1874年日本的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用汉文“哲学”翻译从希腊文philosophia 转换而来的英文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将西周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中国清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只有单独存在的“哲”和“学”这两个动词。“哲”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哲这个词指人们通过思想认识活动，使被遮蔽的智慧和道理显明出来这种事情。“学”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模仿、实习、再现。学这个词是指个人通过模仿、学习、再现事物的活动，获得知识和能力这种事情。哲与学两个单词合在一起组成的哲学一词，其词性是动词，其含义是指人们为了明智、明理、提高思维认识能力所进行的学习认识活动。

西学东渐哲学进入中国后，学界发生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有无哲学的论争。认为中国有哲学的人把哲学定义为：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且要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

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

从西方学术史看，科学是哲学的衍生物。后来，科学独立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科学与哲学有互动关系。科学产生知识，哲学产生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哲学，是专门研究有关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为科学总结了许多理论模型，但这也只是解释了科学，并不是可以指导科学。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

五、中西哲学的差异

有人说，一个苹果，东方思想在于领会整体，而西方则一层层剖析。

在前文中已阐述了西方哲学的起源，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

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总得来说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从起点和终点来看，两种哲学出发不同结点也就不一致。西方哲学崇尚灵魂自由，重过程;中国哲学更多功利性，重结果。前者是为个体的，后者是为社会的。西方哲学更注重思辩的过程。“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更甚于发现真理的本身”，莱辛的这句话就是对古希腊哲学家的最好概括。正因为这样，希腊哲学家被称为科学哲学家，而中国哲学家被称为社会哲学家。

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的学说不具有思辩性，只是道德的伦理的说教。黑氏曾经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里评论过孔子：“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孔子的书籍没有被介绍到西方，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遗憾的是，黑格尔翻阅了孔子全部的书籍，所以，孔子就成为批判的靶子。

古希腊哲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就如同对生命本质的热忱一样。泰勒斯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哥拉斯因为发现了勾股定理而举行百牛大祭。公元前3世纪，当罗马战车开进叙拉古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老人正在沙地里研究一个几何图形(希腊哲人几乎个个有这个爱好)，军人要带老人去见罗马统帅，老人示意不要打断他的思维。军人拔剑把老人杀了，当剑劈来的时候，老人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不要踩坏了我的图”，这个老人就是阿基米得。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求知的本身和过程怀有多么强烈的热忱，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哲学则更重视哲学对他人的引导，强调哲学的社会性。《列子》记载的“两小儿辩日”，很说明问题。孔子东游，碰上了两个小儿在辩论，一个说日出时太阳近而日中远，，因为日出时太阳大，而日中小;另一小孩则反之，认为一个反之，日出时太阳远而日中近，因为日出时太阳凉而日中时太阳热。小儿问孔子，孔子不能解释。两个孩子嘲笑道：“孰谓汝多知乎?”(谁说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呢?)。显然，按照孔子的智慧，这不应该是个问题，问题是：他压根儿就对自然现象兴趣索然。

东方哲人也提出了本原是什么，至于过程，你自己去领悟吧!一个“悟”字淡化了探究人生真谛的思辨过程。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于地如何法天，天如何法道，道如何法自然，三如何生万物?你自己去感悟好了。列子说，是我乘着风呢，还是风乘着我?庄子亦如是，是我化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我?就文学而言，诚为极高的浪漫主义情怀;就哲学言，实在是一不可知论的怪圈。怪则怪矣。于是，轻松逃离了对具体事物的认知。

在希腊哲人看来，求知是人的天性。作为爱智慧之人，就应穷究宇宙的来源，探索万物

的根本，诘问人生的目的。在不断地探究和追问中学得知识，并获得灵魂自由、思想奔放，享受真正的快乐。而中国先哲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热衷于探讨和改造社会，把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

六、哲学的价值及对当代中国的借鉴作用

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

哲学也可以说是理性对于信仰的研究，同时还有理性对人与自然规律的总结。

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

哲学还是对人的自我一种定位的工具。

哲学不等于面包，但是哲学相当于吃面包时涂的蜂蜜。哲学的任务是更好的指导人们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注重成果，即唯结果论。这或多或少已经影响到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但是纵观当今世界，每当世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往往是当年发现时看似毫无用处的技术，按中国唯结果论的观点无疑会忽视这些技术。而当今中国已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机遇下，若让这种思想继续盛行，那无疑会让中国错过不少机遇，所以西方哲学重视追求真理过程的观点更值得中国的借鉴与学习。中国要实现新的飞跃，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必须结合中国哲学固有的特点，同时研究，分析，借鉴西方哲学，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来指导实践，指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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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包括三大系统：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每一个哲学系统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特殊概念、范畴，有自己的特殊问题，有自己的特殊见解。研究比较哲学很有意义。我对印度哲学没有研究，所以只能讲一下中西比较的一些问题。在中国也有许多派别，其见解也不一样，像儒家、道家、墨家彼此就不一样；后来的理学也分不少派．也都不一样，情况是复杂的。西方哲学更是如此，古希腊就有不少派别，到近代、现代，西方哲学派别更多，所以很难笼而统之地讲，西方哲学怎么样，中国哲学怎么样。我今天讲的中西哲学比较，主要是就中国大多数思想家的思想与西方大多数思想家的思想作相互比较，其中有许多例外，中国哲学里边也有许多特殊的思想家，西方哲学里边也有许多特殊的思想家，这些复杂情况都应该注意。一、中西思维方式的异同中国哲学表现一种思维方式，西方哲学表现另一种思维方式，彼此很有区别。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分析，西方分析思维比较流行，比较占势力。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尤其近代西方哲学，分析方法很流行。恩格斯也讲过，在古希腊辩证法比较多，古希腊许多哲学家都是辩证法家。到了近代，恩格斯用了一个名词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说在十六世纪以后，西方就出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辩证法不太受重视了，把事物看成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个名称是黑格尔提出的，事实上这个名称并不合适，因为形而上学还另外有一个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著作《神圣家族》里边也讲到形而上学，那就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玄学、本体论的意思。后来，恩格斯采用黑格尔德用发，把英国培根、洛克以后的科学思维方法叫做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现在这个名词比较流行了。可是中国哲学从古代一直到近代，比较占势力的是辩证思维。可以说西方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主，这是大概讲讲。事实上中国也有分析思维，在中国有儒家、墨家、道家，墨家是比较注重分析思维的，可是墨家到汉朝以后就断绝了，分析思维就不太占势力了。中国的辩证思维起源是比较早的，老子讲"正言若凡"（《老子》第七十八章），就是说一句话看起来是反面的，其实有深刻的含义。他讲"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老子特别强调这个"反"，这个"反"用黑格尔的名词说就是"否定性"，老子认为一切事物后来都归于否定。孔子讲"叩其两端"(《论语．子罕》)，遇到什么问题，从两方面来考虑，问题就解决了。孔子的"叩其两端"也是辩证思维的一种表现。从老子、孔子开始，中国的许多思想家都有辩证思维，到宋朝张载，辩证思维尤其丰富，后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辩证思维也很丰富。在西方，也有丰富深刻的辨证思维，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赫拉克利特，他是西方辩证法的开端，所以现在西方有人讲赫拉克利特就是西方的老子，过去也有人讲老子就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中国的老子、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代表，不过，中国的辩证思维与西方的辩证思维有区别和不同之点。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可是他们所讲的也不一样。中国哲学讲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特别注重统一、注重和谐，认为和谐、对立的融合是最重要的。赫拉克利特特别强调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这说明中西都有辩证思维，可是其重点不一样，直到现在亦是如此。关于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前两年有个美国哲学教授巴姆（Bahm）到北京来，他是专讲比较哲学的，写了一本书叫《比较哲学》，他对中国哲学、印度哲学都很感兴趣，对西方哲学更有研究。他说中国、印度和西方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他画了三个图，表示三者之不同。西方的思维方式：是A就不是非A，是非A就不是A,把肯定和否定分析得很清楚，这个就不是那个，那个就不是这个。在印度，说A不对，说非A也不对，把A否定了，非A也否定了。你说这个东西是这个不对，你说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也不对，根本就不能说，这是印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这个太极图表示阴阳互补，相反相成，相灭相生。巴姆认为中国的这个思想比较深刻。他是个大物理学家，他很推崇中国?quot;阴阳鱼"。我附带谈一谈阴阳鱼太极图的历史。在过去很多人认为阴阳鱼太极图出于唐朝，现在经过考证，确认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是南宋末年才出现的。在宋代有个哲学家叫周敦颐，画了一个太极图，他那个太极图就是一个大圆圈，周敦颐当时并没有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是在周敦颐以后，到南宋末年，才有人画了这么一个图。现在阴阳鱼太极图很有名了，他表示中国辩证思维：两端互补，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有一定的水平，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遗产。中国古代哲学关于辩证思维、关于对立统一可以说有很多很深刻的思想，值得研究。西方的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即分析思维方式，在历史上很起了作用，从十六世纪培根、洛克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起来了，西方自然科学就是靠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靠分析思维，通过分析、通过实验，自然科学就大大发展起来。所以，现在我们是要发扬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同时也还要学习西方的分析思维。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两方面都有，它一方面讲辩证法，同时也是注重分析的。我认为分析思维也是很重要的，过去，中国儒家、道家都不重视分析思维，这是一个缺点。列宁有篇文章《谈谈辩证法的要素》，其中有一条就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列宁讲辩证法是注重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结合。这是辩证法的一个要素。二、中西本体论的异同所谓本体论在英文就是Ontology，有人将其翻译成本体论，有人翻译成玄学，有人翻译成实体论，但是与西方本体论有很大的区别。西方本体论学派很多，意见彼此也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讲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本体与现象是两个方面，本体是现象的本体，现象是本体的表现。西方尤其是唯心论者有这么两句话?quot;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这就是说，本体是实在的、是真实的，可是它自己不能够表现出来；现象是表现出来了，可是它不是真实的，只是本体的表现。这种思想在西方新黑格尔主义那里特别强调。这个观点在印度也一样受到强调。但这个观点曾在二十世纪受到西方一个大哲学家的反对，这个哲学家叫Whitehead(怀特海)。他认为，西方近代以来，都是把现象和本体分成两截，他起了个名词："bifurcation of nature(自然的两分)"，把整个自然分成两片：一片是真的，一片是假的；一片是实在的，一片是虚妄的。他认为这种分法是根本错误的。怀特海反对对自然的两分，他说我就是讲这个自然，自然不应该分成两片。中国自古以来，许多大哲学家都是不讲本体与现象对立的。认为本体与现象是统一的，又有区别，又有统一。中国哲学认为，本体是实在的，现象也是实在的，并没有虚实的区别。在中国讲本体与现象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呢?是一种本末、源流的区别。一方面是本，一方面是末；本就是本来就有，末就是后来才发生的、后来才衍生出来的；源流，源就是起源，流就是后来才产生的。中国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本体是根本、是实在的，现象虽然不是根本，可也是实在的，这是中国本体论的一个特点。南宋初年有一个哲学家叫胡宏，他批评佛教说："释氏……于一天之中分别幻华真实，与道不相似也。"(《知言·往来》)胡宏的话表现了中国哲学家的一个态度，即认为现象也是实在的。北宋哲学家程颐有两句话表示体与用的关系："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易传序》)体是根本，用是体的表现，一源是讲二者是统一的，显就是表现出来的，微就是里面深刻的内容，二者没有间隔，而是相互统一的。这句话表明了本体与现象虽有区别，但仍是统一的。这就是中国本体论的特点。因为中国哲学本体论有这么一个特点，与印度、西方都不一样，不容易了解，但表现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深刻思想。现代有个哲学家熊十力先生，他讲哲学特别强调这?quot;体用一源"，他反对西方体用两分，认为那是错误的。也有人不了解中国哲学的这个特点，于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完全是用西方的模式套中国的哲学，我认为是错误的。中国哲学讲体用一源，与西方哲学把体用分开是不一样的，但中国的体用一源也是本体论，不能说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中国哲学不仅有它的特点，我认为它的特点还是比较深刻的。三、中西哲学根本范畴的异同西方哲学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中国哲学也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在中国哲学中，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很难翻译成外文；西方哲学中，许多概念、范畴也很难翻译成中文，各有各的特点，必须了解他的真正意义。这点对研究哲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真正了解中国哲学一些范畴的真正含义，这是很细致的功夫，不容易做到。在中国哲学里边有这么几个概念，很难翻译成外文。第一就是"道"。老子提出这个道来："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认为这个道"先天地生"，就是世界的本体。那么这个"道"怎么翻译呢？这就很难了。现在西方人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大多数都是用音译"dao"，也有人用意译，译成"way"，可是"way"就很难表示"道"的许多含义。在西方哲学中也有个观念"逻各斯"，这个逻各斯跟老子的道很相近似。一方面逻各斯指世界的根本规律；老子那个道也当"说"讲，"道可道"的可道之"道"当"言说"讲，西方的逻各斯也有说的意义。但道还有许多特点，翻译成"逻各斯"也不行。现在西方大多数人都翻译?"dao"。西方人对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很感兴趣，《道德经》在西方已有一百多中译本，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翻译。第二就是"气"。在中国哲学中，气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气跟西方所谓的物质、原子比较接近，气表示一种物质存在。可是中国的气跟西方所谓的物质又不一样。西方所谓的物质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广袤性，就是extension，是占有空间的一种存在，中国的气也是占空间的存在，这点是一样的。可是西方认为物质具有惰性、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必须加以推动它才动。而中国的气有运动性，从先秦时期到宋明时期讲的气，一直都是会运动的，有运动性，没有惰性，当然它有动也有静，在它的内部包含有运动性。这点与西方所谓的物质就很有区别了。现在西方人研究中国哲学、中国科学，想法子翻译这个气字，有许多人把气翻译成"生命力"，因为这个气是会运动的。事实上，中国的气跟所谓生命力分属于两个层次，有气的东西不一定有生命，所以把气翻译成生命力也是错误的。近来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翻译法，把气译成"能"，即所谓的"energy"，可是气也不仅是"energy"。我认为，气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西方讲的"mass"；同时又包含"energy"，它是质量与能量的统-。中国的气这个概念既包括能又包括质，是一个很深刻的概念。西方的物质还有一个特点叫不可入性，这个物质不可能进去，不能进到物质里边，除非把它破坏了。中国的气与西方的物质就不一样了，它有可入性，你可以进入气里边，也不破坏它原来的实体。所以气这个概念还是一个很神妙的概念。第三是"神"。中国哲学中还有一个很难懂的概?quot;神"。中国哲学里边所谓的神有三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指天神、上帝；第二层意义指人的精神作用、思维作用；第三层意义指微妙的变化，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传．系辞上传》第五章），阴阳互相作用非常神妙，这种情况也叫作神。如果碰到一个神字，就认为这是在讲上帝，认为是有神论，那就是完全错误了。中国许多哲学家讲神，她不是在讲上帝，他是讲"阴阳不测之谓神"。这个概念也很难翻译成英文。第四是"诚"。这是一个更为深奥的概念，"诚"就是诚实的诚，可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把诚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作为哲学的一贯根本概念。这个诚应该怎么讲？宋朝朱熹讲诚时说了句话?quot;真实无妄之谓诚"（《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真实无妄怎么讲呢？一方面是真实，是实实在在的；另一方面是无妄，就是没有偶然性，是必然的。所以这个诚表观了两层含义，一层是实在性，另一层是必然性、规律性。黑格尔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凡是合理的都是观实的，凡是观实的都是合理的"。中国的这个诚字就把现实的与合理的两方面结合起来了。（《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t961年6月版，第11页。）这所谓诚，意义相当深刻，不容易理解。研究中国哲学，应该深入了解这些范畴的意义，不能从表面上看。西方哲学也有许多概念很难翻译成中文，最显著的就?quot;being"。"being"可以说在古希腊哲学中是最重要的概念、最重要的范畴。这个范畴怎么翻译呢?这很成问题，一直到观在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翻译方法。过去都翻译成"有"或者"存在"，有人认为这样翻译跟它原意不合，有人就翻译成"是"。英文"being"是从"to be"变来的，它是从一个动词变成一个动名词，表示"是"，也表示"存在"，过去很多人都把它翻译成"有"。黑格尔的《逻辑学》第一章就讲"being"，一般都译成"存在"或"有"。有人认为古希腊的"being"译成"有"或"存在"都不合适，认为应翻译成"是"。可是在中文里的"是"没有存在的意思，所以译成"是"就很难理解。现在一般都译成"存在"或"有"。有人提议，应该翻译成"是者"，但这个"是者"很别扭，不像中文。这就表明西方有一个根本范畴，很难译成中文。关于英文的"to be"，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不用"是"字，事实上这样理解是不对的，中国古代是有"是"字的，可举《论语》上的两句话为证。孔子有一天坐着车赶路，碰见两个隐者问路，那隐者就说："父执舆者为谁？""为谁"这个"为"字就是现代的"是"字。子路就回答说："为孔丘"，即是孔丘，隐者又说："是鲁孔丘欤？"是鲁国的孔丘吗？可见中国古代就有这个"是"字。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是字，是错误的。但是这?quot;是"字是作为联系词来用的，用它来翻译"being"是不恰当的。笛卡儿有一句话很有名："我思故我在"，我在这儿思想所以我存在。如果直译，按照原文就应译成"我思故我是"，就很难理解。以上表明西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范畴"being"很难译成中文，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对此必须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其次．从中国语言跟西方语言来作比较，中国话里边有时两个名词有区别，而在西方没有区别。比方中国的"兄弟‘，哥哥跟弟弟是两个词。在西方，"兄弟"是一个词brother，它不分是兄是弟。中国的"心"字，在西方用两个名词来表示：一个是"mind"，会思考的那个心，还有一?quot;heart"，即心脏，所以西方人动感情就用"heart"，把"mind"和"heart"分开了。中国就是用一个"心"字,心脏也是用这个"心"字，思维器官也是这个"心"字，这就比较模糊了。而西方所谓"being"把"是"与"存在"合而为一，意义也比较含糊。还有一个跟哲学关系不大的名词"国家"。中国哲学中的"国家"就是这么一个词，西方就分开了：一个是"state"，一个是"country"，一个是"nation"。"state"是国家机关，"country"是邦域，"nation"是民族，西方的邦域跟国家机器是两个名词，中国就是一个名词，意义也是比较含混。中国哲学有时用一个名词，西方哲学分成几个不同名词来表示，从这一点说明分析思维还是比较清楚的。四、天人关系与主客关系现在有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中国哲学讲天人关系是怎么讲的？是不是也讲主客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天"字的意义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本来天就是头上的天；后来天有时候表示上帝，表示最高的神，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这种天后来的哲学家称其为主宰之天，因为它是万物的主宰。有些哲学家即承认主宰之天，又不承认主宰之天，他的思想采取一种模糊的形式，在那里动摇。有时认为天就是"最高原理"，像孟子所谓天就是指最高原理。从战国时代起，有些思想家所谓天表示整个自然界，像荀子等所谓天就讲自然界、大自然?quot;天人合一"中所谓天指自然，用的是"天"的第三个意义。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讲"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汉朝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是董仲舒，他讲了一句话叫"天人之间合而为-"（《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的关系是合而为一的。可是董仲舒的天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上帝；另一个是头上的青天。他认为上帝就是头上的青天，头上的青天就是上帝，并认为上帝、头上青天与人有相似之处，"天人相类"(《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他提出这么一句话叫"人副天数"，天有许多数目，人体也表现了许多数位，彼此相合。最显著的例子，天是每年有十二个月，人的身体上有十二根大骨头，这就跟天相符合了。这种思想完全是牵强附会，是一种浅薄的思想。宋朝张载也讲"天人合一"，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四个字来。张载提出"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主要是反对佛教，他说佛教否定天的客观性、否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说自然界也是客观实在的，天和人都是客观实在的，彼此合成一个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张载用八个字表示天人合一的思想："乾坤父母，民胞物与"（正蒙· 干称）。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人类万物的父母，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产生的，他还说我讲父母是个比喻而已。"民胞物与"，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伙伴、朋友。现在"民胞物与"这四个字很流行，就是从张载开始的。总之，张载认为，人是自然界所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自然界中许多动物、植物都是跟我同时存在的，应该爱护它们。这就是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意思，后来这个思想很有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有人讲天人之分，不赞成天人合一。这有两个代表：一个是荀子，他说了解天人之分的人才是最高的人；一个是刘禹锡，他讲"天人交相胜"（《天论上》），就是天有天的特点，人有人的特点，天的特点超过了人，人的特点超过了天就叫"天人交相胜"。天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能够生长万物，万物弱肉强食；但是在人的社会就不一样，建立了道德法律，有力气也不行，必须有贡献才受到褒扬、受到尊重。所以在中国哲学里边有人讲天人合一，有人讲天人之分。天人合一这个思想包含爱护自然界，维护生态和谐的意义。这些年来许多西方思想家也强调人与自然有不可分的关系，这就与中国哲学所谓"天人合一"的思想相近了。西方传统思想强调克服自然，战胜自然。自然科学就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可以用知识战胜自然。从培根以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方用科学技术战胜自然，可以说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破坏了自然，受到了自然的惩罚。恩格斯也讲过这个问题，西方在许多问题上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恩格斯特别强调精神与自然界的统一。中国古代也讲主客关系。主体、客体这两个名词在中国古代没有，可是有相类似的名词。在中国古代讲"己"与"物"的关系。"己"就是自己，也就是主体，"物"就是外物，也就是客体。如果认为中国古代完全不讲主客关系，那不符合事实。《中庸》讲不但要成己还要成物，不但要完成自己，而且要帮助外物达到完成状态；同时还讲"合内外之 "，内就是主题，外就是客体。但是西方特别强调主客关系还是比较突出的。我认为天人关系、主客关系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几年很多人都强调主体性，可是客体也应受到重视。如果只讲主体，不讲客体，那也是片面的、错误的。列宁的《辩证法的要素》的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既要讲主体性，也要讲客观性，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五、中西人生理想的异同在人生哲学方面，中西有什么不同呢?中国比较重视人伦，西方比较重视个人、自由，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点。中国哲学讲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每一伦有个标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国哲学家特别是儒家非常强调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人伦关系里边，应该遵守人伦的原则。人伦关系内容比较复杂，君臣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夫妇、父子也都有不平等的情况。这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缺点，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种不平等的人伦关系应该打破，在五四运动批判旧道德，反对旧传统，主张是?quot;三纲"。五四运动起了进步作用。西方比较强调个人自由，哲学上讲原子主义，一个原子就是一个原子，不互相依靠。每一个人也像原子那样不互相依靠。强调个人自由、.个人独立性。中国虽然讲人伦，但是另一方面也讲个人的人格尊严，这是儒家、道家的一个特点。君臣关系，臣也不是绝对服从君，要是君采纳臣的意见，对臣表示出一种尊重的态度，那么臣就可以为君服务，帮君的忙。假如君对臣不尊重，那臣就辞职、离开。孔子有两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所以儒家一方面讲臣民要为君服务，另一方面也讲臣民有人格尊严，这是儒家的一个特点。孟子讲得更明确，他说生命是很重要的，可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就是人格尊严，他比生命更可宝贵。故儒家有一个传统，就是"士可杀不可辱"。道家更是强调这一点，讲个性自由。孟子提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内在价值，是绝对不能剥夺的。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道德觉悟。可以说，中国古代有"天赋价值论"，而缺少天赋人权的观念。中国天赋价值是从道德方面讲的，西方的天赋人权是从法律方面讲的。最后谈谈中国哲学的前途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其实，鸦片战争前，西方许多哲学家对中国哲学也很欣赏，也很赞扬。中国现在确实应该向西方学习。中国的革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才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要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方法问题很重要，既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又要吸取西方的分析方法。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价值观问题。我们要正确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理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总而言之，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中西方思维方法的比较研究论文

一、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主要差异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存在着诸多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在这些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国文化数千年来在一个相对不变的宇宙观、政治制度、伦理信条、人生理想中毫不间断地延续下来;只有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民主制度, 并以大起大落、重心不断转移的旋律突飞猛进,成为人类前进的火车头。那么这样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或许可以从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探究一番,因为在思维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论的循环,使得二者能够相互生成。正是中西方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导引出中西方文化发展的不同轨迹,从而使中西方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特征。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中西方人眼中的世界是不同的,均按照各自的文化精神、宇宙观来思考和理解这个世界。(一)感性直觉思维与理性逻辑思维中国传统思维重视感性直觉思维,西方传统思维重视理性逻辑思维。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头脑羞于抽象的词藻,喜欢妇女的语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直觉去揭开自然界之谜”,这些话虽然极端,但不乏几分道理。中国自古以来逻辑学不发达,不善于理性的分析和逻辑思维,抽象水平很低。我们把两千多年前的墨家几何学和欧几里德几何学来进行比较,墨家几何形成“端”、“尺”、“区”、“中”、 “平”等概念,而欧氏几何则形成“点”、“线”、“面”、“长”、“宽”、“高”等概念,显然“点”比“端”、“线”比“尺”、“面”比“区”,要抽象得多,已经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经验概括和抽象概念的区别,端、尺、区仍停留在直观性和形象性的层次上。今天许多人写文章仍喜欢用比较形象的词语表达深奥抽象的理论。如写作理论把直截了当的开头称为“单刀直入”,把巧妙地指出文章的主题叫“画龙点睛”,把轻描淡写称为“蜻蜒点水”。中国的形容词、成语特别多,几乎每个词都有一个意象,而抽象名词又特别少,这样使得优美、富有意境的汉语诗歌、散文翻译成西方语言时往往失去了原来的韵味;而西方的科学论文翻译成中文,又很难找到相近的词语表达,以致近现代一些翻译家不得不大量创造一些新的词汇适应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中国传统思维重内省顿悟、重类比推理,先直觉到某一真理,然后再用多种具体比较和形象寓意阐述。如论证“阴”和“阳”普遍存在,举出天地、日月、男女、君臣、气血等作以说明。这样一来,可能会产生出许多天才的联想,但却缺乏严密性和科学性。西方重实验验证、重归纳和演绎。爱因斯坦把西方科学思维归结为形式逻辑和实验。形式逻辑使概念确定,实验使概念具有数学定量化的公式,并有一最终对正确和错误进行评判的标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我国古代有世界最早、最丰富的哈雷慧星的观察记载,但计算出哈雷慧星的周期、轨迹的反而是哈雷和牛顿。(二)整体性思维与解析性思维“以整体性为特征的‘元气论’和以个体性为特征的‘原子论’分别对中西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者横向铺开,注重事物的相互关系和整体把握;后者纵向深入,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中国人的整体观念根源于对自然界的朴素认识,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对应,把一切都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这种思维方式善于从客观的具象出发,通过类比联想对客体进行抽象,寻求其普遍性。这种多方向的类比联想包括从个体到个体,从个体到一般,从一般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体的思考,因此具有鲜明的综合整体特征。虽然这种整体观念比较容易把握事物发展的全貌,可是难以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从而只能得出停留在现象上的结论。

浅谈中西方语言、思维与文化差异的现代思考论文

摘要：以英、汉两种语言的形式和表达习惯为切入点, 进一步印证萨皮尔-沃尔夫假设有关语言决定思维并影响思维的基本结论。在二语习得中要注意两点:其一, 通晓外语首先要精通母语;其二, 中西各个领域长期、深入的交融, 可能造就出一大批从思维到行为上汉化的西方人和西化的中国人, 其前提是精通双语。

关键词：语言; 思维; 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比较;

中西文化比较的根本应是透过众多中西文化差异的表象, 挖掘出这些差异的本质, 如是, 才有益于更准确地研究和把握好中西比较这一内涵丰富、纷繁复杂的课题。由此,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文化比较之源, 换言之, 有关中西文化比较所有问题的研究, 都可能归结到两种语言及每一语言对各自使用者思维的影响这一维度上。

一、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语言决定论”由萨皮尔提出, 指出语言不仅反映文化与行为, 而且与思维模式互相影响, 并由此得出“语言决定论”的结论, 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模式, 语言的用法或结构会反映出人类的习惯或模式。“语言相对论”是萨皮尔的学生沃尔夫提出的, 认为语言不仅影响思维, 也同时影响认知。萨皮尔-沃尔夫假设提出迄今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一直以来, 学界对该假说的评价众多, 批评之声尤甚。角度不同、研究对象迥异, 自然难有定论。不妨以汉语、英语两种语言的差异对其使用者思维方式的影响为例, 来探讨萨皮尔-沃尔夫假设的理论解释力。

1. 汉、英语言形式的差异对思维的影响

(1) 文字起源的差异。汉字源于象形文字通过其字形可引发意义上的联想。因此, 汉语有助于使用者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英语属于拼音文字, 字形和意义没有直接的联系。为了清晰地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 词与词之间需要形成特定的语法逻辑关系。因此, 对某一概念的认识必须遵循由定义到推理的思考过程, 这就促进了英语使用者抽象思维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

(2) 语言结构的差异。英语隶属印欧语系, 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英语结构紧凑, 汉语结构松散。英语中频繁使用关联词, 句子是由各种连接词衔接而成;汉语中则很少使用关联词, 句意的通顺依靠意义的连贯, 依靠体会和领悟字面之外的深意。由此可见, 英语语言结构呈现的是分析思维, 亦即逻辑思维;而汉语结构呈现的则更多是关联思维而非分析思维。

2. 汉、英语言习惯的差异对思维的影响

(1) 复合句语序的差异。英语注重形合, 即侧重形式, 注重结构严谨, 因此, 英语复合句的语序表现为以谓语动词为轴心, 运用各种形式的关联词, 把句子的其他成分嵌扣在主句的主谓结构前后, 呈现出由中心词向外扩展的空间图式;而汉语则体现为意合, 其复合句的语序多遵循时间顺序或事物发展过程, 体现为句子形式和表达内容的一致性。英、汉复合句语序的不同, 反映出的是英语的分析与逻辑思维和汉语的直觉思维之间的差异。

(2) 叙事顺序的不同。汉语叙述和说明事物的习惯是由大到小、由一般到特殊、由整体到局部, 其思维方式表现为发散型思维;英语叙事和说明事物时习惯于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到整体, 其思维方式表现为分析性思维。

(3) 语态使用的差别。英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同等重要, 句子主语的选择也不局限于人称主语;相反, 汉语中的句子通常以人称作主语, 以使用主动语态为主, 大量的被动句都习惯以主动形式表达。英语、汉语语言表达在语态使用习惯上的不同, 体现在思维上就是英语重逻辑、重客观思维, 而汉语则重主观思维。

(4) 语篇展开方式的差异。英语篇章的组织和发展呈直线型, 英语段落通常以主题句开头, 直截了当点明段落的主题, 接续的各句都围绕该主题展开, 属于典型的演绎与归纳型段落, 而汉语的篇章发展呈螺旋型, 篇章的主题绝大多数不通过直截了当的方式点明, 而是从各种角度间接阐述出来, 习惯于先分后总, 先因后果。英、汉语言语篇展开方式的不同, 表明英语思维是线性思维, 而汉语思维则是螺旋式思维。

3. 语言对思维的影响

基于前文对英、汉两种语言之间语言形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异所体现出的思维方式差别的比较与分析, 不难发现汉语的象形文字和英语的拼音文字从本源上决定了分别以汉语和英语为本族语的中国人与英、美等西方人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的必然性。象形文字所可能引发的形象思维、关联思维、发散思维、主观思维或直觉思维、螺旋式思维等, 都在汉语及其使用者方面得到体现;而拼音文字所可能带来的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分析性思维、线性思维等, 也都在英语及其使用者方面得以印证。由此看出, 至少就汉语、英语而言, 萨皮尔论述的“语言决定思维模式”不无道理。此外, 英、汉两种语言的语言形式及语言习惯对各自使用者思维的影响, 也在上文的比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 语言决定思维也影响思维。

二、中西方语言与思维之比较

中国哲学方式偏好运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获取和传达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有极大领悟空间的认识成果。西方的哲学思维则希望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获得和传递精确可靠稳定的知识, 因而它重视规则的缜密, 力求避免认识主题理解和阐释对象时的任意性, 重视认识的客观性和同一性。

1.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美国语言学家C·克拉姆契曾经指出:“语言表达着、承载着, 也象征着文化现实, 两者不可分。”美国人类学家E·萨皮尔强调,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即文化的载体是语言, 语言反映着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创造的精神财富, 也有自己的独特历史、文化、宗教以及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等。这些内容反映在语言中, 又通过语言予以表达与传播。不同民族的语言及其文化都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反映出的不仅是各自语言所代表的特定民族的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因素, 更是其观察世界、看待事物的思维模式及行为模式。

2. 中西文化差异更多源于英、汉语言之差异

文化差异的各类具象表现, 大多可归因为思维模式的不同。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 因而借助于直觉体会, 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即“以经验为基础, 通过由此及彼的类别联系和意义涵摄, 沟通人与人, 人与物, 人与社会达到协同效应。”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只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 而不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这种思维机制与生活保持着直接联系, 不向分析判断的抽象思辨发展。大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个感性的现象世界, 不可分析, 只可感觉。而西方思维则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在自然界的各种观察和实验中渗透着理性思维与哲学思辨的成分, 在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基础上, 利用理性思辨的力量对世界进行了解说。

基于萨皮尔-沃尔夫假设的“语言决定思维也影响思维”的理论, 比照两位学者总结的中西文化思维差异与前文探讨的英、汉语言不同引发的各自使用者思维方式的具体差异, 可以推论, “固定的思维模式”或“不同思维方式”主要源于语言的不同, 也就是说, 中西文化的差异更多地源于英、汉语言之差异。

三、结论

不同语言使用者因语言不同而存在思维模式的差别, 思维模式的差别导致行为方式的差异。沃尔夫认为:“我们关注的个体思维过程只能通过对该个体所说的语言进行深入的研究来确定。”所以, 中西文化比较应从语言比较入手, 语言差异应该是中西比较的始点也是归结点。吕叔湘先生曾指出:“对于中国学生有用的帮助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别……尽可能用汉语的情况来跟英语作比较, 让他通过这种比较得到更深刻的领会。”因此, 在二语习得中要注意两点:其一, 通晓外语首先要精通母语;其二, 中西各个领域长期、深入的交融, 可能造就出一大批从思维到行为上汉化的西方人和西化的中国人, 其前提是精通双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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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L·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6]吕叔湘.中国人学英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一)思维方式上方面，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分析、实证，剖析整体再加以综合;中国人注重直观、整体、经验。在西方哲人看来，只有思辨性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从古希腊时代起，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把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式作为认识和把握事物真理的最基本手段，并把“分析学”或“逻辑学”视为一切科学的工具。这种思维方式，推动了西方科学的发展。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导，而是基于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加以识别、理解和进行整体判断。与直观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体知”而不是“认知”。老子首创了“体道”说。“体道”，就是以心灵体验的方式去把握宇宙的根本之道。儒家是把认识的对象作为人类自我意识外化的伦理情感的整体来体验的，从中寻找对主体伦理、价值规范的印证。(二)价值取向方面，西方人注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中国人注重群体、社会、和谐。西方人的价值观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因此，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甚至把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令人难堪的事，以为接受别人的帮助是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他们提倡每个人应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越是表现出自我个性，越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意识很强，靠竞争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价值。中国古代一般把“竞”、“争”当作不好的事情，而提倡“忍”、“让”，缺少对公平竞争的尊重和向往。儒家学说强调的是“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道家学说强调的是“无为、不争、若水、争雌”，儒道互补，再加上皇权的愚昧与残酷，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比较缺少“竞争”的观念。中国人的价值观，强调群体意识，社会意识，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个人才能得到最大利益。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无私奉献的情操。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关怀是一种美德。但是个人竞争意识、拼搏意识不强，存在依赖性。(三)伦理道德方面，西方人注重个人放任，创新发展，张扬荣誉;中国人注重谦虚谨慎，不偏不倚。西方人崇尚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成就而自豪，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西方文化鼓励个人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西方人的家庭观念比较淡漠。子女一旦结婚，经济上必须独立，父母不再有义务资助子女。这种做法给青年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培养其独立生活的能力，但亲属关系比较疏远。中国文化在个人取得成就时，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而是提倡谦虚谨慎，反对“王婆卖瓜”。这种谦虚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是行不通的。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的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对待家庭，喜欢大家团聚，老人帮助照看儿孙，以备养老送终。虽然密切了亲情关系，但这种生活方式，不利于青年人独立能力的养成。(四)行为规范方面，西方人“重利”、“重法”,中国人“重义”、“重情”。西方社会由于强调以个人权利为基准，以追求私利为目标，因此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法律既可以保护个人的权利，也可以制裁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西方国家法治的发展是与人的权利价值观有密切关系的。

中国偏向形象思维，西方偏向抽象思维中国偏重于形象思维。中国的孩子从启蒙阶段开始，就会接触到大量运用形象类比手法的古诗词、中国寓言和成语故事等。在小学阶段，形象思维的培养和训练更多，如形声字、描写类作文的学习等。抽象思维在中国低年级教学中占比则相对较少。欧美等西方国家则偏重于抽象思维。在古希腊时期，逻辑学就十分发达，后来的三段论等推理的理念，也成为西方人思维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西方人的抽象思维也体现在对事物的定义上，和较宏观的、描述性的形象思维不同，抽象思维更多聚焦于微观、概括或概念。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论文

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教育的内容、方式、目的和结果，中西方在教育体系上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西方教育文化差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论中西传统文化中的教育思想》

摘要：孔子与苏格拉底是中西传统教育史上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教育思想，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源头。通过对二者的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真正认识到当今中西教育思想差异的源头所在，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中西方各自教育思想中的优势与不足，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关键词：孔子;苏格拉底;教育思想;差异;影响

孔子与苏格拉底是中西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教育思想上，两者可以看作是中西教育思想的源头，但是在不同的地域与文化差异的影响下，两者的教育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两者的教育目的，教育过程中确立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以及教育方法上。而这种差异有对中西传统教育思想以及日后中西教育的发展走向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差异

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差异主要有三个方面：教育目的差异，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差异，以及采用的教育方法的差异。

(一)教育目的的差异

孔子与苏格拉底生于不同的国家，但却处于一个相似的时代。两者都生在了一个社会转型和过渡的时期，孔子生活在我国春秋末期，正值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而苏格拉底生活在希腊城邦奴隶制的衰落时期。战乱之时，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两者都极力想挽救这场社会危机，重塑道德在人心中的地位。所以两者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教育作为重塑人的灵魂，提升人的道德观念的一种途径。两者都赋予了教育神圣而伟大的意义，都希望通过教育解决道德问题，从而达到最终的社会安定繁荣的目的。

从这点来看，两者实施教育的最初出发点是基本一致的，且两者的肯定了应该通过教育来实现人民道德的升华，但两者的具体目的却是不同的，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才造成了后来中西传统教育思想的不同走向，也对中西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

1、孔子的教育目的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让人拥有“仁”的具体道德修养，这也是孔子教育精髓与最高理想。“仁”是孔子要求培养学生具备的最高道德品德。仁涵盖了很广的范围，如忠，孝，城，信，智，勇，温，良，恭，俭，让，廉，和，宽，敏，惠，爱人等等。而仁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就是“孝”和“爱人”，其中孝是实现“仁”的基础，爱人是“仁”的核心。

孝是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行为准则，是实现“仁”的基础。孔子说：“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 [1](P3)孔子一直认为只有做到孝才能爱人，孝是爱人的本源和基础。孔子强调了孝中包含的情感意蕴，他认为孝无须其他理性的理由，它的依据就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而父母生养子女的恩情就是子女孝敬父母的终极理由。而孔子又把“孝”与“忠”联系了起来，他认为：“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者，能致其身。” [1](P3)在他看来，只有在家能尽到孝道的人在朝才能尽到忠君。把他的这种“孝”推及到了整个国家的治理之上，把这种父母子女之间的血脉亲情融入到了君臣关系之中，这种把治家之情、之理迁移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业之中，使得整个国家治理也处于这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之中。

爱人是“仁”的核心，孔子多次强调了爱人的重要性，在《论语》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1](P114)，意思就是说有仁德的人对别人要赋予爱心，对于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孔子要求为政者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1](P56)，即多从人民的利益着想，做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P41)孔子认为一个真正有仁德的人治理国家，必须做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1](P2)，“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1](P192)等等，由此可见，孔子在治国的问题上还是选择了情，要求执政者做到惠民、重民及养民，保持这种君民之间的浓厚情意。

这样看来，孔子的教育目的最终是把教育引向了一个道德伦理的高度，它强调仁，强调感情，这也是与苏格拉底教育目的的根本差异。

2、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

与孔子不同，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是“美德”本质的追求。美德就是善，而善又是苏格拉底追求最高的道德理想。在苏格拉底看来,之所以有恶的存在是因为无知，而有知识的人必定也是有德行的人,只有对善无知的人,才会去作恶。所以只要人人拥有了知识，人人就拥有了美德。这就是他的著名命题“美德即知识”[2](P232)的由来。

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像孝道、友爱等美德的具体表现表象，而是越过这些形式化的各种表象，去寻求永恒的美德的本质。例如在《美诺篇》里，苏格拉底问美诺什么是美德，美诺立刻就分别回答了男人的美德是什么，女人的美德是什么，苏格拉底讽刺他说：“当我只问你一种美德时，你就把你所留着的一窝美德都给我端出来了” [3](P153)，而这并不是他所要问的，他要问的是“美德本身”。因为美德“不论他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3](P153)对于美德，苏格拉底需要使人知道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美德行为，而更在于使人知道美德的本质。因为他认为，某些看似有很多知识的人之所以为恶，没有美德，就在于并没有真正地掌握普遍的永恒的美德，或者说，并没有真正地掌握知识。所以苏格拉底倾其毕生，教育学生去寻求美德的本质。

因此，苏格拉底最终把教育引向了一个哲学高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对美德，对真理的探求，与孔子选择情相对，苏格拉底选择了智。

(二)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差异

在实现各自教育目的的过程中，孔子与苏格拉底也确立了教师在教育中的不同地位，同时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师生关系。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存在根本差异：孔子确立了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师权威地位，从而建立了一种“师为上、生为下;师为主、生为仆;师为尊、生为卑”的师生关系;与之相对，苏格拉底却是在平等民主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中心观，建立了师生平等的师生关系。

1、孔子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确立

对于孔子而言，“仁”是他教育的目的，而“礼”就是他实现“仁”的途径，因此孔子要求每个人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倡“复礼”。[4](PP1-3)孔子所谓的“礼”，主要是指遵守等级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规范。这种规范，大而言之，包括国家内部上下的尊卑的社会制度;小而言之，则包括了人们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仪常识。这样看来，孔子的“礼”中不仅规范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之间的关系，也规范了师生之间的关系。正如他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1](P111)，这里面隐含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师师、生生”。对于孔子来说，“礼”中暗含的等级制度是绝对肯定的，正因为如此，在教师地位的问题上孔子强调教师的地位与权威的绝对性。而这种绝对权威的教师地位就要求学生的绝对服从，正如孔子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1](P160)对于他的学生来说，“畏圣人之言”就是对自己传授的东西的绝对服从，这就造成了学生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从而确立了以教师为主的教师权威地位。在师生关系上，孔子与学生虽然和睦但并不平等。正如孔子自己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1](P154)，意旨主张不同，互不商量。同时孔子也认为“刚、毅、木、呐近仁” [1](P126)，其实就是他“畏圣人之言”主张的表现。而这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中师生关系的一种体现，孔子遵循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师为上、生为下;师为主、生为仆;师为尊、生为卑”的关系，虽然和睦但不平等。

2、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确立

相对而言，生活在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却深受当时的民主政治的影响，而当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让他与自己弟子、学生之间确立了一种民主、平等的关系。无论是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还是在对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始终把自己的学生看作是教育和教学的主体，主张师生关系的平等，强调多元主体见的对话，而对话中充满了机智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都是对话的主体，都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与尤苏戴默斯关于正义的对话中看出。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中，苏格拉底采用了一种对话的形式，在对话中他提出问题，举出例子来证明对方思想中的不恰当之处，使对方认识到自己思想中的错误之处，随后再步步深入，最后使对方认识到自己的无知。[5](PP140-154)整个过程双方地位平等，苏格拉底并没有像孔子那样以权威自举，在他整个的教育过程中是对真理的探讨，真理才是最高的权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一定不能把对个人的尊敬看得高于真理”。[6]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由来。

总而言之，孔子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确立了以教师为主，过分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而苏格拉底在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确立了尊重学生，以学生为主体，不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而这种师生关系的差异也造成了两者在实践其教育思想时所运用的教育方法的差异。

(三)教育方法的差异

因为孔子与苏格拉底在教育目的及教师地位，师生关系上的根本观念的不同，两者在实现自身教育思想的过程中，也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1、孔子的教育方法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的最终目标是明白为仁之道，即是致仁，因此为了达到这种圣人之道，孔子强调教育不在朝夕，而重在省悟，做到温故知新，举一反三，所以对孔子教育方法的最好论述就是《论语?述而》中提到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P59)孔子主张在教育过程中要求学生首先必须拥有求知的欲望，即努力达到“仁”的愿望，然后再在合适的时机，对学生进行启发。在启发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反复思考，做到举一反三。如果学生达不到这个目的，教育就只有被迫中断，这里孔子强调了在教育过程中学生思考大重要性。《论语》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部孔子与弟子之间的问答语录中记载了，学生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孔子及时而恰当地予以针对性很强的回答，通过这一问一答，启发学生的思维，增进学生的学识。而在“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中有隐含了另一层含义，就是这个举一反三得出的最终结果必须与孔子自己坚持的“仁”的观点相符和，所以学生获得的知识永远不能跳出孔子的“仁”观念。而在教育过程中，孔子永远是处于一个教师的地位，学生只能永远向他请教知识。

2、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

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目的是寻求“美德”的本质，教人寻求真理。所以苏格拉底运用的教育方法是一种逻辑性强的辩证术――产婆术。产婆术分为四个部分：讥讽，助产术，归纳与下定义。[2](P232)具体来说，“讥讽”就是在谈话中让学生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然后揭露学生谈话中的自相矛盾点，迫使学生成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无所知。所谓“助产术”，就是用谈话的方法帮助学生把知识回忆起来，就像助产婆助产产出婴儿一样。所谓“归纳”，就是通过问答使学生的认识能逐步排除事物的个别特殊性，揭示出事物的本质普遍的东西，从而得出事物的“定义”。苏格拉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只有人们知道自己无知，才会去追求知识，所以若要教育他们，就必须先让他们自知其无知。虽然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也是一种启发性的教育方法，但是他并没有像孔子那样设下各种限制，学生可以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由的放飞自己的思想，通过不同的途径到苏格拉底最终获得真理的教育目的。

由此可见，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教育目的上追求着“仁”与“美德”的不同目标;在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上两者分别确立了强调教师权威的教师中心观与强调师生平等，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中心观;在教育方法上，两者通过举一反三与产婆术两种不同的方法启发学生，从而达到两者追求的不同的教育目标。而正是因为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中这些本质上的差异的存在，使得两者的教育思想对后世教育思想，文化发展走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差异造成的影响

(一)两者的差异对中西传统教育思想及文化走向的影响

孔子与苏格拉底追求“仁”与“美德”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目的导致了日后中西教育思想的不同走向，同时也给中西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孔子的“仁”教思想经过孟子等儒家后继者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注重道德修养，注重血缘亲情道德教育传统，让中国文化中充满了的人文主义精神，也使中国的哲学形成了典型的道德型哲学。而苏格拉底对“美德”的追求以知识为基础，注重对真知的追求，充满着理性，导致了西方重知识教育的传统。这种思想经过柏拉图等人的发展，形成了西方典型的知识型哲学，处处体现了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

(二)两者的差异对当代教育方式与教育效果造成的影响

两者在教育过程中确立的教师地位，师生关系及使用的教育方法也对现代教育造成了巨大得影响。在孔子以教师为主，过分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的影响下，我国学校教育过分地强调了学生的接受学习，对知识的死记硬背和顶礼膜拜。而对教师权威的迷信和崇拜，强调在师道尊严，尊师重道，因而造成了我国在教育和教学中只注重教师的作用，而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地发挥。教师总是教，学生总是被教;教师总是无所不知，学生总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教师总是在思考，学生总是被动地思考;教师总是讲，学生总是顺从地听讲，教师有主动作用，学生总是围绕教师转;教师是教育和教学过程的主体，学生是教育过程的客体;教师是知识的权威，学生只能听从教师。学生就犹如在水渠之中，一切早已被教师决定。在很显然，这一切都极大地阻碍了学生健康、主动、积极地发展，也不利于创新人才地培养。

与孔子不同，建立在苏格拉底民主平等，以学生为主体，不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上的西方教育更为开明与先进。教师和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教育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学生作为教育和教学的中心。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感悟，而不是对知识的死记硬背。教师和学生通过相互沟通、交流、对话来进行学习，不是把教师看作知识的权威而加以顶礼膜拜，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相互学习。在这种环境下学生更像是水流，在知识的道路上断的探索，而又没有绝对的结论。正如在西方教育一词education 的本意是“引导”的意思一样，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而已。这样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且促进了学生健康地成长和发展。

三、结语

由此看来，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有着根本上的不同：首先是教育目的的差异，教育目的是两者教育思想的发源，虽然两人都选择了教育作为塑造人的灵魂、提升人的德行以救治现实社会的手段，但是两者的目的是不同的，孔子旨在让人们拥有“仁”的具体道德修养，而苏格拉底的目的在于对“美德”的本质的追求。其次是两者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差异。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是实现教育思想的基础，孔子在教育过程中确立了以教师的地位为主的教师权威化，而苏格拉底却以民主平等为基础，确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师生关系。最后是教育方法的差异。教育方法是推行教育思想的重要手段，两者运用了不同的启发式教育与不同的方法原则，而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日后中西文化发展走向的不同――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差别。同时，这种差异又对现代的中西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教育中的教师的权威地位，学生填鸭式的学习方法与西方教育中的师生平等，在讨论中获得知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但是我们也必须得看到，虽然孔子与苏格拉底虽然有着不同教育思想，但是他们的根本目的都在于通过教育实现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我们在对两者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应该看到两者各自的有事与不足，应该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一方面要继承和弘扬祖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发扬中国传统道德教化的特色，认识并挖掘其现实价值，以从中吸取其精髓;同时也要批判借鉴西方文化资源中的精华，学习西方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思维特质，以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的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一种交汇与融合。

参考文献：

[1]论语[Z]. 杨逢彬，杨伯峻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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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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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源分析，通过对比研究，剖析其不同的自然观、世界观，寻求不同意识形态的表征语言。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禁忌文化对比研究

摘要：禁忌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现象，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大障碍，本文通过对中西文化禁忌的对比研究，提高人们的文化意识，避免交际冲突和失败，以此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关键词：禁忌;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能力

禁忌(taboo) 源于太平洋汤加群岛的Togan(汤加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指通过禁止人们实施某种行为或者回避某些话语表达对神灵的敬畏或达到消灾避祸目的的规范。由于文化不同，各国间的禁忌习俗也不尽相同。

禁忌是世界各国共有的文化现象，只是禁忌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禁忌几乎无处不在，按照禁忌的范畴来分，可分为宗教禁忌和生活禁忌，其中生活禁忌包含其中生活禁忌包含饮食禁忌、服饰禁忌、婚姻禁忌、丧葬禁忌等方面，本文主要从宗教和生活禁忌两个方面探讨各国文化的异同。

一、宗教禁忌

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不同的信仰，英语国家的人主要信仰基督教，另外还有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中国的宗教的有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宗教不同，禁忌也有很大差异。

1.基督教禁忌

基督教忌讳拜除上帝以外的偶像，进入教堂要严肃，保持安静，以表达对神的敬意。忌食带血的食物，忌衣冠不整和在聚会或礼拜中吸烟等。同时，在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人们都记得耶稣被叛徒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因此在耶稣受难日的当天，绝对不能从事与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有象征性联系的事情，如：理发、钉马蹄，钉钉子等。

2.天主教禁忌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除基督教的某些禁忌外，天主教还有自身独特的禁忌。如：天主教的主教、修女和神父是不能结婚的，因此他们的相关隐私如子女问题是不能问及的。参加丧礼忌穿色泽艳丽的衣服，忌说笑;丧礼后两三星期死者亲属忌见客人，一年内忌参加大型宴会或舞会等。

3.佛教禁忌

佛教禁忌包含身体行为方面的禁忌如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语言方面的禁忌如不妄语，不恶口;意识方面的禁忌如不贪欲等。因此，信奉佛教的人忌吃荤食、不结婚、不蓄财。僧侣和教徒非常注重头部，忌讳别人提着物品从头部经过，忌随便抚摸小孩子的头部。忌当着僧侣的面杀生，喝酒，吃肉。女士面对僧侣忌穿着暴露;对于女信徒，在生理期间不得进入寺院朝拜，以免亵渎神像。

4.伊斯兰教禁忌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奉者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饮食方面，信仰者忌吃自死和非正常死亡的动物，忌饮酒。妇女忌外出工作，忌与男子相互观看，妇女在陌生人面前要带面纱。(《中国实用禁忌大全》，1991)①他们认为妇女除双手、双足和面部外，其余身体部位，不能显露给丈夫以外的男子观看。在卫生方面，禁止用右手处理污秽事物，如大小便均需用左，忌讳用左手给人传递物品尤其是事物。

二、生活禁忌

生活中禁忌很多，比如在英国，避免问他人私事，不能插队，忌购物时讨价还价等。下面着重谈一下饮食和饮酒方面的禁忌。

1.饮食禁忌

饮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禁忌包含饮食内容和饮食方式两个方面。中国人的饮食禁忌主要表现在饮食规矩而不是饮食内容上。中国人几乎什么都吃，包括动物的头脚和内脏。英语国家的人忌吃肥肉、粘骨，忌食动物的头脚或内脏制成的食品。忌食狗肉、蛇肉等特殊动物制成的食品。忌食大蒜等有酸辣味道的食品。在饮食规矩方面他们也有一些禁忌，如喝汤时忌出声，进餐时忌狼吞虎咽，用刀叉进菜时忌叮当作响。餐毕，刀叉忌乱放。忌当众挑牙，口中有食物时讲话。

2.饮酒禁忌

中国和英语国家在饮酒禁忌方面有较大差异。西方酒类繁多，讲究不同场合，不同饭菜配不同的酒。比如，饭前喝开胃酒，饭中喝佐餐酒，饭后喝鸡尾酒或威士忌酒等。隆重的宴会上，他们会一道菜换一种酒，有时会把几种酒参在一起混饮。而中国人主张隆重场合喝一种酒，混饮现象更是少见。西方人喝酒忌畅饮，一醉方休，而中国人忌牛饮或急饮。主人给客人斟酒宜勤，但忌浅、忌溢。

三、社交禁忌

在英语国家里，拜访某人需提前预约，否则会打乱别人的安排，造成不便。突然造访被视为粗鲁无礼的表现。以前中国人除了大事没有预约访客的习惯，但随着社会节奏的较快，预约访客逐渐开始实行，但没有那么严格。在预约到达时间上，中西方也存在差异。在西方晚到十分钟被视为正常现象，美国人习惯晚到3-5分钟，因为一般情况下女主人忙于饭菜，饭前5分钟才有时间换衣服，早到会使主人感到尴尬。在中国，人们习惯于提前4-5分钟到达以示尊敬。

在西方国家，隐私是最大的禁忌。与西方人交谈时切忌谈论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如年龄、收入、婚姻等。而在中国上述问题则被作为关注的话题加以讨论。中国人也有忌谈的东西如涉及个人尊严、缺点、短处等方面的事情。

在英语国家，有一火不点三支烟的忌讳。也就是说点一次火只能连续给两个人点烟，如果给第三个人点烟时需重新点火，否则会给其中一个人带来不便。

英语国家的人们在传统的节日互送小礼品是常有的事儿，但忌送重礼，重礼被认为是一种行贿行为。在美国，忌讳在公共场合或者业务交往过程中送礼，忌讳送有公司标志的东西(好像是在为公司做广告)。在英语国家，毫无缘由的送礼会使受礼者感到莫名其妙，这和中国相似。

四、其他禁忌

关于颜色的忌讳。在欧美国家，尽量少用黑色，比利时人忌讳蓝色，巴西人忌讳黄色。在中国，忌用红笔写自己的名字和写信。

关于数字的忌讳。西方人把“十三”视为不吉利的数字，公共场合尽量避免使用这个数字。“星期五”在西方被视为黑色星期五。据说耶稣是在这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亚当夏娃是在这一天偷吃禁果的，大洪水也是在这一天爆发的。

中国人忌讳使用“四”和“三”(散的谐音)，在喜庆场合避免使用这些数字。

由此可见，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禁忌，不了解对方国家的禁忌就会导致友谊破裂，交际失败，种族冲突等严重问题。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要想达到交际成功，避免文化冲突，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禁忌。通过深入的对比研究，提高文化意识，减少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杨宗、聂嘉恩、郭全胜，《中国实用禁忌大全》，1991，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 胡文中、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1998，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李建军、李贵苍，《跨文化交际》，2011，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禁忌的对比

摘要：随着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了解西方的餐桌礼仪文化对于了解西方文化至关重要。本文主要从餐具摆放及使用方面介绍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差异，来比较中西文方餐桌礼仪禁忌的差异，并剖析这些差异背景，加深我们的了解。

关键词：禁忌;餐桌;礼仪;中西方

一、引言

餐桌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自然也不可小觑。中西方餐桌礼仪文化主要由入席离席、餐具使用与摆放、上菜顺序及品酒四个方面组成。本文旨在介绍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禁忌的差异，主要从餐具摆放及使用这一方面来比较中西文方餐桌礼仪禁忌的差异，并剖析这些差异背景，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二、问卷的数据分析

通过对问卷进行发放，采访被调查者，我们了解到大家对中西方餐桌礼仪禁忌的认识很局限，并且极少数人对其后的文化背景进行过探析，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通过分析问卷，我们可以得出被调查者中大二的较多，占有效百分比为;大一占，大三占，而大四的最少，占有效百分比为。被调查者中英语类所占比例为，非英语类占，英语类和非英语类所占比例几乎相当。通过这些问卷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禁忌了解程度一般，而相当一部分人对此不了解。

具体分析问卷得出，大家对于极少数禁忌了解比较深，但是却很少有几个人了解到其中的文化渊源，对于其它中西文化餐桌礼仪禁忌的了解有限，有待加强。因此，我们将主要从中西文化餐桌的餐具使用及摆放这方面的对比和背景进行分析，系统的分析中西文化餐桌礼仪并究其根源。

三、正文

餐桌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餐具的摆放及使用

(1)筷子的摆放、使用及禁忌(忌讳、讲究)

通常就餐之前，在中国筷子的摆放应该放在饭碗的右侧，并且一定要两端对齐的整齐地摆放。如果是就餐期间使用筷子夹完菜之后，但是并没有连续进食，筷子则应整齐地竖向饭碗的正中间。

在中国餐桌上会看到一些这样的场景，客人拿起筷子夹菜时会举棋不定，不知道夹什么好，这种现象被称为“疑筷”，在正式的场合中疑这是较为忌讳的，在非正式的场合中则不是很严格。在夹菜时一些客人用筷子在菜盘里来来回回扒拉到底要夹什么菜，这种现象被称为“脏筷”。脏筷从浅层意义上来讲是不礼貌的。有时候大家会在中国的餐桌上看到两个人同时夹同一道菜时，不小心筷子撞在一起的情形，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抢筷”。为避免尴尬，人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巧妙地半开玩笑地说一句：“让我来帮你夹怎么样?”或者一方表示谦让地让对方来先夹。一般在连续就进餐时，筷子上仍然留着吃上一道菜留下的残迹就去夹菜的情况被称之为“粘筷”，这是忌讳的，所以在打算夹菜时要轻轻小嘬筷子，来避免夹别的菜时筷子上还粘着东西。

在吃放间隙聊天的时候，筷子的一大禁忌就是“指筷”，及用筷子指人。在用餐之时，最为忌讳的是“供筷”，就是将筷子插在饭菜上或者自己的饭碗中央。在中国的传统当中，一般在祭奠去世的人会上香叩拜，如果将筷子插在饭菜中央就与这一情形及其相似，因此，供筷不论在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中国餐桌上都是最大的禁忌之一。

除了以上描述的之外，中餐当中使用筷子的禁忌还有忌“刺筷”，即在夹不起菜的时候将筷子当叉子用，扎着夹;忌“别筷”，就是拿筷子当刀使用，用筷子撕扯肉类菜;忌“泪筷”，即在夹菜的时候使菜上有的汤汁淋了一桌;忌“敲筷子”。在等待就餐时，不能坐在桌边一手拿一根筷子随意敲打或用筷子敲打碗盏或茶杯。忌“叉筷”。筷子不能一横一竖交叉摆放，不能一根大头，一根小头。用餐完毕，筷子应整齐地搁在靠碗右边的桌上。

(2)西方餐具的摆放、使用以及禁忌

相对于中餐，西餐的餐具则更为复杂。狭义上的西餐餐具有：刀、叉、匙三大件。刀子分为食用刀、鱼刀、肉刀(刀口有锯齿，用以切牛排、猪排等)、黄油刀和水果刀。叉子分为食用叉、鱼叉、肉叉和虾叉。匙子则有汤匙、甜食匙、茶匙。公用刀、叉、匙的规格明显大于餐用刀叉。而广义上的西餐餐具则包含：刀、叉、匙、盘、杯、餐巾等。其中盘又有菜盘、布丁盘、奶盘、白脱盘等。

在餐具摆放中，各个西方国家摆放西餐餐具遵循的共同规则是：“垫盘居中，左叉右刀，刀尖向上，刀口向内”。具体的规则有：“盘前横匙，主食靠左，餐具靠右”，其余用具酌情摆放;酒杯的数量与酒的种类相等，摆法是从左到右，依次摆烈性酒杯，葡萄酒杯，香槟酒杯，啤酒杯;西餐中餐巾放在盘子里，如果在宾客尚未落坐前需要往盘子里放某些物品，餐巾就放在盘子旁边。

西餐用餐餐具摆放为八字形，如果在用餐中途暂时休息片刻，可将刀叉分话盘中，刀头与叉尖相对成”一”字形或”八”字形，刀叉朝向自己，表示还是继续吃。用餐结束的摆置方式有两种：用餐结束后中，可将叉子的下面向上，刀子的刀刃侧向内与叉子并拢，平行放置于餐盘上。在宴会中，每吃一道菜用一副刀叉，对摆在面前的刀叉，是从外侧依次向内取用，因为刀叉摆放的顺序正是每道菜上桌的顺序。刀叉用完了，上菜也结束了。刀与叉除了将料理切开送入口中之外，还有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功用：刀叉的摆置方式传达出“用餐中”或是“结束用餐”之讯息，而服务生是利用这种方式判断客人的用餐情形，刀叉柄朝向自己并列放在盘子里，则表示这一道菜已经用好，服务员就会把盘子撤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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