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说人物形象对比研究论文

先来看黛玉。我们还是从神话入手，从黛玉的象征之物入手。宝玉的象征物是那块玉，他是真石头假宝玉，那么黛玉有没有象征物呢？有。黛玉的象征物比宝玉要多。黛玉的基本象征物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一株小草，由于神瑛侍者每日灌以甘露，得以久延岁月，修成女体，所以黛玉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这就是她自幼多病、体弱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她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这是第一个她的文化基因。第二个文化基因，就是她的生命是神瑛侍者每日浇灌，用甘露浇灌，她才能够久延岁月，她的生命是来自于神瑛侍者，因此她对神瑛侍者具有生命上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她极度依赖神瑛。这就是林黛玉一刻都离不开贾宝玉的原因，一旦失去了贾宝玉，那么她的生命之水就枯竭了。这样就造成了林黛玉的两个大缺点，一个就是她多疑、小性、爱生气，还有一个就是她过于依赖贾宝玉，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在贾宝玉身上，惟恐失去贾宝玉。但是她毕竟是具有神性的，因为她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一颗小草，是神瑛侍者用甘露浇灌它，这颗小草是带有神性的，所以在林黛玉身上具有某种神性，就是非常高贵的品格。第三点就是绛珠小草后来变成一个女孩，绛珠仙子。那么她为什么也下凡呢？她和贾宝玉有所不同。她和神瑛侍者不同，和石头不同。石头和神瑛侍者是不满天堂生活，他要下凡来享受满足人的物质精神情感需求下来的，所以他有比较强烈的叛逆性。这个叛逆性呢当然也传染给了绛珠小草，绛珠仙子。但是绛珠仙子下凡的动机和石头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非常重要的区别。石头下凡，神瑛下凡是对天不满，因为你不让我补天，我有补天之才你不让我补。绛珠小草下凡是因为她的恩人下凡了，她要报恩而跟随去了，因此林黛玉在叛逆性上的目的和程度跟神瑛，跟贾宝玉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有相通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林黛玉身上的神性表现得最突出、最可贵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果和薛宝钗相比，她最突出的是什么？最突出的就表现在林黛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元春省亲的当晚，元春让大家做诗，黛玉当时决定大展其才压倒众人。今天我要在贵妃面前好好地表现一下我的诗才，能够让她得到赏识，比别人都强。这个思想在当时了不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点就是缺乏竞争意识，这是中华民族后来在明代中后期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史上的原因，因为中国历来都是强调中庸的，枪打出头鸟。中国有这样大量的成语俗语，不要说女人了，连对男人都是反对出头的。林黛玉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要表现自我价值、要让自我价值让别人了解、重用、欣赏的意识，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结果遗憾的是，元春只让她们做一首，所以林黛玉很快写了一首，结果得了一个并列冠军。元春最后评定的时候说，还是薛林二妹妹最好，但是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薛不如林。宝钗的那首诗是典型的应制诗，过去皇上跟他的臣子部下每人都写一首，就是这种。宝钗的那首没有诗味，而且基本上句句都是歌颂。林黛玉的起码有一句非常好，非常有气魄：“借得山川秀”，气魄多宏大。林黛玉那首诗水平明显高于宝钗，而她是信手写来就得一个冠军。所以从这地方看得出来，林黛玉在当时具有超前意识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这是她神性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林黛玉的象征物除了是小草以外，还有两样。一样就是竹子。林黛玉住在潇湘馆，一进院子，“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后院墙下得泉一派”，“一派”就是泉水是很小，“开沟”，开一条小沟，“仅尺许”，那沟很窄，就一尺多一点宽。注意潇湘馆里面的竹子是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的，因为竹子这个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表示文人刚直不阿、有节气、有骨气。而大观园所有的院子里只有潇湘馆有竹子。潇湘馆这个名字照理说不是很吉利，为什么？因为它暗示了舜帝南巡，久久不归，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南下寻夫，后来知道舜帝已死，于是泪洒斑竹，“斑竹一枝千滴泪”，投湘江而死。但是当时起诗社的时候，大家要用别号，用一个笔名，别人说就叫潇湘妃子吧，因为她住潇湘馆，林黛玉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其实真不错。那么这些翠竹就暗示了林黛玉将来不幸的命运。但是这千百竿翠竹象征着林黛玉人品高洁，具有一种独立的文人的气质。林黛玉是这些女孩子当中最有骨气的，跟薛宝钗一比就比出来了。就在元春省亲的当晚，贾宝玉写诗写不出来，憋得没折的时候，宝钗和黛玉都过去关心。宝钗说贵妃刚才把红香绿玉改成怡红快绿，她不喜欢“绿玉”两个字，你还非要写那个，你不是成心跟她争执吗？宝钗是处处小心谨慎，怕贵妃不高兴。宝玉受到启发了，他说对了，以后我不叫你姐姐了，我就叫你老师吧。宝钗说怎么又叫姐姐了，在上边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这些地方就写出了宝钗她非常世俗的一面，她和林黛玉一比光彩就不如人。而且我们注意到，刚才讲了，那个泉水从墙外面流进来，那个沟很小、很窄、很浅，我们注意一下，大观园里面有很多院子，大观园里面也有很广阔的水面，但是院子里面有水的只有潇湘馆。我们知道，水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特别是在《红楼梦》当中，是代表少女，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嘛。也就是说曹雪芹是把林黛玉比做所有这些杰出少女中的最优秀的代表。但是这个小水沟很浅，很窄，意味着它的生命力的脆弱，而且这个水是绕着竹子盘旋而出，这就很有意思了，这是强调这个水和其他的水不一样，它是刚直不阿、人品高洁之水。我们再看看宝钗。宝钗也有象征物，《红楼梦》里面有两个人物的象征物是石头，一个当然就是贾宝玉，还有一个就是薛宝钗。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薛宝钗这块石头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看一下，薛宝钗住在蘅芜苑，“步入门时，忽然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这个石头很高，它不仅是一块大的很高的玲珑石，而且四面还有石头。所以曹雪芹在这儿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个石头很大，不是精英美玉，这是真石头。这么多石头，“竟把里面所有房屋皆悉遮住”，全都遮住了。注意潇湘馆里面用的是“遮映”，竹子把房子遮挡了去，但它是相映成趣，相映成辉，而这里“遮住”就暗示了我们，薛宝钗常常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的东西。而且一株花木也无，没有一朵花木，倒是只见许多异草，可这些草不是石头上长出来的，而是在石头旁边，是攀缘在那些石块上的。这些异草是象征着伺候薛宝钗的那些丫鬟们。因此薛宝钗这块石头和贾宝玉这块石头的区别是什么呢？贾宝玉这块石头原来也是普通的石头，经过女娲锻炼之后，通了灵性，有了神性，是一块有生命的石头，是一块有强烈生命意识的石头。而薛宝钗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所以她在金钏之死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冷酷无情，在柳湘莲出走的那些问题上也表现出冷漠。连薛蟠这么差劲的都满世界找他去，薛宝钗没有。那么你想一块是有生命的石头，一块是没有生命的石头，一块石头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另外一块石头对别人对自己都非常冷漠，那么这两块石头它怎么有缘呢？因此曹雪芹只能让她住在蘅芜苑。蘅芜苑就是恨无缘，不可能有缘分，尽管他们离得很近，就像两座山一样，你可以看见我，我可以看见你，但是走不到一起。薛宝钗是一个身受封建礼教教育的孩子，她严格地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用封建道德规范来规范自己，也规范别人。有人说薛宝钗很虚伪，我觉得错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薛宝钗这个人物之所以经得起琢磨，甚至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因为她非常真诚，她真诚地信奉这些东西。比如她劝黛玉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最好是不识字，识了字以后你也别老去写诗，写多了，有学问的人还笑话你呢。她很真诚，她不是品质问题。比较一下宝钗和黛玉诗的优劣，很难比出来。薛宝钗的《螃蟹诗》就写绝了，恐怕是空前绝后，没有第二人能超过她。她还有很多其他的诗写得也不错，当然也有一些应景的诗。可是跟黛玉一比就能比出来，这两人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宝钗用过四种体裁，黛玉用了八种体裁，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歌行、词等等。宝钗是4种9首，444个字，黛玉是8种，体裁比她多一倍，25首，比她多一倍半，256句，比她多三倍，1659个字，比她多三倍。通过这个统计，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宝钗和黛玉写诗都写得非常好，但是宝钗只参加集体活动，没有自由活动。黛玉大量的都是她个人的自由活动。而且黛玉参加集体活动也是尽量要大展其才，一圈就圈三个，三个题目就拿下来了，她要多写。宝钗没有歌行，而黛玉的《秋窗风雨夕》、《葬花词》写得多好。当然这都是曹雪芹写的，这个著作权问题咱们得弄清楚了。黛玉是把诗词作为抒发内心情感、宣泄苦闷的一个手段，所以她的诗词里面真是充满了血泪，充满她真挚的感情。即使这种感情有时候可能比较狭隘，甚至可能有误读、误导，但是很真诚。你看她题手帕诗，她一下就写三首，写一首还不能把那个感情完全抒发出来，所以就要写歌行体，长篇，充分地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她们两人的差别，归根结底是由于两个人的诗歌观念造成的，也就是说她们的区别在于价值观的不同。薛宝钗是视诗词为小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最好不认字，写多了让有学问的人笑话咱们不守本分。集体活动她不能不参加，你写我也写。黛玉不是这样，黛玉生命形态的一部份就是诗词，诗词已经和她的生命融为一体了。我们看得出来，黛玉在爱情的问题上比宝钗要强得多，她是主动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惟恐失去宝玉，所以听说宝玉得了个麒麟，史湘云也有一个麒麟，湘云来了，所以她急急忙忙要去看了。两个人都有个小东西，咱们中国这个记那个记的，两个小东西就撮成婚姻了。所以她就去了。而宝钗恰恰相反，宝钗作为一个少女，在一个很难接触到其他男性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她喜欢宝玉是非常正常的，但她就像她住的蘅芜苑的大石头那样，总是在处处掩饰自己，而这种掩饰反而起了副作用。比如由于马道婆使魔法，结果王熙凤和宝玉中了邪了。后来宝玉醒过来了，当时大家很高兴，宝钗就开了个玩笑，说阿弥陀佛，如来佛真忙，不光要忙着讲经，还要忙林姑娘的婚事。她就开黛玉和宝玉的玩笑。还有一次，黛玉让贾母叫走了，宝玉都没心情吃饭了，匆匆忙忙吃完饭赶紧要走，宝钗说赶紧让他走吧，要不他惦记林姑娘，林姑娘也惦记他呢。开这个玩笑。这两次玩笑反映出来，一方面，宝钗要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另一方面，表现出来潜意识里面的她的那种封建道德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就是按照封建道德规范，女孩子根本不应该考虑自己的婚事，自己的婚事应该由父母做主，如果父母不在，就由长兄做主，所以薛宝钗觉得好没意思，幸亏有个黛玉，把宝玉拖住了。宝钗这种做法不是出于虚伪，而是非常真诚，就是她真诚地对别人冷漠，也对自己冷漠，因为她本来就是一块大石头。她那两个玩笑实际上会促进黛玉和宝玉的感情。这些地方说明，在生命意识上，在爱情观上，在人生的价值观上，宝钗不如黛玉。王熙凤说薛宝钗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是宝钗好的地方，因为宝钗是客，寄居贾府，她对贾府的事情当然不应该多加干涉。而且贾府的矛盾那么复杂，所以她当然就回避了。可是一旦如果需要她表态的时候，她毫不吝啬。我们看李纨、探春，宝钗三个人受王夫人之命代管大观园。王夫人是她姨妈，在这种情况下，宝钗发表了两段长篇演说，这两段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千字。她就说明大观园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后面第二段，她提出让那些承包的婆子媳妇们要拿出一点来，要照顾左邻右社，这样她们就不会搞破坏了，她们也就平衡了，你们也就安全了。这不就是社会稳定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整个把前八十回完整地来看，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宝钗。宝钗这个管理才能黛玉是远远不如，我估计黛玉那个潇湘馆都管不好，主要是紫娟的功劳。黛玉是只会做诗不会做人，说话直来直去。黛玉非常可贵的一点，她的性格非常率真，很真诚。这一点呢宝钗就不如她了。刚才讲元春省亲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她处处要顾及到别让元春不高兴，但是宝钗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她虚伪。我们要注意到，宝钗在大观园里是很得人心，她并不是靠小恩小惠得来的，宝钗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人际关系。而我们知道，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养和能力。这一点是宝钗比黛玉强的地方。这样我们就要回到开头，我们讲的那个标准上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两个女孩子，黛玉比宝钗强，也不能简单地说，宝钗比黛玉强。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个美学上和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作为艺术评判，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少女的艺术形象，它在塑造上难分高下，都是非常成功、非常经得起咀嚼的艺术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薛宝钗这个人物更难刻画。一个艺术家，你要把作品写得让读者让观众老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这是最高明的。因此从艺术评判的角度来说，这两个都是极其成功的形象。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为什么那么好？另外还有个名字叫《永恒的微笑》，就是她这个微笑你越仔细看，你越不明白她在笑什么。是一种微笑，是一种冷笑，是一种恶毒的笑，你都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和当时你的心情、你的环境和你的先入之见都有关系，妙就妙在这个微笑你没有办法解释，很难解释。所以从艺术评判来讲，黛钗不分高下。然后我们从道德评价来讲。道德评价，我觉得黛玉要比宝钗强。我们很清楚这是她们的象征之物所决定的。因为宝钗身上尽管读者有许多误会，被曹雪芹引入了误区，但是宝钗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些冷酷无情，而且她不仅是对别人冷酷无情，也对自己冷酷无情。有的人是被迫变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而宝钗是自觉自愿地把自己作为一个牺牲品放在了祭坛上。所以在道德评判上来说，钗不如黛。最后从生活评判。作为生活对象，薛宝钗身上那种封建意识在现代社会里面已经远去了，尽管还有，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很多现代女性甚至都走得太远了。而薛宝钗身上那些可以被大家接受的欣赏的东西，比如说她身体比黛玉健康，她比较善于搞好人际关系等等，就比黛玉有优势。总而言之，曹雪芹在黛玉和宝钗身上都倾注了所有的爱心。他既没有把她们都写成完人，也没有过于夸大她们的缺点。在她们身上，都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也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果能够把她们两人的优点相加，缺点都去掉，那么就成了完人了。

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这对主人公性格的形成塑造影响很大。伊丽莎白家里虽然算不上特别富裕，但是父母健在，父亲尤其疼她，姐妹众多，还有闺蜜好友；简爱则悲惨的多。所以伊丽莎白活泼健谈，简爱则稍显沉闷。两个人外表差异其实还是挺大的。伊丽莎白是公认的美人，简爱相貌平平。虽然说起来算不得好听，但是外表还是能影响一个人的性格的。两个人在遇到男主角之前的生活重心也不一样，一个完完全全就是活泼的待字闺中的少女，一个却是需要自己努力赚钱的家庭教师。烦恼的事情不一样，交际的环境也不一样。我完全不能想象简爱和某某夫人讨论裙子花边舞会之类的话题，随之而来的性格形象自然大不同。其实从傲慢与偏见里可以看得出来伊丽莎白很多时候还是挺理想主义的，毕竟是父母庇佑下的雏鸟，简爱看事情有时候很悲观，因为她看到太多的现实。两人的社会地位其实也不太一样，我指最初的时候。一个是乡绅的女儿，一个是家庭教师。在那个时代，家庭教师地位其实不算高的，所以虽然在两本书里两个女主角都强调过她们和男主角是平等的，但是我总觉得伊丽莎白更有底气。不过后来简爱继承遗产之后就要另说了，那个时候罗切斯特先生也没那么多外在吸引了嘛。想想看她们遇到地位更高的女性的时候的反应，伊丽莎白更大胆。我能想到的就这些啦

论文两个人物形象对比的题目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论述人物时候态度的异同分析

究竟是生不缝时还是时不予人(关于孔明)

对比，是把具有明显差异、矛盾和对立的双方安排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的表现手法。

写作中的对比手法，就是把事物、现象和过程中矛盾的双方，安置在一定条件下，使之集中在一个完整的艺术统一体中，形成相辅相成的比照和呼应关系。运用这种手法，有利于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

对比是把对立的意思或事物、或把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作比较，让读者在比较中分清好坏、辨别是非。这种手法可以突出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给人极鲜明的形象和极强烈的感受。

例子（1）：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篇》例子（2）：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出师表》诸葛亮例子（3）：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例子（4）：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

.. 。

生活中我们常常习惯将任何事情都拿来对比，忧愁和喜悦，成功与失败，欢聚和离别，心情在对比中期起伏伏，有时甚至搞得自己心力憔悴，其实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一定是一个学会合理“对比”的高手，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保持睿智的微笑。

有时候，省去诸多的对比，或许能让我们活得更加洒脱、愉悦，有时候，适当的对比能丰盛我们的思想，追求更高的境界。周国平曾写道：“谈论痛苦的往往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而老年的贝多芬却唱起了欢乐颂”，贝多芬在晚年不幸失聪时，并没有将自己的挫折与昔日聆听美妙旋律的欢乐对比起来，而是将它们都视为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因而勇敢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书写了一曲曲生命的赞歌。

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和人际关系学家的卡耐基，在以前人们从来不会想到他会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这个出生于贫苦家庭，有着笨拙的外表和左手少了一根食指的男孩，曾经遭受嘲笑，遭遇怀疑，遭遇冷漠，但他学会了不将自己并不完美的外表与那些拥有健全身体，相貌出众的人作对比，从而一次次在现实的重压下战胜自卑，带着梦想和勇气卷土重来。他们都舍去了许多对比，因而更加专注于自己脚下的土地，心中闪光的理想，并由此收获了不凡的人生。

但有时，我们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对比来不断升华自己，充实和丰富自己，取长补短，将自己与他人做对比，发现对方的长处，化为自己改进的动力。阅读一部作品，要时常将它与其他类似的作品进行对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丰富我们的阅历与思想，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反复推敲的对比，我们又如何能发现文章精髓所在，匠心独具之处呢？佛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学道需是铁汉，着手心头灵山，直取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大致意思是说，追求学问和人生之道是一条寂寞之路，我们要耐得住寂寞，专注于自己心中的理想，韬光养晦，居仁养智，而不必去理会周围的是是非非，不去作那么多无畏的对比，便可以一心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而有时，通过一些对比，涤荡污浊，提精炼粹，会使我们活出更具智慧的人生。学会运用对比的人，一定是懂得生活的人。

[思路分析]

下面结合鲁迅的《孔乙己》来谈谈文章中的对比手法

[解题过程]

对比，作为鲁迅先生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在〈孔乙己〉中也随处可见。现简要谈谈小说中每一组对比具有怎样的艺术效果：

1.“短衣帮”与“穿长衫“的对比”

A.“短衣帮”靠柜外“站着喝”。

B.“穿长衫的”“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咸亨酒店是当时黑暗的旧社会的缩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小说介绍两种喝酒的人：一种是“短衣帮”——做工的“贫苦劳动者”；另一种是“穿长衫的”——悠闲阔绰的剥削者。句中的“短”和“长”，“外”和“里”，“站”和“坐”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为孔乙己的出场作了铺垫，两种人的对比，揭示了顾客贫富的悬殊，社会地位的差异。

2.内含矛盾的对比：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站着喝酒”表明孔子己生活贫困，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和“短衣帮”一样；“穿长衫”，则说明他摆读书人的架子，思想上羡慕那些悠闲的阔绰者，并且轻视劳动人民，不愿与“短衣帮”为伍。他喝酒的方式和穿着的对比，正反映了他经济地位和思想意识的矛盾，从而揭示了孔乙己社会地位的特殊。

3.“打”与“被打”的对比：

A.丁举人毒打孔乙己

B.孔乙己被打折了腿

这组对比揭露了科举制度怎样把“读书人”分化为对立的两极：有的沿着科举阶梯爬上去了，如丁举人，任意毒打孔乙己，成为不可一世的“吃人”者；更多的却跌落下来，如孔乙己，穷困潦倒，成为被打被“吃”的对象。这种事实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4.“笑声”与“命运”的对比：

A.孔乙己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他的眼色，很像垦求掌柜不要再提。

B.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

小说详尽描述了被丁举人打折腿的孔乙己最后一次出场的惨况。孔乙己在酒客和掌柜的笑声中走向死亡，“笑声”贯穿全篇小说，这阵阵笑声与孔乙己的不幸命运形成强烈的对比，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冷酷，同时也批判了群众的麻木。

5.“排”与“摸”的对比：

A.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

B.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

一个“排”字，表明孔乙己想对只花四文大钱的“短衣帮：显示一下阔气，写出了他得意、炫耀的神情，也显示出他迂腐的性格；一个“摸”字写出了孔乙己动作的迟钝，“四文大钱”藏放的严实，从侧面表明这钱来之不易，孔乙己已进一步穷困。先“排”和后“摸”的对比，反映了孔乙己每况愈下的经济地位。

6.“不屑”与“颓唐”的对比：

A.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

B.他们更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

孔乙己因自己是读书人而得意，时刻不忘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是读书人，对“短衣帮”是不屑一顾，甚至当别人戏弄他时，他还一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只有当人问及“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他才痛苦不安，因为他一心想读书中举，但始终未能遂愿，这成了他最大的痛苦与羞辱。这足以表明封建文化和科举制度对下层知识分子的严重毒害。

高大的棕榈树在我们校园里种着好几棵棕榈树。

远远望去，它就像一把把撑开的大伞。站在它脚下向上望，它笔直而上，有四五层楼那么高。

它的主干粗壮、挺拔而修长。树干从上到下的粗细不一样，树干的中间部分是最粗的。

上、下部分都要比中间的细。最漂亮的要数棕榈树的叶子了，一片片叶子向外舒展着，就像孔雀在开屏。

叶片很大，中间还有分开的小叶片，像“千手观音”张开手臂，真有趣。棕榈树一年四季都充满了生机。

无论是春、夏、秋、冬，它都是那么苍翠挺拔，好像一个个士兵守卫着我们的校园，陪伴着我们学习成长。到了夏天， *** 辣的太阳像火球照得大地滚烫滚烫的，有了棕榈树的遮挡，我们在树下作游戏、上体育课，就不会觉得那么热了。

有时小朋友拖着棕榈叶，骑在上面玩，真像动画片里的魔法师，非常好玩。下雨时，棕榈树的叶子经过雨水的冲洗，变得更青翠，给校园增添了几分绿意，使我们的校园更加美丽。

秋风一吹，棕榈树的叶子摇摆着，像个绿头发的小姑娘在欢快地翩翩起舞。还发出“沙沙，沙沙……”的声音，仿佛是个小歌手在唱歌。

真是歌舞齐全呀！棕榈树，你不仅为校园增添了不少的美丽，还给同学们带来了欢笑。我喜欢你——高大的棕榈树。

政治课上，老师突然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茫然了，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我曾有过自己的理想，那得从小时侯说起。

孩提时候的我，什么事不懂。妈妈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呀？”我睁大眼睛好奇的问：“什么是理想呀？”妈妈告诉我：“理想就是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比如当个会画设计图的工程师，当个会生产零件的工人，当个卖东西的售货员叔叔…..”我想了一会说：“我要当个教师，因为教师可已管自己的学生。”妈妈被我的回答惊住了，她告诉我：“当教师是很辛苦的。”

我说：“只要能当个教师，当教师最辛苦，我也不怕！” 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我长大了两岁。上学了，但是外婆得了脑出血这种病，自此，我的理想变成了做一名医生。

三年级时，老师要求我们写自己的理想，我提笔便写下了自己新的理想：将来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常梦想自己成为一名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

爸爸告诉我：“当个医生不容易啊。要懂得许多知识，才行…..”可我固执的嚷嚷：我想当医生，我一定要当医生！” 转眼，我长高了，长大了，也就更懂事了。

进入中学，不知多少次，老师谈到理想，要我们正确认识理想、空想、幻想。也不知何时，我读懂了冰心奶奶的一段话：“成功之花，人们往往惊羡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满了牺牲的血雨？”是啊，理想是美的，但要实现它，却需要从现在起付出艰巨的劳动。

张广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以“笨鸟先飞”的精神，潜心苦读，用双倍的时间的双倍的精力钻研数学，终于成为一名闻名的青年数学家。这给了我深刻的启示。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开始纠正妈妈原来告诉我的“理想是什么”中的错误的地方。我开始理解理想的重大意义，不再把它当作儿戏了。

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说：“理想是指路的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

我明白了：理想在人一生中，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啊。我开始思索，开始郑重的考虑自己的理想了。

我想：假如我长大了，要成为一名书画家，那么，从现在起我每天就要坚持练习绘画、书法，将来，能够挥毫画下美丽的祖国统国，再题上一幅漂亮的字联；假如我长大了要成为一名工程师，那么，从现在起，我就要专心学习知识，将来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假如我长大了要成一名医生，那么，从现在起，我就要懂得该怎样关心别人，爱护别人，将来才能承担起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假如我长大了……嗬，我觉得：我应该选择自己所能够实现的理想，将来为社会、为祖国、为人民造福，并且从现在起，为理想而奋斗。是的，我长大了，应该从另一个新的角度考虑自己的理想。

乡下老家屋旁。有一块非常大的空地，租给人家种桃花心木的树苗。

桃花心木是一种特别的树，树形优美，高大而笔直，从前老家林场种了许多，已长成几丈高的一片树林。所以当我看到桃花心木仅及膝盖的树苗，有点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种桃花心木苗的是一个个子很高的人，他弯腰种树的时候，感觉就像插秧一样。树苗种下以后，他常来浇水，奇怪的是，他来的并没有规律，有时隔三天，有时隔五天，有时十几天才来一次；浇水的量也不一定，有时浇得多，有时浇得少。

我住在乡下时，天天都会在桃花心木苗旁的小路上散步，种树苗的人偶尔会来家里喝茶。他有时早上来，有时下午来，时间也不一定。

我越来越奇怪。更奇怪的是，桃花心木苗有时莫名其妙地枯萎了。

所以，他来的时候总会带几株树苗来补种。我起先以为他太懒，有时隔那么久才给树浇水。

但是，懒人怎么知道有几棵树会枯萎呢？后来我以为他太忙，才会做什么事都不按规律。但是，忙人怎么可能做事那么从从容容？我忍不住问他，到底应该什么时间来？多久浇一次水？桃花心木为什么无缘无故会枯萎？如果你每天来浇水，桃花心木苗该不会枯萎吧？种树的。

三百字？？？？报秋似乎刚过完了春节，什么都还来不及干呢，已是长夏天气，让人懒洋洋的像只猫。

一家人夏衣尚未打点好，猛然却玉簪花那雪白的圆鼓鼓的棒槌，从拥挤着的宽大的绿叶中探出头来。我先是一惊，随即怅然。

这花一开，没几天便是立秋。以后便是处暑便是秋分便是寒露，过了霜降，便立冬了。

真真的怎么得了！这花的生命力极强，随便种种，总会活的。不挑地方，不拣土壤，而且特别喜欢被阴处，把阳光让给别人，很是谦让。

据说花瓣可以入药。还有人来讨那叶子，要捣烂了治脚气。

我说它是生活上向下比，工作上向上比，算是一种玉簪花精神罢。我喜欢花，却没有侍弄花的闲情。

因有自知之明，不敢邀名花居留，只有时要点草花种种。有一种太阳花又名死不了，开时五色缤纷，杂在草间很好看。

种了几次，都不成功。“连死不了都种死了。”

我们常这样自嘲。玉簪花却不同，从不要人照料，只管自己蓬勃生长。

往后院月洞门小径的两旁，随便移栽了几个嫩芽，次年便有绿叶白花，点缀着夏末秋初的景致。我的房门外有一小块地，原有两行花，现已形成一片，绿油油的，完全遮住了地面。

在晨光熹微或暮色朦胧中，一柄柄白花擎起，隐约如绿波上的白帆，不知驶向何方。有些植物的繁茂枝叶中，会藏着一些小活物，吓人一跳。

玉簪花下却总是干净的。可能因气味的缘故，不容虫豸近身。

花开有十几朵，满院便飘着芳香。不是丁香的幽香，不是桂花的甜香，也不是荷花的那种清香。

它的香比较强，似乎有点醒脑的作用。采几朵放在养石子的水盆中，房间里便也飘散着香气，让人减少几分懒洋洋，让人心里警惕着：秋来了。

秋是收获的季节，我却两手空空。一年，两年过去了，总是在不安和焦虑中。

怪谁呢，很难回答。久居异乡的兄长，业余喜好诗词。

前天寄来南宋词人朱敦儒的西江月：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无拘无束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消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我把“领取而今现在”一句反复吟哦，觉得这是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其实不必深杯酒满，不必小圃花开，只在心中领取，使得逍遥。

领取自己那一份，也有品味把玩、获得的意思。那么，领取秋，领取冬，领取四季，领取生活罢。

报秋》的艺术手法赏析《报秋》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对比的运用是这篇文章突出的艺术表现手法。

（评）太阳花又名“死不了”，但“死不了”都“种死了”；而玉簪花却不同，“从不要人照料，只管自己蓬勃生长”。（叙）这是第一比。

这层对比反衬出玉簪花生命力之强。（析）报秋的玉簪花不择环境，具的极强的生命力，总是保持洁净，秋季来临，花开灿烂，芳香浓烈，坦然“报秋”；而“我”却总处在“懒洋洋”的精神状态中，在人生的“收获”之秋“两手空空”，只有“不安和焦虑”。

（叙）这是第二比。这一层对比既是对时光易逝而自己一事无成的惋惜，又是对人生该有所作为的期待。

（析）朱敦儒对生活的态度是“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析）而作者却从玉簪花的身上悟出“不必深杯酒满，不必小圃花开”，要主动地“领取生活”，（叙）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析）这是第三比。

这一比揭示了文章的主题，指出了处在完全不同于朱敦儒所处时代与环境的人们应有的人生态度。（析）以上三层对比，层层推进。

作者正是通过对比的手法来结构文章，彰显主旨。（评）试析《报秋》的主题思想及其表现《报秋》以作者的感情变化为线索，清晰地显露出作者的心路历程。

我们了解了这一历程，也就触摸到了文章的主题。这一历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玉簪花的开放，让先生感觉到时光飞逝，先是“一惊，随即怅然”；其次是玉簪花顽强的生命力，给先生以强烈的感受，尤其是此花“不要人照料”，“不挑地方，不拣土壤”，“随便种种”，就“蓬勃生长”，花香浓郁，而先生在这一、两年中，却“总在不安和焦虑中”；最后是兄长寄词，让先生感悟到“不必深杯酒满，不必小圃花开，只要心中领取，便是逍遥”。

这一历程十分明晰，玉簪花仿佛是作者的参照物，它顺应自然，自在生长，生机勃勃。而作者自身呢？感叹时光飞逝，感叹秋来无获。

由此，作者感悟到“领取自己那一份，也有品味把玩、获得的意思”。至此，文章的主题也就豁然开朗了，就是：时光易逝，要珍惜光阴，抓住现在，抓住人生的每时每刻，有所做为，不能虚度年华。

谈谈《报秋》的构思技巧宗璞先生的《报秋》全文分成“报秋”和“知秋”两大部分。这两部分层层铺垫，前后勾连，结构严谨。

前六段写“报秋”，扣住一个“感”字。文章开篇写我看见平簪花“从拥挤着的宽大的绿叶中探出头来”，“”先是一惊，随即怅然”。

此句领起下文。我为什么一“惊”呢？原来“这花一开，没几天就是立秋”。

作者在点题的同时，也巧妙地设下伏笔，让读者去揣摩“我”为什么“怅然”。2至4段用对比手法，极力状写玉簪花给人的深刻印象：开在百花凋零的初秋的玉簪花，呈现出极强的生命力。

只有这种“生命力极强的花”才会在初秋让满园飘香，让人警醒“。

秋颂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

有人的眸子像秋，有人的风神像秋。代表秋天的枫树之美，并不仅在那经霜的素红；而更在那临风的飒爽。

当叶子逐渐萧疏，秋林显出了它们的秀逸，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点缀的洒脱与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最动人是秋林映着落日。

那酡红如醉，衬托着天边加深的暮色。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随着暮色浸染，那是一种十分艳丽的凄楚之美，让你想流几行感怀身世之泪，却又被那逐渐淡去的醉红所慑住，而情愿把奔放的情感凝结。

曾有一位画家画过一幅霜染枫林的《秋院》。高高的枫树，静静掩住一园幽寂，树后重门深掩，看不尽的寂寥，好像我曾生活其中，品尝过秋之清寂。

而我仍想悄悄步入画里，问讯那深掩的重门，看其中有多少灰尘，封存着多少生活的足迹。最耐寻味的秋日天宇的闲云。

那么淡淡然、悠悠然，悄悄远离尘间，对俗世悲欢扰攘，不再有动于衷。秋天的风不带一点修饰，是最纯净的风。

那么爽利地轻轻掠过园林，对萧萧落叶不必有所眷顾——季节就是季节，代谢就是代谢，生死就是生死，悲欢就是悲欢。无需参预，不必留连。

秋水和风一样的明澈。“点秋江，白鹭沙鸥”，就画出了这份明澈。

没有什么可忧心、可紧张、可执著。“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秋就是如此的一尘不染。 “闲云野鹤”是秋的题目，只有秋日明净的天宇间，那一抹白云，当得起一个“闲”字野鹤的美，澹如秋水，远如秋山，无法捉摸的那么一份飘潇，当得起一个“逸”字。

“闲”与“逸”，正是秋的本色。也有某些人，具有这份秋之美。

也必须是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美。这样的美来自内在，他拥有一切，却并不想拥有任何。

那是由极深的认知与感悟所形成的一种透澈与洒脱。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是澹泊的季节。

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它把一切的赞美与宠爱都隔离在澹澹的秋光外，而只愿做一个闲闲的、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秋。

考试“刷、刷、刷”，像在战场上应战似的，同学们小心翼翼地低头在答卷.考场中，坐着两位具有鲜明对比的学生：一位是蓝兰，她那黝黑的脸子沁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汗，那握笔的手也微微地发抖.她发狠似的紧紧咬住嘴唇，似乎想咬出一个哪怕得分最小的答案来，但…… 另一位是班里成绩最优异的杨君君同学，此刻，她早已经答完了试卷上所有的题目.这张试卷对于她来说，好像是太容易了一点.她瞥了一下手表，知道离收卷时间还有二十几分钟.于是，她便无聊地看看这个同学，望望那个同学.蓦地，杨君君得意洋洋的目光停落在蓝兰的身上，她欣赏似的打量着蓝兰，总觉得蓝兰是班级里的后进生，而且脑子又不聪明.这感觉，使君君想起了……前几天，数学老师为了使同学们更有把握地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来，特地在黑板上抄了许多难题.当老师疲惫地伸出沾满粉笔灰和挂满汗水的手要洗时，竟发现了那洗手盆里没有一点水，毛巾也被孤独地冷落在一边.老师不禁责问：“今天谁值日？怎么不打水？” 值日？打水？噢！为了这复习，考试，再复习，考试的事儿，同学们已经无法腾出时间，也不愿来理这些“闲事”了.但杨君君心中十分清楚.今天是自己值日，她望了望黑板上那密密麻麻的练习题，又瞟了一眼那个洗手盆，心中着实踌躇了一会：抄练习题，还是浪费时间去打水？正在杨君君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蓝兰已经放下笔，默默地走过去，双手捧着洗手盆，向门外迈去…… 杨君君回过神来，又默默地望着这个差生——蓝兰时，心中猛地一动赶紧撕下一页白纸，迅速而仔细地抄下几个得分最多的题目，然后看准了监考老师转身之际，将白纸捏成一团，准确地扔向低着头，苦苦思考的蓝兰…… 收卷时间终于到了，杨君君第一个交上了卷纸，将要迈出教室的时候她又一次有意无意地瞄了蓝兰一眼.恰巧，蓝兰这时也抬起头，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杨君君.她苦笑了一下，也匆匆地交上了卷子.不管怎样，考试结束了，大家都轻松的离开了考场.运用的是对比的方法哦，如果满意请在我答案的下面按采纳。

同学们，当我们有以上某些不良行为时是否想到了西南五省旱区每人每天配给的4两水；是否想到了世界上还有因饥饿而死去的人们；是否想到了贫困山区的孩子们还在煤油灯下读书；又是否想起了森林里那一棵棵倒下了的参天大树？我们并没有权利浪费，哗钉糕固蕹改革爽宫鲸也没有可以浪费与挥霍的资本，如果这样的浪费行为扩大到全市、全省、全国甚至全世界，我们一天之内又将失去多少呢？然而作为学生的我们，虽然不能为社会服务，做出大贡献，但每一个人，只要从自身做起，力求节俭，就是一种贡献。

所以，现在该是我们真正行动的时候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同学们，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明我们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的决心，努力做到：在生活中：节约每一滴水，水龙头不大开，洗漱用脸盘儿；节约每一张纸，不乱张贴“招领启示”，捡到或丢了物品直接向老师或相关部门报告；节约每一口粮，“一粟一粒当思来之不易”；节约每一度电，保证教室的灯不再疲劳的做无用功。

在学习上：节约自己的时间，充分利用时间做有意义的事，让学习生活更加充实，勤奋刻苦，努力付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向理想的岗位，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我们要成为新世纪的标杆，新世纪的旗帜，要拥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学习能力和节约环保意识。

面对压力时采用积极的心态应对，而不是放肆的宣泄或者无力的回避；面对学习与生活中的困难时也应勇敢的接受并鼓起勇气战斗，面对一些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时，也要果敢、毅然决然去做，而不是彷徨徘徊、止步不前。老师们，同学们，在这个紧要关头，已不容我们再犹豫了，自然气候已向我们表明，再不行动将为时已晚，为了我们头顶上那片蔚蓝的天，为了不让我们的眼泪成为最后一滴水，惟有人人节约人人低碳，我们才能打赢这场硬仗！让我们行动起来吧！让我们年轻一代真正充当低碳环保的生力军，奏响明天铿锵的凯歌。

关于研究小说人物形象的论文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黄蓉啊.....小龙女啊.....大把的.去金爷爷的小说里找.

太多了吧黄蓉\小龙女都是啊还有,那个梅超风算不算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分析典型人物形象,一是通过人物言谈举止、衣着神态以及与其他人物关系的分析,把握人物性格及其与主题思想的联系,人物的性格特征是指在一定时代、社会、环境中人物所体现的独有的思想、品质、行为、习惯等方面的特征。概括人物性格特征应抓住言行心理等方面进行。..

形象对比研究论文

人物形象作为形象广告片中最活跃的因子,对形象片能否成功意义重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物形象对比学术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浅谈人物形象塑造

摘要：《荞麦记》是黄梅戏优秀传统剧目，人物形象很有特色，各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其中“王安人”这个角色是黄梅戏老旦行的看家戏，表演状态丰富，观众喜闻乐见，其人物走向从荣华富贵到乞讨求生，这一故事情节的变化，矛盾冲突的安排，通过剧中事件一串一串的反映，把王安人灵魂深处的情与恨、爱与怨、怒与悔的变化诠释在黄梅戏的舞台上，给人以极大的反思和启示。排演时，我在该剧中接受了扮演“王安人”的任务，从读剧本到分析剧本，分析人物后，我就爱上了这个人物，因为她有血有肉，有人物个性，脑子里始终思索着我该如何恰如其分地来塑造“王安人”这一舞台艺术形象，如何赋予角色之灵魂。

关键词：《荞麦记》;黄梅戏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0-0-02

作为一个演员，最初接触到一个新剧本、新角色，能否激发她的创作欲，原因当然很多，如：故事情节的组织，矛盾冲突的安排，文学语言的锤炼，唱腔的情感表现等等，都会使演员产生兴趣与情绪冲动。但是，直接能够发生感情的还是人物性格以及角色在重要事件中所担负的任务。更确切地说：首先浮现在演员脑子里的是她所扮演的角色有没有戏的问题，可塑性强不强，当然考虑问题不止这些，但主要是应从塑造人物着手。

正因为《荞麦记》中“王安人”在全剧中的形象很有特色，性格描写又非常鲜明，有个性，把一个拥有百万富翁的当家主妇“刻薄”、“嫌贫爱富”的势利心态，反映得淋漓尽致，也加深了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这里我想谈一点我塑造这个人物的浅滴体会。

一、狠抓戏眼，重笔添彩

要想塑造好这个角色，首先要进入“王安人”性格的内心世界，认清她性格的鲜明性，人物的思维走向，体验她矛盾的心理，体现她表演的行为，我觉得既要突出她嫌分爱富的扭曲心理，又不能忘记她作为豪府安人的矜持庄重。在对待贫与富的态度，包括她对三个女儿的态度上，既要突出她刻薄，又要突出她的慈祥，抓住她势利心态，在性格上既要突出她的刚毅，又不忘突出她柔弱的一面。她把可憎与可爱，热烈与冷冰，欢乐与抑郁，傲慢与乖戾，善良与无奈，高贵与渺小，狂妄与乞求，灵与肉动人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性格，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我喜欢演这个人物——王安人。在排演的过程中，极力寻找王安人的生命与灵魂，努力塑造一个完整的“王安人”舞台艺术形象，同时又极力寻找人物的双重性，把握人物的核心点。

“王安人”的戏是从第三场“寿堂风波”开始，当观众看到一个慈祥的主妇手拿龙头拐杖，荣耀的上场后，寿堂的喜悦给观众带入非常和谐的氛围中，开场的摆宴渲染了五百万夫妇开门庆寿的欢乐景象，接着大姑娘带上寿桃、寿糕、金寿星、貂鼠皮袄送双亲，二姑娘带着寿糕、寿果、珍珠玛瑙还有石榴红裙送给母亲，老安人看着耀眼的贺礼，兴高采烈，赞叹不已。左一个儿子宝宝，右一个心肝宝贝，把一个贪财之心的老太太体现得很到位，在欣喜若狂之际，院公报信：“三姑娘回府”，这一报信带来骤变，造成一个极大跌宕(挡)，当见到三女儿送的荞麦馍丢到地上，连金狮犬都不瞧上一眼，一声长“叹”，埋怨自己怎么生养着这么一个没有福气的穷鬼。为了在客人面前不丢人现眼，把她打发到厨房烧火。中间的拜寿、祝酒，在喜怒交织的情景中形成了更激烈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及喜怒漩涡，于是最后用拐杖将其三姑娘母子赶出府门，连马棚都不给住，这就迸发了更大的愤慨和不可理喻的矛盾心理，把世俗的人间之情通过人物情感的表露，深层次的表现得更加鲜明，因此“以喜悦衬怨怒”、“以欢乐衬气愤”。通过“乐、怒交衬”达到“以怒衬乐”、“以乐衬怒”之效果，到后来落难时又“以悔恨衬求诉”，应该说这个人物的特点。从表演角度看，恰如其分地达到了“衬”的舞台效果，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演员对于剧情发展是清清楚楚的，哪里是高潮，哪里为高潮“铺垫”更是胸中有数的，“衬”的不够，到后来“乞求”的效果也就要受影响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起初在演出中我知道“以喜衬怒”的“衬”的作用，但确没有掌握好分寸，认人“喜”的气氛渲染越突出，“怒”的情绪就越浓郁，于是又往往在表演“喜”的阶段时，不知不觉做了过分夸张，为喜而喜，当然就会离开戏，这些都是对于“以喜衬怒”作了形式的理解，而不是从人物性格出发的结果。为了深层次的、准确地把握好这个人物的表演尺度，根据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兴趣的提高，我采取狠抓戏眼，重笔添彩，在不断演出过程中，通过踹磨，思考、摸索、体现，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二、以“衬”找戏，以“衬”托情

《荞麦记》的剧作意蕴是旧时礼教，封建意识，人伦道德的写照，又是一部讲道德，激人奋进的好作品，虽是一部讽刺体裁的剧，但确给人以极大的回味、反思和教育，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在整个剧情发展中，各个人物都是贯穿于人情、生活之中，对人、情的理解，对各阶层人的认识，对人与人之间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各有不同对待方式。而“王安人”的行动贯穿线是不讲道义、不讲亲情、不看人的主流，只看一时荣耀的势利心态，此乃“王安人”的思想主脉。由于她的刻薄、势利、无义、绝情激起三女婿一家同心相连艰苦度日，坐破寒毡，磨穿铁砚，发奋攻读，最后得中头名状元，而王安人万贯家财被几场冲天大火烧得片瓦无存而沿门乞讨，这种变化带来很大的戏剧性的讽刺效果。“府门耻笑”一场戏是“王安人”的重头戏，这场戏她以演唱为主，以情为线，在演唱中有夸耀、有哀求、有懊悔、有求诉、有悔恨，用“诉苦”之例“衬”母女之情，在“衬”中找戏，在“衬”中托情，最后母儿相认。开始她跄颠上场就被三女婿的中高官而暗自庆幸称赞状元及第门前的荣耀风光，“适才经过大街上，鸣锣开道热闹洋洋……”。这段唱腔我在演唱处理上，对每句唱词极力寻找准确的感情色彩，把行云流水般的旋律和赞美夸耀，指指点点的明晰动作连成一体，显示出王安人由沿街乞讨的无奈，急切想见女儿，求女儿饶恕、收留，来突出王安人的个性，她似乎忘记以前的所作所为，在表演处理上，由于在乞讨的路上形成时空逼迫感，又有大幅度的夸赞身段和唱段的处理。首先是稳定人物心境，把乞讨的感受压抑住，用真情实感唱出心声，“以喜衬乐”、“以乐托情”，同时还要用忏悔之意“衬”自己的诚意之心，这段戏在这场整个情节流程来看，虽是重头戏之一，此时此刻，但只是个大铺垫，还未到倾注全力之时，还是“衬”的作用，所以在表演处理上留着后劲，把打重点这关。当王三姐看见这恨惊扰母亲落入如此地步，与以往旁若两人，又喜又恼，又气又怜，一场讽刺性的明晰对白和对唱，逐渐显示了感情变化的复杂层次：王安人从竭力陈述到苦苦哀求，从万念俱灰到一线转机，直到无奈用“十月怀胎”来“诉求”。在总体讽刺性的氛围底色中，我在演唱时细腻地调节着不同声音色彩，此中所谓调节，全在于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种种具体感受，判断与反应上，如：“女儿她心慈嘴头硬，我不免数怀胎打动她心”，当唱到“心慈”在高音区中用一点装饰音然后急停顿，再轻声唱出“嘴头硬”带点忏悔之意，如果不加装饰音，不停顿，一口气唱上去，就显得无“味”，就达不到过加赞叹的艺术效果，紧接着无奈而深切地唱出“我不免数怀胎……”，大换一吃，用气声加一点泣声唱出“打动她心”。这段演唱一共是74句唱词，在旋律反复、相同的情况下，每一小段我采取不同的演唱方式，用多种演唱方法来完成人物的心声，唤起三女儿在怨恨的心情中给予同情之感，同时也用声音情感来感染观众给王安人一点怜惜之意。这段唱腔音乐旋律韵味无穷，起伏得当，情感极为深切，演唱中对“王安人”的心灵撞击很大，震撼很深，沟起她人生酸甜苦辣的追忆和养儿育女的辛酸之苦，加之懊悔之意，全部凝结在一起，促使观众形象直观地看到人物灵魂的苦痛之处及悔过之心。我体会到要唱好这段唱，首先是潜入角色之中，不是以“衬”找戏，以“衬”托情，以情带声，在平仄韵的咬字上，有的地方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柔出来唱，极力做到声断气不断，以求声情并茂，最大限度的发挥演唱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因为这原是一个势利、刻薄的老安人生活中所遭受的一个缩影，此时又是一个处在生命游丝上的孤弱老太婆极力想要振作起来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做最后(无奈)选择，也是对那些势利、刻薄者一种鞭挞。

根据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兴趣，这段戏后来在演出中特别要注意鲜明真挚的人际情感，唱腔上要体现情、声相柔的黄梅戏韵味，极力将演唱艺术与角色的个性征合二为一，相互融合，努力做到形体动作，表演神韵和声腔艺术相互兼顾达到统一，这种结合是演中对角色之间交流的理解。一个演员在表演过程中要想把角色活生生地表现在观众面前，不仅仅是演唱的功力，更重要的是通过演中对角色的理解与体现，而这种理解，体现程度主要是从人物之间的交流中和声音的表达中展现出来，以寻求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塑造人物当中，我特别感触在舞台行动中，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处喜、怒、哀、乐的表现都能够有根寻，有据可依，有感而发，对于表演分寸，我极力要求自己要准确的塑造人物，着力挖掘人物情感真实，把握人物内心的情感脉搏，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典型思想，典型行动，把她带入角色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段唱腔之中，真正体现人物的神韵。因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高度的提炼生活，用最精炼、最典型的表演方式和感人的演唱艺术去展现剧中人物的生命，给观众以生活的启迪，高品质享受。找到剧中人物的生命与灵魂，塑造的角色就不会只是一个表演情绪的躯壳，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这是把握人物形象塑造的锁匙。

以上是我在《荞麦记》一剧中扮演“王安人”的直接感受，也有间接启发，既无系统又难保正确，谬见看法，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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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操形象的对比分析（一）史料对于曹操的记载历史上的曹操是怎样一个人呢？首先，《三国志》中的曹操，机智聪明，有孝行，是个旷世奇人，有济世之才。曹操机警，有胆识。《三国志?武帝纪》中描写到：“太祖（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顒（yu）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这里的描写，给予曹操极高的评价，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肯定了曹操的军事才能：“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仿佛孙吴”。他还说：“先帝每称操为能”，说明了刘备对曹操的才能也是给予充分的肯定的。随后在《三国志?武帝纪》中，陈寿大力宣扬了曹操的文治和武德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原文这样写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一直到西晋末年，人们对曹操的评价都是肯定性的，这即和当时作者和史学家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关，也和魏晋时期人们的英雄观念有密切联系。（二）两部作品中曹操的对比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所体现出的曹操，在后世是颇具争议的一个人，《三国演义》将曹操塑造成了一个奸诈无信，自私残酷的性格特征的人。《三国志》不是这么描写，也不可能这样描写，前面说过陈寿是西晋的大臣，而西晋承袭曹魏，《三国志》就属于当代史，对曹操的描写则可能较为隐晦。我们暂且不论孰是孰非，且看两部作品的对比描写。

小说人物形象论文开题报告

形象剖析捧心西子病态美在通篇《红楼梦》中，作者对林黛玉的外在美描写并未花费太多笔墨。然而就是那着墨不多的描写却给人留下了极其美丽形象。我们可从开篇的“绛珠仙草”得“受天地之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换得人形”，这些句中体会到“仙草化身”一种超凡脱俗，得天地精华的清秀非凡之美。一切自然造化都是美的，一草一木俱是，更何况是一株得受天地精华，甘露滋养的“仙草”了！此时作者虽然尚未直接描述黛玉之美，但在读者心里，早已对这株“仙草修成的女体”心仪已久了。到此作者已经成功塑造了黛玉一种“清丽灵幻”的美丽形象。黛玉初进贾府，作者也未直接着墨来描写她的外在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看出林黛玉的美。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这话虽未直接写出黛玉的美丽，却给读者在心里留下了一个“绝美”的形象。我们再从宝玉的眼来看看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竟称她为“神仙似的妹妹”。笔至此处，一个活生生的“绝艳”黛玉已跃然纸上。这便是林黛玉的“外在美”。然而她的“外在美”是“娇袭一身之病” “病如西子胜三分”的病态的美，就象是个“捧心西子”。以自尊掩饰自卑在这里，“惟恐被人耻笑去了”的自尊，已经变成了“惟恐被人小看了他去”的自卫。这种自卫，是环境变迁与门第差异在黛玉心灵深处的细微折射。从形景看，不是单冲着周瑞家的，实质是也是冲着薛姨妈与贾府的，她要借送宫花这件小事，称一称自己在皇室与侯门家庭称盘上的份量。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脂砚斋在批这一段时道：“今又到颦儿一段，却又将阿颦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 “天性”云云，就是指这种偏执得令别人有点受不了的自尊。最受不得别人伤害的黛玉，却最肆无忌惮的伤害着别人。然而这位贵族小姐却万万没有想到，冲着周瑞家的这个奴仆发泄，显然是有失身份的表现，她想得到的却恰恰是失掉的，这个细节无疑是黛玉性格底色的点睛之笔，所以脂砚斋才郑重指出“从骨中一写”。人当然不能没有自尊，但她自尊心太强了，便会发展成为小心眼。等到史湘云说唱小旦的戏子有点像她的时候，林姑娘的微嗔薄讥就变成了雷霆震怒了。不过，她这一次注意到了身份，当时并没有发作出来，回到住处才连珠炮式地向情人倾泄：“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取笑？”“这一节还怒得。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你安得什么心？莫不是她和我玩，她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平民的丫头，他和我玩，设若我回了口，岂不他自惹人轻贱呢。是这主意不是？这却也你的好心，只是那个偏又不领你的这个好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说我小性儿，行动肯恼，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第22回）在这里，林姑娘把人格价值与门第价值以及两者之间关系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比作戏子犹可恕，而把湘云看得比她高贵则是不可忍的。虽然这只是她的分析，宝玉并非此意。不过我们不要被黛玉的强词夺理所迷惑，其实最不可恕的还是把她比作戏子。她觉得自己的身份受到了耻辱，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所以才发泄了这么一大堆，这也正是她维护自尊心的一种鲜明的表现。其实，对林黛玉来说，自尊与自卑原不过是一对孪生姐妹。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后者是前者的内涵。与贾府门第差异，又寄人篱下，使她产生了深深的自卑，她所以要时时刻刻在人前要极力维护她的自尊，是为了用自尊掩饰她内心的自卑。小心眼背后有坦诚黛玉的小心眼似乎人人皆知，然而还应看到，她的小心眼背后有坦诚。林黛玉在没有与贾宝玉定情之前，她对两个情敌——薛宝钗、史湘 87版林黛玉饰演者——陈晓旭云有些“小性儿”“见一个打趣一个”，有时简直到了不太近情理的地步。如薛宝钗生病，贾宝玉去看她，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黛玉见了，心中不悦，竟说出“哎哟，我来得不巧了！”“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这样带刺的话，使薛宝钗和贾宝玉都下不了台。然而真率的林黛玉，在她几乎毫无遮掩地表露着自己的缺点的同时，也在向人们敞开了她那纯真无邪的心扉。在她眼中心中，容不得微尘，也不记得微嫌。当她对某人某事有看法时，可以锋芒毕露地直陈己见，但这只是就事论事，论过陈过之后也就丢在了一边。正是凭这种待人以诚的直率，她赢得了姐妹们的友情，谁也没有将“行动爱恼人”的林妹妹当外人。如果什么时候缺了她，大家也同样感到空虚与寂寞。她毕竟有一颗晶亮的灵魂。小性儿，尖酸刻薄，只不过是美玉上的小瑕微疵罢了。在大观园里，她似乎只有与薛宝钗结怨太深了，那是因为她曾一度将宝钗当自己的情敌。但正是她们后来又“互剖金兰语”，结成“金兰契”，谱成了友情中最动人的篇章。她被宝钗善意的批评所感动了，深情地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于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她向宝钗说的一番话，就如一篇深刻的自我反省。说明她往日所以容不得别人的缺点，是因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所以听不得别人赞宝钗，是因为他始终以为宝钗“心里藏奸”。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少女自尊得有点偏执的内心世界，又变得虚怀若谷、率真坦诚了。追求真爱林黛玉在贾府十分孤立无援，她惟一的知己是贾宝玉。对贾宝玉的爱情，是她生命之火，一旦失却这爱情，生命也就终结。林黛玉不能离开贾宝玉，更不能失去贾宝玉的心。但是，在初恋阶段，他俩若即若离，互相试探，都不肯把真心掏出来。尤其是林黛玉，她在对贾宝玉的真心还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肯轻易地流露出自己对贾宝玉的恋情，因为她很自尊自重。这时的贾宝玉，对纯真圣洁的少女有一种泛爱，对才貌双全的薛宝钗、史湘云，更有着明显的感情波澜，这使林黛玉无法容忍，她直率地对贾宝玉说：“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给忘了。”正确看待林黛玉的悲剧 87版林黛玉饰演者——陈晓旭林黛玉毕竟是单纯天真的少女，她幻想着与贾宝玉的爱情有朝一日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配上一个合乎封建礼教的形式，成为合理的存在。但美好的幻想无所附丽，结局如何，林黛玉没有贾宝玉那样乐观自信。她担心着“不知将来如何”，更多的是预感到这爱情的悲剧结局。没有婚姻的爱情是不完整的，林黛玉正是在将爱情发展成为婚姻上碰到了更大的威胁，也更加显得无能为力。事实是确实有一团不祥的乌云笼罩在宝黛爱情上空，而乌云的制造者就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王夫人。如宝玉的亲信，王夫人就选中了袭人，袭人只是准备作为通房丫头给宝玉的，对宝玉妻妾的要求就更高了，选择自然更加慎重了。林黛玉性格上的缺陷掩盖不了她叛逆思想的光芒。当她的爱情幸福被扼杀时，表现得那样的勇敢、决绝，她以死向黑暗的社会表示强烈的反抗。至此，她的叛逆性格到了高峰。一个美丽、柔弱、勇敢、决绝的悲剧形象，便深深铭刻在读者心中，屹立在中国文学史上。编辑本段性格剖析新版林黛玉（蒋梦婕）一、有人说《红楼梦》的主题是多义的，不可以一语指实，这很有道理，但不管怎样“多义” ，总有一个是基本的；也有人说《红楼梦》的内在意象和读者的审美体验均带有一定模糊性，很难对审美对象做出精确的质的界定，这也很有道理，但不管怎样“模糊”，总有一点是明确的；还有人运用各种手段(包括电子计算机)说明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某些差异，这是否也有道理?也有，但不管怎样“差异”，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这种“基本”的、“明确” 的、“一致”的是什么呢?即：哭泣。读者的眼光可以有种种，有人看到了“淫”，看到了 “缠绵”，看到了“病”和“梦”等等，但谁都无法否认《红楼梦》写的“哭泣”。大观园女儿没有一个不哭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上至荣贵人元妃，作为小说人物正面出现时，“呜咽对泣”“泪下如雨”；下至丫环侍女，无辜罹难而饮泣者比比。真是哭声嗷嗷，血泪斑斑。梁启超论《桃花扇》是“一部哭声泪痕之书”，《红楼梦》更复如是，皆为哭泣之作。刘鹗《老残游记序》指出，一切优秀文学作品都是在哭泣，浸渍着作家的眼泪。“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番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又说：“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刘鹗这一艺术见解无疑是精邃破的而发人深省的然而，《红楼梦》之哭泣者莫过于林黛玉，“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海涅诗曰：“从我的泪珠里，长出娇花朵朵”。黛玉何尝不是如此。她那一颗颗晶莹的泪珠凝结成一首首美丽动人的诗篇，交织回荡着她那深切悲痛的爱情心曲和疾愤抑郁的叛逆心声，了解她的哭泣，才能理解她的性格；抓住她那些光彩闪烁的泪珠，才能映照出全书的主题；亦可领悟到作家的创作契机，并可重新认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二、黛玉为何而哭泣，作家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还泪说”。怎样解释这个还泪说的现实基因 ?《礼记?檀弓》曰：“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畏而哭之极为常见，为智能低下之哭泣。爱而哭之则是艺术天才冶炼之洪炉，熔铸建构出无数精妙的文学巨著和感人至深的典型人物。“创作总根于爱”(鲁迅)，林黛玉就是“爱而哭之”的光辉典范。小说写她自进贾府之后，就和宝玉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亲密无间，“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自此，生活的平静打破了，心灵的爱河之水翻起波澜，性格也迅速嬗变。廿三回写她与宝玉一起阅读《西厢记》，“ 但觉词句惊人，余香满口”，及至听到《牡丹亭》的动人词曲，并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时，更是“心痛神驰，眼中落泪”。这表明，外界情事的触发，正在这个早慧而又早熟的少女的心弦上跳动着人生的旋律和爱的颤音，使她由青春的觉醒已进入对人生价值和爱情归宿的思考，这思考显然是痛苦的。等级森严的贾府，寄人篱下的处境，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代表着宗法思想、家族势利和神的意志的“金玉相对”之说，象一座座无形的高山横亘在爱之路上，使她很快意识到环境和自身、现实和理想的距离，意识到爱的历程的艰难与渺茫，是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的悲哀。因此，就在这位痴情而又敏感的少女的心理感应上，处处形成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的触发点，每次触发都会引起她对现实和自身的省视，引起感情层次的迭加和心理机制的变化，这种触发和变化一次比一次激涨，哭泣也一次比一次悲怆。“志撼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于是才哭泣吟唱出那些血泪交进的《葬花吟》、《柳絮词》、《风雨词》和《拂琴曲》等等哭泣之作。“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这正是由爱的觉醒而启发了她的人生忧患意识，一种敏锐的失落感袭上心头。三、所谓“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灵性即天赋的聪明才智，也包括人的性格和气质。灵性高则天姿秀，颖慧敏锐，省视力强，感受力也强，觉悟亦快。明清以来，随着王学左派和“ 异端之尤”等思想家掀起的以“人学”和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新思潮的发展，随着《牡丹亭》、《西厢记》等情词淋漓、人欲纵横的戏曲小说的进入大观园，一种新的时代气息也正浮动在“花谢花飞”的广阔空际，最先呼吸而领会之者也是宝玉黛玉而已。然而，封建堡垒的锢钥，历史传统的沉积，重重压在黛玉的心头。这种历史的重压和自我萌生的当代意识的冲突，使她表现出对礼教的强烈的束缚感，不自由感，因而产生种种难以复加的愁、怨、感伤郁闷和愤恨。马克思曾经说过：“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⑴在这可悲的时代，黛玉表现出顽强的抗争力与叛逆精神。尽管她还没有完全跳出传统的轨道，但至少是在不规则的行走，而且时而迸发出新思想的火花。尤其在男女关系上，闪烁着一种新的“性爱”要求和新的价值观念，较之那些匍伏在礼教之下，不仅自己受其毒害，也极力为之说教又去毒害别人的人如薛宝钗等辈，不知高出多少倍。且看第二十九回的一段描写，黛玉揣度宝玉：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而不重人的呢? 这话说得何等好呵，这真是问题的实质!一部《红楼梦》一曲宝黛爱情的悲歌，可以说自始至终都是在“金玉姻缘”和“木石姻缘”的交织冲突中演进的。前者以“天理”自命，以客观物的配合为基础；后者以“人欲”自命，以人的主观感情为基础。前者是伦理的，后者是人性的。再如第四十五回，写到夜间下雨，宝玉要从黛玉那里回去：黛玉听说，回手向书架上把个玻璃绣球灯拿下来，命点一枝小蜡，递与宝玉道：“这个比那个亮，正是雨里点的。”宝玉道：“我也有这么一个，怕他们失脚滑了打破了，所以没有点来。”黛玉道：“跌了灯值钱呢，是跌了人值钱?怎么忽然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 这些开启黛玉的心扉之处，散发出一种芬芳的气息，其心地何等之纯净而美好!正是这种觉醒了的人的价值观念，所以她挚着地追求着实在的人生和真正的爱情，热恋着“心情相对 ”的“知己”。紫娟告诫她：“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这正符合黛玉的思想。她多次声称自己“一无所有”，“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哪玉的，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之人罢了”，并明确对宝玉说：“我那里能够象人家有什么配的上你的呢?”(第二十九回)这些虽是气话，也是真话。有时宝玉误解了她，说她“多心”(有的读者也这样误解她)，可是她回答得很好：“我为的是我的心”(第二十回)，这“心”，就是人格和尊严和感情的真挚纯洁，不允许掺有任何杂质。然而，这种觉醒了的意识，这种美好的理想与合理的要求，却为那个时代所不容，她那皎洁的性格也和那个龉龊的贵族世家格格不入，爱之路上不仅荆棘丛生，更是风刀霜剑交架。所以她的哭泣也是一种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哀，这是她精神痛苦的主要形式。因而，她常常感到孤独、寂寞、无援以助，并渴望为人理解而求其友声：“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娇羞默默同谁诉?倦依西风夜已昏。”“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因而，她感叹人生竟象草木那样凋零失落，也象讽忽的柳絮那样无所凭依：“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因而，在极度痛苦之时，感情升华的理性意念借幻想的羽翼飞腾了：“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这都是一个无路可走的觉醒者的哭泣心声。黛玉与宝玉四、所谓“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在黛玉来说，即爱得愈深，哭泣愈痛，愈是宝玉向她表示出真正爱情的时候，她愈是伤心落泪，不能平静。黑格尔说：“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⑵所以这种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的矛盾与苦痛，经常使她反常与失衡：“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 ?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那得不伤悲!”“抛珠滚玉只偷潸，镇日无心镇日闲；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与斑斑。”当感情流量超过神经负荷时，心理就易失去平衡，所以“蛇影杯弓 ”“痴魂惊恶梦”，哭泣变成梦魂的惊悸。在长期禁锢郁积于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愤懑在失衡时的自然爆发就产生了“我问问宝玉去!”的反常行动，但这反常之中又蕴含着正常的人性，是正常人性被窒息的反常行动。最后，生存失去支柱，所以“焚稿”、“断痴情”、自戕。世界的存在既是如此荒诞、丑恶、无道理、无人性，那么生命又值得活下去么?她已不是历史上闺怨诗词中的女性那样自哀自怜与无可奈何的逆来顺受，而是明知世途险恶也宁肯将人生的支点选置于个人感情的你我，也不肯丧失人格的独立与尊严而对家族实力附会攀缘。她的人生道路、恋爱心态早就表明：苟勿爱勿宁死!早就意识到并准备了一条自杀之路。“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鲁迅论贾宝玉说：“他看见许多死亡”，“先有可卿自经；秦锺夭折；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 ”这些死亡，宝玉看见了，不用说，黛玉也看见了，所以她对“黄土陇中，女儿命薄”异常敏感。随着爱情的发展，自我意识的深化和对现实丑恶的省视，在黛玉面前展现的种种幻影都变成了无数病痛、破败、幻灭和死亡。在那“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罪恶渊薮，“女儿薄命”是普遍的，所以她眼前无非是一片坟墓和死场。“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装”，“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她的诗也和她那倍受“折磨”的性格一样，到后来也由热而冷、由怨转悲、由明变暗，表现出“冷月葬花魂”的一种“死”的预照和冷的美。五、林黛玉之哭泣不仅有深刻的内涵，也有鲜明的个性。表象呈现着“悲哀的秀美”，深层意蕴则充溢着忧愤之壮美；既是缠绵悱恻，又是刚烈果决，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叛逆精神，有着可贵的“坚韧”性与“挚着”性。所谓“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黛玉正是如此。小说写她“痴”“狂”“灵窍”“心较比干多一窍”，这即黛玉之灵性。灵性真感情深，则不落世俗，孤标傲世，容易被说成痴狂。其实李贽曰：“狂者不轨于道”(《藏书》卷三十二)，正是不守礼法的表现。当然，黛玉不是“狂士”，也不是宝钗批评的“轻狂 ”，但她确有个性解放的要求。所谓“痴”，蒲松龄曰：“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是以知慧黠而过，乃是真痴。”这话用之于黛玉，恰是其灵性的最好评语。她不仅是书痴、艺痴，更是情痴。情痴者情必真而挚，感情深沉炽烈，锲而不舍，挚着于现实，挚着于人生，挚着于爱情。因其爱得真、爱得挚，“积好成痴，积痴成魔”，所以悲愤、哭泣、叛逆是必然的。从哭泣中可以看出林黛玉品格之高标，尽管她是一个“弱女”，但实是古来第一“烈女”，第一“奇女”。六、黛玉之哭泣实际上是曹雪芹哭泣之投影，从这里可以领悟到作家的创作契机。小说透露，曹雪芹的书斋曰“悼红轩”，他在此对《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一边哭泣一边创作。第一回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话。脂砚斋说他“泪尽而逝”。林黛玉常以花自喻，《葬花吟》是她“泣残红”之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哭泣的影子的重合：泣残红=葬花=悼红=辛酸泪，最后都是泪尽而逝。朱光潜先生说，感情深沉悲哀的作品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看来，林黛玉之“还泪” ，实是作家在“还泪”，他之所以“还泪”，同样是“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的悲哀”。于是生发出无比强烈的身世之恨、世家之恨、时代之恨。倾泻内心郁结的激愤之情 “滴泪为墨，研血成字”(脂砚斋)，创作《红楼梦》一书以寄托其孤愤。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曰：“蒲松龄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辛酸泪也。”当然，曹雪芹之“孤愤”更有其深邃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可知，“哭泣”不仅是曹雪芹的创作动力，也是他的创作灵魂和艺术生命力。没有曹雪芹之哭泣，便没有百廿回《红楼梦》，也不会有林黛玉之哭泣个性。由此也可重新认识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红玉和黛玉的玉是同一个字，但她们的性格大不相同.红玉是一心往高处爬，争求翻身,黛玉就不必说了。但是她们还是有相同的地方。身体同样有弱症：当时小丫头佳蕙还劝红玉去问黛玉要点药吃。同样痴情：红玉惦记贾芸的心事与林黛玉是比较像的。有点喜欢瞎琢磨：宝钗无意间听见了红玉的心事，结果宝钗拿黛玉圆谎，红玉闻之整天猜疑不定。八十回后应该还有与之相关的情节。然而红玉与黛玉差别又是很大的：她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打算，在凤姐处也只是为学些办事方法，眉眼高低；她主动追求爱情，不像黛玉躲躲闪闪，在宝玉吐露心声后依然佯装不懂；她与贾芸最后的结局也应该是圆满的；她有父母。七、黛玉的缺点。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黛玉这样一位高洁袅娜的少女也不例外。她太清高了，本不应该存在于那个污浊的世界上。她和宝玉的爱太过于柏拉图，而且她对于周围的事物也是完全理想化的。她没有理解这个世界，也没有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所以，我觉得她和周围总是有一层隔阂。正因为如此，她才不能用心地体谅别人，虽然她是善良的。她的思想行为都远远高出她所处的那个时代，但她的理想与世人不同，又太爱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太爱保持高洁的品质，不用心与周围的人搞好关系（从那些丫鬟老婆们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所以最后难免落得悲惨的结局。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一）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2、原因分析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二）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2、原因探析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