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毕业论文
1）首先，学习古典文献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整理古籍，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是一项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最起码的一点是，灿烂的中华文化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因此，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更多的人能看懂。
(2)其次，学习古典文献学是专业学习的需要。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人来说，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是为专业课的学习服务的一门基础课。由于在学习中要涉及大量的文献典籍，因此，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以便使自己在学习中能顺利地找到材料，正确地运用材料，进而分析批判材料，得出科学的结论。
总之，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知识，才能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在科学研究中有所成就。
历史文献学的特点，最突出的是它的综合性、基础性和实践性。
所谓综合性，是指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对象、领域以及所运用的理论，方法既涉及到历史学，也涉及到古典文献学，同时又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以及古代文学、中国哲学史、科技史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综合性虽然不是历史文献学的学科性质，但的确是它的一大特点。
所谓基础性，是就历史文献学在历史学的结构体系中所处的基础地位而言的。研究历史必须依据史料，史料的范围虽然很宽广，但传世的和出土的历史文献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谓实践性，是说历史文献学是一门强调实践讲求致用的学问。无论整理还是研究历史文献，都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如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等都需要长时期的动手实践和经验积累，方能得其门径而取得成就，而整个历史文献学学科也正是在长期的历史文献工作实践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众所周知，“伪书”系指一书的公认著者及时代并非这书的真正著者及时代的书，或简言之“著者不真实的书”①。
伪书的产生历史悠久，纵观其踪，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为无意误成。如《逸民传》旧题“少元山人皇甫？咦¡保凇睹魇贰ひ瘴闹尽芳啊督贤ㄖ尽妨绞橹腥匆颉？摺庇搿板ァ本A枚筇馕ء盎矢﹀プ¡保猿晌笔椤A硪恢衷蚴怯邢⑽敝？见下文详述）。
然而，不论是否有息，“伪书”都不同于“伪事”。或许“伪书”在末被辨伪之前曾给科学研究以极大的棍乱，可经证伪，还原其历史真实，“伪书”终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因此，本文试图探讨有息制伪者的六类编撰动机，思考“伪书”蕴涵价值的挖掘意义。 1“托古传道”意图及其价值挖掘 以“托古传道”为意图编撰的伪书，大抵都是著者“心血之所寄，甚或累世相传之经验，若谓作者不欲自举其名，殆无人信，其所以依托他人，则在借币他人之名，以传其书。
”②可见，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思想继秦汉之后，业己演化成“尊古卑今、贵远贱近”之学风，世人普遍认可了古代的东西可信，古代的东西价值大的观点。于是，著书立说中以“托古传道”、“借名传学”为意图之古籍伪书日渐丰益。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先秦时期，。
发你邮箱了，不知道收到没不过只有几篇范文，不要直接用哦跟你是一个专业的，之 前我也在为论文苦恼了半天，网上的范文和能搜到的资料，大都不全面，一般能有个正文就不错了，开题报告、中期报告什么的都没有，关键是没有数据和分析部分，我好不容易搞出来一篇，结果老师说太简单。
还好后来找到 闻闻论文网，直接让老师辅导我写作，非常专业，核心的部分帮我搞定了，也给了很多参考文献资料。 哎，专业的事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做啊，建议有问题参考下闻闻论文网吧 ..看的多不一定有好处，找人指点下，或许能帮上忙。
..。
2011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各科目参考书
“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参考书如下： 参考书目
1.《文献学概要》，杜泽逊，中华书局2001年。
2.《中国历史文献学》，杨燕起，高国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考试大纲
中国历史文献学考试大纲
1.“文献”的概念及其内涵变化。
2.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任务以及学科构成，学习历史文献学的意义。
3.历史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4.文献载体的演变过程。
5.古籍的主要编纂体裁类型及编纂特点。
6. 古代重要类书及其文献价值。
7. 丛书的概念及其作用。
8. 《四库全书》编修的历史背景、体例特点、流传情况及其功过。
9.目录学的概念和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指导作用。
10.古代书目的主要类型及其各自的特点和功用。
11.图书的四部分类法及其产生、确立、影响。
12.版本、版本学的概念，版本学对读书治学的功用。
13.我国古籍版式与装帧制度，官刻、私刻、坊刻古籍的特点。
14.古籍版本类型及其特点。
15.校勘、校勘学的定义， 校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6.陈垣“校勘四法”的具体内容。
17.历代古籍散佚的几大原因及其给图书造成的损失。
18.班固《汉书•艺文志》的体例、成就与影响。
19.郑玄注的特点及其在文献学上的贡献。
20. 《隋书•经籍志》的体例、著录特点及其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21.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及其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22.清代校勘名家及其主要校勘成果。
目录：指著录一批相关文献，并按照一定次序编排而成的揭示与报道文献的工具。它是联系文献与用户的桥梁和纽带。
汉语言文学作为人文类的传统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汉语言文学的毕业论文优秀例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历史悠久，是高等院校设置最普遍的基础性文科专业之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大，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步向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大众化过渡，对传统汉语言专业在承担社会人才培养的功能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快速发展，正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我们固有的教育和人才观念，冲击着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命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历史悠久，是高等院校设置最普遍的基础性文科专业之一。缺乏鲜明的特色和实用的技能，是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表现为以下方面的发展变化，体现出时代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一、传统型模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为适应计划经济时代对汉语人才的需要而制定的，比较切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发展、人才配置方式和市场需求的实际。
汉语言文学专业国家人才培养基地开设课程有：文学概论、写作、文学作品导读、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逻辑学、语言学概论、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美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学术思想通史、西方哲学概论、高等数学、英美文选、科学概论、史学专题、科研论文阅读与写作，共19门。
课程的设置基于培养目标。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培养目标极不明确的专业，它培养的学生所从事的职业，涉及新闻、广告、出版、广播、影视、戏剧、文秘、教育、行政(文化宣传、各级政府)等部门，专业的设置较为宽泛，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对象无法做到精确的定位，课程的安排没有一个明确的导向。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课程观念上，重语言文学轻文章。第二，在课程结构上，重学术轻实践。第三，在课程内容上，重学科专业轻文化基础。
传统知识型人才培养模式，知识的讲解传授成为教学和考试考查主要内容。导致学生高分低能的现象相当严重。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本专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创业普遍困难。
学生专业不专，特色不突出，就业竞争能力较差，出现了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不相适应，学生知识结构、能力与素质不相适应，教师素质能力与人才培养定位不相适应等系列问题。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显得尤为必要，优化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迫在眉睫，我们应该探索出一种既能有效解决目前的各种矛盾，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培养出真正合格的人才的培养模式。
二、应用型模式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尤其是对具有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人才需求更为迫切。
应用人才，是指培养人才不以学术型、研究型的精英教育为取向，而以适应广大用人单位实际需要的大众化教育为取向，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强化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培养，既注重智育又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创新型人材，是指培养的人才比技能型应用人才有更“宽”、“专”、“交”的知识结构和更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不仅具有胜任某种职业岗位的技能，而且具有应用知识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的能力。致力于培养出既具有扎实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知识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又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在行政、教育、新闻出版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等不同领域从事编辑评论、文秘及文化宣传工作的汉语言文学创新型应用人才，是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首要任务。
市场经济社会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具有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具有在谈判、公关、策划、教学、写作等活动中，运用美好的、得体的、雄辩的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通过语言能够进行广告宣传和公司企业形象设计等。由此，专业课堂教学中的文学观念、语言观念发生了变化。文学的认知功能、宣传教育功能在弱化，而潜移默化的心理疏导功能、娱乐功能、审美功能等在增强。社会要求通过文学培养人才的主要目标：在人文素养的教学中，培养熏陶人的人品人格、提升人才的审美品位。在专业教学中，语言的符号学性质得到确认，它不再只是工具性的，它更是思想性的。社会对通过语言进行交际的实践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母语交流沟通的水准要求越来越高。另外，对写作人才的需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要求。
汉语言文学专业应该是上承学科研究成果，下接职业技能训练的中间环节，肩负着吸收学术成果、拓展能力、指导具体实践、形成职业技能的任务。概言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既要有理论的修养做功底，又要在此基础上实现知识的迁移、职业技能的培养，这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的基本定位。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应是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为主的能力型教学模式，遵循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教学规律，设计新的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改变教学手段，配置相关教学资源。本专业课程体系将以文学类课程为主，语言类、写作类、实践类课程具体落实本专业人才的能力培养目标。具体操作方式是：
(一)文学类：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根据新的时代要求，改变观念，以提升人文素质、塑造完美的人、塑造学生完美的人格人品为目标，重点培养学生的艺术感悟、艺术欣赏和审美判断能力，使学生对文学的把握从侧重理解抽象的、概念化的社会历史转变为侧重理解生动形象的人。课程设置也作相应的调整。
(二)语言类：着重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重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和倾听理解能力协调发展，更注重交际沟通能力。
(三)写作类：着重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由于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迫切需要“笔杆子”，而能说会写也是毕业生就业最好的标签。写作课将以培养学生实践写作能力为主，根据学生的个性需求，提供相应的文学写作、公文写作、新闻写作的课程，外聘著名作家、记者、编辑、秘书等开设专题讲座，负责学生课外写作辅导，全面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从本质上改变原有写作课侧重于理论的性质，使写作课的实践本质落到实处。
(四)实践类：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一是专业工作能力层，通过学期论文、课程论文和各类实习让学生掌握综合能力;二是创新能力层，通过课外职业实践活动、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培养学生的工作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根据各个层次的培养目标，实践教学体系优化应采取的主要措施即建立校内外实习基地和实践教学与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在完善和改革教学的基础上，形成较为清晰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模式，应该面向社会、重视基础、强化实践，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能说、能写、能办事的高素质应用型中文人才。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应立足于传统中文基础与现代实用中文基础的有机结合，立足于课堂的拓展和实践教学的深入展开，立足于立体开放型师资结构的建立。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体现人文精神，对社会、对生活、对人体悟的最直接的载体，它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该专业的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它是一个知识系统，更是一种价值谱系，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与人有关的工作的，需要广博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和反应力、较强的分析归纳能力，需要宽容的心胸、健康的心态、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足够的合作意识等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重心在于学生的人文素养，它的应用性主要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它作用于人的精神层面，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着实用性专业不可替代的作用。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价值不在于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是与“高素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不能仅强调与职业技能相关的动手能力，而更应该注重与人的素质相关的专业素养。动手能力的强化，可以使学生快速适应自己的工作，但能否胜任或者是否有发展前景，则要看他的内功和修养。[1]
大学的类型、层次不同，对 社会的功能自然有所差异，汉 语言 文学专业在不同大学也自然有不同的定位，实现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
三、复合型模式
高校是人才的培养基地，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人才的质量直接决定着就业的质量，也决定着学校的社会声誉。因此，为实现学生的充分就业，高校必须始终坚持从源头抓起，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学生充分就业的根本来抓;必须根据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来适时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方式方法，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强化大学生的 实践能力、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培养，努力打造综合素质高、能力强的 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得以不断提高，并以此来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就业水平和质量。
当代社会是一个知识 经济初现端倪，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时代。为了更快地适应这一时代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我国政府及时地调整了高等教育政策，以扩大招生规模的方式淡化高等教育的精英色彩，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同时在人才使用上采取就业渠道多元化的市场化人才调配方式，这给大学教育理念及人才培养规格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对高等教育改革带来了深刻影响。
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当代社会现实和高等教育理念的这些变化无疑对人才培养规格及教育教学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2]
(一)当代社会需要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汉语人才。随着就业渠道的多元化，一种 职业定终身的现象恐怕再也不会重新出现了。人才的培养教育必须从传统的“专才型”向一专多能“复合型”方向 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上进行深入研究和调整。在保证学习好本专业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前提下，既要重视类似于讲演辩论、新闻 写作、公文写作、节目主持、书法 艺术、广告设计、篆刻剪纸、编辑采访等与本专业比较接近课程的开设与学习，也要重视其他跨类较大的学科如法律、经济、旅游、 计算机、外语等知识的学习，同时对于学有余力的同学，还要鼓励他们攻读第二学位。
(二)当代社会需要精通双语的高素质应用型汉语人才。在汉语言文学方面基础深厚又精通两门以上外语的人才肯定倍受青睐，这就为我们在制定专业人才培养 计划时提出了开设类似于“双语教学”这方面课程的现实要求。
(三)当代社会需要富于创新精神的开拓型汉语人才。当代社会需要个性特色鲜明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这就要求作为人文学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为我们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开拓型人才，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这种创新还包括对 文化载体及传播媒介的重新认识，因为单一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正在被以视像和 网络文化为主的多媒体文化所分割，这就需要我们培养的汉语人才具有整合跨类艺术的才能，它不仅需要创新，而且还需要开拓文化的新局面。那种在文学、影视和网络媒体多栖的创新型人才一定会倍受推崇。因此，人才培养计划必须增加类似于“影视创作与欣赏”、“博客教程”等方面课程的比重。
(四)当代社会需要文化底蕴深厚纯正的风范型汉语人才。随着21世纪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必然需要一大批人文素养深厚、道德品质高尚的风范型人才来引领社会健康发展，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汉语言文学专业以语言文学为研究对象，是一个传统的基础性专业，其本身肩负着两个责任：一是对本民族语言、文学和文化进行研究和传承，这方面侧重于理论研究;二是使人们能在实际 工作中更好地驾驭语言文字、更好地宣传民族文化等，这方面则侧重于实际应用。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发展，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功能逐渐倾向于实际应用方面。高校应充分根据自身的实际和社会市场需要，灵活地制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教育教学方式、考核评价体系等，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内容在注重人文方面的同时，必须有所改变，应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与经济、科学教育相配合，从而使学生成为既有谋生能力，又有人文素养，讲究责任与道德的新型复合型人才。
高校能否调整自己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规格，为社会提供大量学生和家长认可、企业需要、就业前景良好、创业意识强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已经成为判断一所高校是否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标志。加强高等院校办学的社会责任意识，重视对具备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创业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将是各级相关高校贯彻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注释：
[1]周兴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当下之思[J].黑龙江高校研究，2008，(01).
[2]彭松乔.问题与出路——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J].江汉大学学报，2004，(05).
浅议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构想
一、前言
电大开放式现代远程教育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教育形式，是知识经济时代人们获得终身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汉语言文学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社会在职人员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作为他们继续教育的专业，走进了电大。他们积极进取，希望学业有成，但参差不齐的文学水平和严重的工学矛盾使他们在电大的汉语言文学习中困难重重，怎样克服他们学习上的障碍，怎样使他们的学习轻松有趣，怎样顺利地完成电大学业，成为我们每位电大汉语言文学教师不容推卸的责任。
二、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员的学习障碍
(一)电大学员的基本情况
电大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大事业蓬勃发展，已培养了百万多人才。然而，电大开放教育的学习特点和学生的构成特点给他们的学习增加了困难。电大学员是具有学生与成人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他们来自不同专业、不同级别的单位，成分复杂。他们的社会经验、学识水平、心理状况都有别有普通大学生。电大学员大多是来自社会青年.在人生的历程中，他们初尝了充满希望、梦幻破灭、不甘沉沦的酸甜苦辣，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青年人的奋斗和追求、矛盾和困难。
(二)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点
汉语言文学是研究中国语言的词语、句法，赏析古今诗歌、散文、小说等众多的文学作品，熟悉有关编辑出版的基本知识的一门学科。通过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可以具备扎实的中国语言功底和较强的写作能力，知道如何去评价一个文学作品，进行编辑出版工作，而且还将拥有一笔财富——宽广的知识面和优秀的人文素质。首先是“语言”，然后是“文学”，其中“语言”起修饰“文学”的作用，“文学”是中心词，二者呈偏正关系。电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包括：
1.语言性的学习。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学概论》，《语言学概论》等课程。
2.文学性的学习。如：《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现代文学作品选》，《当代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作品选》等课程。
3.文学教育性的学习。如：《美学》，《写作学》，《文学概论》等课程。
(三)学习中的困难
1.工学矛盾。电大学员工作与学习的矛盾问题，是制约电大办学规模和提高教孕质量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方面学员工作单位要实行岗位责任制，优化组合和目标管理;另一方而学员所在学校要求不迟到、不早退、不缺席，纪律严格.这事实上造成了学员不得不采取单一选择。
2.对生僻文字、语言难以理解。由于学员文学水平的参差不齐和一些生僻文字、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用到，使得他们理解起来很费力。致使一些课程的过关率较低，如《古代汉语》、《古代文学作品选》、《文学概论》等。
三、教学构想
(一)培养电大学员的自学能力
培养电大学员的自学能力，是电大教学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提高电大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自学能力是指一个人独立学习、获取知识的能力。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这种能力更是必不可少的。作为电大函授学员，他们学习时间主要是从生活和工作中挤出来的，比较零碎，要把这些零碎的时间用于学习，就需要具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突飞猛进，知识老化、过时速度加快，一个人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凭借学校所习得的知识谋求自身长久发展，学习将贯穿于人的一生，可谓“活到老学到老”。自学能力是学员完成远程开放教育的必要条件，是实现终生学习的基石。广播电视大学，是以现代化远距离为手段，以在职成人学员为主要对象的一所学校。它既具有普通专科高校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教学的特殊性。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施行远距离教学，师生分离，借助媒体，通过IP课件、BBS讨论等先进教学手段、对学生进行间接教学。因此，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广阔的前景。实践证明，现代化的教学媒体必须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远距离教育的最本质的特征是独立学习。事实上，电大教学虽然明确了采用远距离教学、面授辅导、学生自学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但从教学实际过程看，自学的环节没有很好的落实，学生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没有得到真正体现。
(二)提高阅读水平
利用远程教育的广阔平台，增加学员的文学阅读量，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水平。众所周知，阅读水平的提高并非靠一日之功，文言文阅读也不例外。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积累，一条是转化。
1.积累。不少人学习时只满足于扫清文字障碍，尤其是古文，认为老师已讲清楚，我也明白，这就够了。这种学习方法是极不可取的。尤其是学习文言文时一定要注重积累，而积累的最好办法就是背诵，把文言文中的若干重要篇章熟记在心，文言的实词的意义、虚词的运用、各种句式的变化等也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背诵可以学到古代名篇的构思立意、布局谋篇、语言修辞等方面的要义，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随着诵读篇目数量的增加，对文言的语言感知能力也会越来越强，文言的阅读水平也就会越来越高。这就好比盖房子先要打好地基，地基越坚固，房子也就可以盖得越高。背诵就是学习文言文的地基，这是提高文言文阅读水平的根本途径。
2.转化。这里说的转化是指迁移能力，即在阅读背诵的基础上，把课内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就是要掌握一些学习规律和方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课内学习是第一位的，是基础，课内学得好、学得精，脑中装的文章就多，知识便可转化为能力，就会举一反三，阅读的水平也就会提高得很快;相反，平时不好好学习课文，学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到考试前只是盲目做题，考试时全凭猜测，那么，十个有十个是不会成功的。
四、结论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专业，远离社会，它就没有生命力。传统知识型人才的培养，知识的讲解传授成为教学和考试考查主题内容。在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 中，明确提出实施“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工 程” 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在开放教育的教学模式中，以教师为中心将逐步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学生的主体地位无疑得到提高。开放教育教学过程的优化是实现开放教育目标要求的基本保证，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及与其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学习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客观要求。为贯彻落实《面向对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央电大从1999年实施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研究和探索开放教育的教学模式是实施开放教育的关键。联合国教科文组总干事马约尔在会上指出：“提供终身教 育与培训是我们惟一能够用必要的知识与能力武装人民的途径，使他们能够在变化的世界中生存”。市场经济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具有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具有在谈判、公关、策划、教学、写作等活动。面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作为电大教师，我们应该积极关注学生，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寻求应用型专业发展之路，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适应性。
中国古典文化研究论文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令亿万中华儿女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经历多次朝代更迭和外族入侵，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饱经沧桑，虽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下面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3篇，供大家借鉴参考。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第一篇：新媒体环境下汉中传统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探析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探索新媒体技术支持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下研究热点。本文以汉中地区为切入点，借助新媒体技术，探讨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与传承的问题。分析汉中地区的经典成语故事、古代文学作品、传统戏剧、以及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创新与传播，探索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传承，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公众的民族情怀与人文素养的有效路径。关键词：新媒体; 中国传统文化; 汉中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化转化与传承;1 研究背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其意义就在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新时期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已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传统和传统文化才能承承相因、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发扬光大。”[1]“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传统文化是人民辛勤工作和智慧的结晶。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延续和文化发展的继承出发，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进行创新。”[2]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同时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使命。新媒体是一种新生的媒体形式，它是继传统的报刊、广播、户外、电视后出现的“第五媒体”。其功能强大，主要借助于当今发达且成熟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移动网络、区域无线网等技术渠道以及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的终端，实现海量信息资讯和娱乐体系的在线共享。新媒体技术使得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实现了平等和对等，人们既可以发布和传播信息，也可以接收和享用信息，并与周围的人和事物以及世界实现互动。“新媒体的特征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3]新时期，保护和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历史性任务。将新媒体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结合起来，使得两者相辅相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着重要意义。2 汉中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简介“截止到2011年6月，汉中已经拥有国家级名录6项，省级名录39项，市级名录59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广泛，种类多样，既有体现历史文化的故事传说及民间戏曲，又有贴近百姓生活的各种民俗活动。”[4]其中比较知名的有蔡伦造纸传说、洋县佛教音乐、镇巴民歌、汉调桄桄、洋县架花焰火技艺、洋县悬台社火等，两汉三国时期遗存下来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丰富了汉中的地方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急需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进行现代转换与传承。3 汉中地方传统文化新媒体形式的现代转化与传承(1）汉中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成语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璀璨一页。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包含着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烟云，其中蕴含着很丰富的人文哲理与生活经验。汉中历史悠久，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比较丰富，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流传下了许多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成语故事及历史传说，比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萧何月下追韩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骞故事传说、廉泉让水、褒姒传说等。对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进行整理和编排，标注拼音，制作成为电子书样式，并配上真人语音以及名家讲读的音频；还可制作成幻灯片PPT的形式，配上相应的图片，如果条件允许则可使用GIF动态图片，这样更具吸引力。此外，将文化典故以动画的方式进行呈现，或制作音频节目，将文本转化为音视频以满足受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借助手机APP在线功能推广和宣传，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2）汉中地区传统手工技艺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工艺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工具与材料，人们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和认识，以相对稳定的造型、图式、技艺和文化等要素凝结在器物之中。[5]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由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氛围，汉中本地保留下来了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例如，汉中面皮的制作技艺、蔡伦造纸工艺、汉中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洋县蓑衣编制技艺、城固泥塑、洋县架火烟花、谢村黄酒酿造技艺、西乡松花蛋制作技艺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手工技艺急需得到关注和保护。在今天这个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可以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方式来进行宣传与推广，使传统技艺能够被广大的人们所认知和了解。因此，对汉中本土传统手工技艺进行视频加工，将诸如蔡伦造纸技艺、汉中面皮、谢村黄酒的制作过程完整的拍摄记录下来，对其中的加工环节进行细致和完美的展现，能够引发受众的感知欲和好奇心。通过拍摄纪录片或微电影形式，配以优美动听的背景音乐，让观众在观赏这些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与放松，体味传统文化的魅力。(3）汉中传统民俗文化和民俗活动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历经千秋的历史典故，家喻户晓的民俗活动，见证了汉中地区历史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放，相比陕南地区其他区域所特有的自然风光，汉中地区的民俗文化更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首先是汉中的民俗文化，即在汉中境内的民间地区所形成和保留下来的民间艺术，例如汉调桄桄、镇巴民歌、洋县佛教音乐、端公戏等。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可以请一些老艺人和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民间艺术家进行现场演绎，通过现场录制和后期制作的方式形成音视频作品，通过各大视频媒体以及网络平台进行投送，也可以由当地政府着手操作，在地方台以及各大公共场所的LED屏幕上进行滚动循环播放。其次是汉中的民俗活动，汉中的民俗活动多种多样、种类丰富，如南郑协税社火高跷、南郑新集采莲船表演、略阳羌族羊皮鼓舞、洋县杖头木偶戏、洋县悬台社火、老君庙会、春官说春发放春贴、勉县武侯墓清明祭祀活动等。这些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活动展示了汉中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对其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播，可以借助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网络进行传播，充分挖掘民间传播的力度。例如，可以邀请知名视频网站的主播，比如哔哩哔哩、Ac Fun、斗鱼、抖音等，现场参与活动并进行实时直播与互动，借助主播个人的影响力和自媒体视频平台的强大扩散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汉中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此外，借助微信，建立汉中民俗活动的公益性宣传公众号，向广大的在线用户进行推送，有一定的宣传与展示效果。(4)VR技术与汉中文化旅游景点的线上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能使用户沉浸到环境中。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中还拥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即各种文化旅游景点。其中，两汉三国时期的石门栈道、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武侯墓、张良庙等。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聘请专业的技术团队，对这些文化旅游景点进行精准的测绘，然后通过计算机进行3D立体建模，建立线上文化博物馆。还可在城市内的各大公共场所建立市文化旅游景点的VR体验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不用亲临景区，借助VR设备，进行在线漫游，体验立体沉浸式虚拟游览，并能与景点内的物体进行互动，从而获得立体式全感官的综合性体验。这种新的游览方式与以往的游客进入景区实地游玩体验相比，在保持景点全部区域各种参数与信息完整收录与提供的同时，还降低了参与体验的门槛，能够让游客获得多倍的感受与身心的全面满足，充分体现人性化的思维与设计理念。4 结束语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转化与传承的可行性策略，提出借助在线网络媒体技术和各种视频平台，以及VR技术，对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视频化和立体化的制作的发展路径。此设想的实现需要政府的帮助与支持，加大新媒体传播的力度，使汉中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得到普及并深入人心。参考文献[1] 吴增礼，王梦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01):1-7.[2] 侍舒玮.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戏剧之家，2019(12):219+221.[3] 张婕，苗思雨，逯鹏祥，等.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征与对策研究[J].城市党报研究，2020(03):90-92.[4] 潘秀梅，张慨.浅析陕西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保护现状[J].美与时代（上），2013(07):43-45.[5] 贺超海.中国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2018.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漫谈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by 南野藏马前几日在书房，兴之所致，随手拎起了一本四书，翻到到第一面，念了两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便发现自己意兴阑珊，随手又把它扔到了书橱里，拿起本日本漫画，有滋有味地啃到最后。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感叹中国当代青少年（主要是指80年代和90年代）对于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反省自己前日所为，不禁感到惭愧，一向标榜热爱传统文化的我自己不也正慢慢放、弃这些中国骄傲么？时逢国庆，单位邀请我们新行员写一篇关于爱国主义的文章。我便想，是用华丽的辞藻去堆砌一篇空洞的文章来感叹祖国多么秀美多么壮丽的河山，还是切实关注一下我们正在慢慢遗失的民族骄傲呢？台湾忠信工商学校的校长高震东在内地演讲时说，“什么是爱国？哪里是爱国？什么都是爱国，哪里都是爱国！”爱国是微小却又具体的。我们身在中国，有时却茫然不知自己国家有什么，是什么。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是我们过于注意别人的东西？爱国其实很简单，最基本的是要了解和爱我们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历经千年，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发展起来的。她几经建构-解构-再建构，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慢慢沉淀而成。她是千百年来国人对文化的希望，是国人对文化思想的反思。当我们今日面临着随资讯发达的电子时代而如洪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时，还有多少人可以坚持那涓涓的细水长流？我们的81年代后、90年代的孩子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我想不会是女子十二乐坊穿着性感的高叉旗袍在舞台上闹哄哄的演奏那所谓的传统民乐吧？还是认为鲁迅先生笔下那个满嘴“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就是代表中国的古代文人？简练的讲，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诗、书、礼、易、春秋”。我用五经的名字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它刚好总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个方面。“诗”，是指从最早的诗歌《诗经》开始到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古乐。“书”，是指历代文人体现他们思想观点的专著，包含了古代文人的人生观，体现了古人的人文精神。“礼”，是指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礼法制度、思想、以及教育体制。“易”，并不单纯的是指《易经》，还包括了农业、医学、天文、地理、数学。而“春秋”便是特指从《尚书》到《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等一系列的史学专著。中华传统文化涵盖范围之广，思想之博大精深，怎可以用现代那些伪民俗或是一个酸朽的孔乙己可以概括、代表的！如果80年代和90年代的孩子们是从周杰伦的《东风破》或是SHE的《长相思》里才开始接触体会到中国古典诗词之美是不是太迟了？自《诗三百》到《汉乐府》再到《全唐诗》、《全宋词》，还没包括屈原、班固的楚辞、汉赋，更没提到魏晋的“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浩瀚如海般的诗词国度，怎是一首《东风破》所能表达的？现在我们是否只停留在小学课本里教的“离离原上草”或是什么“二月春风似剪刀”的阶段，或是为了逗情人开心为她轻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浓情蜜意？我们现在是否能从那些靡靡之音中感受到古人的潇洒不群、壮志豪情呢？是否知道古龙金庸小说里的“任侠之气”是指“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致，与君痛饮三百杯”。而“侠之大者”是指“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身去，深藏功与名”呢？大概只会沉迷在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中了吧。没有了“花间一壶酒”、“共剪西窗烛”的烂漫情怀，没有了“誓扫匈奴不顾身”、“醉里挑灯看剑”的壮烈胸襟。没有这些古韵的滋养，我们的80年代和90年代难道只能在欧美的HIP-HOP、日本动漫、韩式的多袋阔脚裤中显示自己的潇洒不羁么？没有了任侠的少年轻狂，没有了温文的少年情怀，我们的青春还完整吗？还有多少人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来自孟子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天下的兴亡，不是匹夫之责，而是我的责任。有多少年轻人还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大概只会装作很酷的说“我就是我，我喜欢，我可以。”他们只是整日埋首在《蜡笔小新》和《机器猫》中拒绝长大。还有多少人知道何为“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勇”？看多了吴宗宪的《我猜》和《周日八点档》，大概只会迷惘的说：哦，台北忠孝路的小吃很出名。多少人会觉得“香九龄，能温席”是一种孝心的表现，大概会觉得他好傻，干嘛用自己的身子暖席子呢，买台空调不就得了吗？还有谁会觉得“融七岁，能让梨”是一种中国式的谦逊礼让？孩子们自小接受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式教育，被沉沉的课内科外功课压得喘不过气。哪还会有人说，第一名我不要，给你吧！再不知何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了，更不用期望孩子们可以成为象曹子建、王摩诘那样的翩翩浊世佳公子了。孩子们现在学习琴棋书画的目的已大多为考试加分服务，哪还有“为君唱遍《红豆吟》”的情怀了。君不见上元灯节赏花灯，君不见端午赛舟挂香符，君不见盂兰盆会驱鬼傩，君不见重阳登高插茱萸。我们开始相信基督，相信有圣诞老人。我不知道谁是阿福，也好久没放过爷爷纸糊的风筝了。传统的节日在我们看来除了意味着能看到无聊的文艺晚会，多几天去哪里都是人满为患的假期以外，剩下的只有苍白。传统，从我们指缝滑过，轻轻流失。西元一九00年，梁启超写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今日，梁先生所期望的“希望、进取、日新、破格、好行乐、盛气、造世界”的少年气质在我们身上依稀可见，却再嗅不到中华之气息。纯粹的行乐主义、盛气，在没有文化底蕴的支持下显得那么的苍白和轻浮。我们应从何处寻觅正在遗失的传统文化。难道是在邻国日本的传统活动上发现：“咦，这个东西是从我们中国唐朝传过去的嘛！切~小日本~。”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反省，我们为何只有在别人那里欣赏到曾经的国粹。蓦然回顾，国已不国。常思将来，不忘过去。以千载文化积淀来充实自己而让我们走的更远，在座诸君难道不会心思神往？参考资料：提供参考！！！！！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论文摘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和为贵”的“和合”思想正是其中最具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也是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源泉。“仁”的思想是当代重要的价值观。是重要的道德标准。 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从最初的学习普及转为对“中国道路”的思：索。我们要深入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血脉相连，也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 和合 仁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复杂多样，文化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层次。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影响，举世罕见。 中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自周秦以来除个别分裂割据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政治机构。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体系之中，既有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作为主体，也有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补充，相得益彰。在许多方面，中华民族的祖先曾非常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独特的地理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也就对中国的发展和人文历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仅养育人的肉体，更滋养人的精神和灵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地理因素，人文因素的综合结果。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注重道德修养。其中心环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必然结果。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国之道，主张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其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是实现人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及协调发展。孔子的儒家学说，确定以“仁”为核心，以“义”为价值准绳，以“礼”为行为规范的道德模式，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价值实现定位在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关爱和奉献上。这一传统的积极意义在于造就了无数个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优秀道德规范在建设和谐文化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传统用文化包括好多的方面，以下介绍几个方面。首先介绍的是仁的思想，仁的思想是有古代的大教育加大思想家孔子提出的。使其思想的核心，他的思想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但在今天看来，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都长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仁者，爱人”，儒家思想首先强调家庭内部的和睦有序，强调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的有序关系，这有其封建的等级思想，但也有尊老爱幼的含义，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儒家思想还把家庭内部的感情交流推广到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与爱护。“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社会交往中，儒家思想强调换位思考，从别人的立场为对方考虑，这是人际交往的理想境界，是我们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的“仁”与“礼”是紧密联系的。“礼”是指统治制度，包括各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抑制私心欲念，遵守社会制度秩序，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些特性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会出现一些以前社会所没有的特性。但是，无论社会是怎么发展，有些东西在人的内心是永恒的，历史的思想我们可以按照当今的时代背景重新加以解释，它也能发挥时代的光芒。在当代中国孔子的仁学思想从自觉地实现个人价值体系和主流社会意识，已经转变唯一是和文化心理习惯的形式。仁学的思想能够在解决现代人的信仰失衡，建立理想人格世界方面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并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和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客观上促进了现代企业管理向人性化方向的人本管理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孔子所构想的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在今天民主与宪政的社会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阶段中对孔子仁的思想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可以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人文精神的发展。其次介绍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中国古代思想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 “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人等，但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但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 秦汉以后，“和合”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 “和合”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外交哲学和对外交往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现代“和合”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为此，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必将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成为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中华文明自上古诞生之日起，就如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绵延至今。共同的心理特征，文化特质是在广阔而漫长的历史舞台上形成的，并且已经在中华民族深深扎根，不可替代，不可更改。任何外来文化只是对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丰富和补充。我们挖掘、整理传统文化，继承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要充分认识，全面考察传统文化，就是要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传统文化对创建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基础性作用，这对我们找到历史坐标，找准历史方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切实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提高道德修养、培养道德规范方面的重要作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估量。而传统文化正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是要弘扬爱国主义，这是民族魂。诸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精神，各族一家、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忧国忧民、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等等。在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冲击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这些民族精神的精华，必须通过认真的梳理、挖掘，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热情，“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中国古典美学论文研究方向
汉语言文学专业考研方向如下：1、文艺学。研究方向有：文学理论、文艺美学、文学批评、文化与诗学、西方文论、中西比较诗学、中国古典诗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向有：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及方言学、语言信息处理、语言测试、文化语言学、语音学、对外汉语教学等。3、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方向有：汉语方言、汉语史、汉语词汇学、现代汉语语法修辞、音韵文字训诂、中古汉语词汇语法、汉语语音学、汉语发展史、汉字信息处理、对外汉语教学等。4、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向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文献、唐宋文学文献、元明清文学文献等。5、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有：先秦两汉文学、魏晋隋唐文学、宋元文学、明清及近代文学、分体文学史、古代文论等。6、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有：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儿童文学、戏剧影视文学、科幻文学、民间文学、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乡土文化等。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方向有：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有关民族语言史、有关民族文学史、有关民族现代语言、汉语—民族语语法对比、有关民族历史等。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方向有：中外文学关系、比较文学与文论、世界华人文学研究、外国文学与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理论、西方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东方文学与东方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欧美文学、国外中国学等。
看看这个吧,或许能对你有点帮助中国古典美学的语言哲学之思一 缘起：“意象”之学中国古典美学之特色在于，其以“意象”或“意境”为基本审美范畴，而对“美”范畴讨论甚少。但是，虽无美学之称呼，但古人的审美活动并未停止过。“中国审美文化从有了仪式和装饰品的山顶洞人算起，有近2万年”[1]（张，9）（正文中圆括号内的汉字指引文作者，数字指引文页数。下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美学——“意象”之学。“意象”之述始见于《易传》，其述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李，274—275）这是“观物取象”之意。又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3]（李，291）。由此，则提出了“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思想。综其要点有二：一是认为书（文字）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而象可以尽意；二是暗示了形象思维——“象”式思维优于概念思维；实际上确立了中国传统审美“以象明意”，偏重“意象”的思路。后经王弼、刘勰等人的发挥，至唐代，“意象”一词实际上已成审美活动之本体性范畴。到明清时，则更有完备之发展，而其中对“意”之发挥也达到了纷繁奇曲的程度。在古典美学典籍中，谈到“意象”的论述比比皆是。如刘勰在《文心雕龙 神思》篇中论“陶钧文思”时有述：“……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此以“窥”“意象”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则强调了“意象”在审美之“神思”中的作用。又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意象欲生，造化己奇”之说。至明清时，王夫之，王国维等学者对“意象”皆有深入之研究。如王夫之提出了“意伏象外”之命题，王国维总结性地论述了“意境”，“境界”范畴。然而，古代“意象”论中继承了《易传》思想，并将其发挥到一个新高度的当首推魏王弼的“得意忘象”与“得象忘言”论。王弼之后诸人之论，多步其后尘，并未能更标其新。反对其论者，如晋欧阳建提出“言可尽意”，但其论未对古典美学的发展产生大的影响。王弼之论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利弊并存。王弼论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4]（丁，204）在这里，王弼肯定了“象”是出“意”者，“言”是明“象”者。此处与《易传》说法一致，并为下论作了铺垫。王弼又说：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在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5]（丁，204—205）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弼认为，要“忘象”才能“得意”；要“忘言”才能“得象”。这就是王弼的发挥之处。其所论之“象”即“卦象，爻象”；引申其意则应是“一切可见之征兆”；同样，“意”即与“象”对应的 “义理，思想”；“言”即“语言，文字”。可见，如果按照王弼的思路去审美：必“忘象而得意”，则会忽视对“意”所对应之“象”的把握而偏重对主体“意”念，情感等主观因素的发挥；而这种发挥一定是天马行空式的，因为其前提“在忘象”；必“忘言而明象”，则难免减弱对文字符号与其所记载的现象世界及主体思维形式的关系的考察。总之，王弼所论述的是偏重“意”而轻“言”“象”的思维之路，这种思维固然使中国古典美学更加具有了飘逸，玄幽的独特审美形态，独立于世界美学之林；但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它也带来了使中华美学之发展具有明显局限性的缺点。对此，我们可以如下发问：二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我们忘记了什麽？我们所忘记的，是语言文字及其陈述与思想的紧密联系。首先，当思想仅只是一种体验的时候，它是无法存在的。思想只能存在于表达之中。通过表达，思想——主体之“意”，才能活起来，真正成为“思想”。“以语言运用为主的表达式，不仅是思维和认识的再现，不仅是情绪和体验的载体，它本身对思维对体验也发挥着一种能动的参与性操作作用。”[6]（周，45—46）这就是说，语言有表达且成型思想的重大作用。如此看来，“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论强调“忘”字，仅把语言表达当作可弃之工具，割裂了文本表达与思想的相融关系，把思想悬在了空中。于是，“得意忘象”论继续搜寻在语言陈述背后隐藏着的看不见的，不定的思想，并把它们放在我们的头脑之中，任由头脑发挥。时至今日，这种想法几乎已成了一种习惯思维——在现象后面寻找本质。王弼之后，中国古典美学即在有意无意中因循着这种习惯思维而发展，因此而辉煌，也因此而困惑。辉煌之处，有目共睹。困惑之处，亟需探讨。在张法所著的《中国美学史》中，开篇即探讨了中国美学史的“内在困难”。用中西对比的办法，张法认为，西方美学存在于四类著作中：一是一般美学理论体系性著作；二是“论某一个或几个主要概念的著作”；三是对两个或多个艺术部门进行比较的著作；四是仅为某一艺术门类的著作。且“正是西方的第一，二类著作，使第三，四类明显地成为美学；中国没有西方的前两类著作，因此全部四类都没有走向一种美学的总括”[7]（张，导言，3）。体会其意，张法认为，中国至今并无明显成熟的美学，原因是过去缺乏美学之理论性著作，和论述“主要概念”的著作。本文赞同张法的说法。的确，一门成熟的学科应当有自己的元初概念——基本范畴，及建立在这一范畴之上的基本理论；理论由范畴而生，而长；如此，才能形成结构严谨的学科。中国古典美学也不能例外。那麽，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麽呢？本文以为，其关键还是在于“得意忘象”论的影响，使人们忽视了对思想之载体——语言文字及其表达的的著意。首先，前已指出，从“得意忘象”论去审美，则重“意”而轻“言象”，形成“天马行空”式的“意审”；结果凭审美主体之喜好而发挥，对审美之语言形式几至忽略不计，唯用心捕捉那飘忽不定的“暗藏的思想”，造成语言形式与思想的分离。其表现之一是，一字之意有无数种解释——实际上等于没有解释。最典型的例子，在古典美学典籍中，“特别是那个‘美’字，成了名副其实的万金油，几乎被用于一切需要下肯定的审美判断的场合。冰川雪野是美的，枯藤老树是美的，桃花流水是美的，苍烟落照是美的，鱼戏于渊是美的，鹤飞于天是美的，……,蚂蚱蝈蝈是美的,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把‘美’字安在随便什麽地方”[8]（曹，13）。显然，这样的“美”字涵义十分丰富，什麽都是，实际上等于没有涵义，什麽都不是。这样的例子在古代美学典籍中还可以举出许多，当然，并非皆是“得意忘象”论之作用，因为，从汉字的特性看，其“词义具有浑圆性”[9]（周，46）。词义易模糊。但是，本文认为，“得意忘象”式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决不容忽视。总而言之，本文认为，由于魏晋以来“得意忘象”论的影响，中国古典美学虽然取得了独具特色的辉煌成就，但也积累了轻视语言文字及其表达在美学论述中的作用的倾向，最终形成了学科基本范畴论述不明确，不系统的缺点，其直接影响了中国美学的学科成型发展。今天，已有许多美学家致力于从不同的角度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些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本文限于初涉美学，无力也无意去解决建立古典美学基本范畴，重塑其体系的重大任务。本文之意，对“美”字进行文字学还原，依此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涵义界定，以初步确定“美”范畴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并与“意象”范畴进行比较，以确立“美”范畴在古典美学中之基础地位，作为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起点。三 “美”之还原——由“美”字到“美”范畴中国哲学和美学根植于文字创构的象形之中，则寻其“美”范畴之特征必从“美”字之构字开始无疑。“美学”一词是近代之外来语，“美”字的存在却与中华文明的存在同样古老。溯本寻源，以知精义。本文对“美”字的文字学还原如下：从文字训诂的观点看，有关“美”字元初意义的以下两种训释值得注意：首先，据《甲骨文字集释第四》[10]（李，1323）训“美”字如下：……契文羊大二字相连疑象人饰羊首之形与羌同意卜辞多言“子美”人名字又作 美上不从羊似象人首插羽为饰故有美义以形近羊故认从羊耳姑存此说待考。可见，从《集释第四》则可认为，从“观物取象”出发，按“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象形”原则，“圣人”造出了最早的“美”字。那麽，这个“美”字所象何形呢？或是“人首插羽为饰”；或是“人饰羊首之形”。故，这个“美”字所记载的是古人的一种修饰而立的状态——一种“象”。这种象直接与人的“意”——“修饰自己”的思想状态相关。这就是说，“人意”存在于“象”中；“象”又被记载到了文字当中。“言”则明“象”，“象”则尽“意”。从构字方法来说，“美”字是“象形”字。其次，汉许慎的《说文解字》[11]（许，146）却训美为：“美，甘也 。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其意一是以“甘”为“美”，存“美”在“味”。欲体此“味”，则须会“羊大给膳”之意。二是认为“美”即“善”。则按《说文》，“美”虽象形，所象者却是羊。羊之为美，也非因长得漂亮，而是因为其味儿香。这可以理解为以“功利”为美，与“美”字所造之“象”，与象中可会之“意”无直接关系。另外，其以“善”为“美”，则混淆了“美”“善”之别，造成了其后“美”字涵义的混乱。当然，《说文》以“善”释“美”并非首创，其可能是受到了儒家的影响。如，孟子“他确定人的天性是善，因而他说的‘善’，实为‘真’。那麽他说的美既是‘善’又是‘真’”。[12]（陈，134）本文认为，以“善”为“美”则给“美”字蒙上了一层伦理色彩，也应是造成“美”范畴长久不能成型的原因之一。从历史上看，《说文》之后，许多字书皆从其说。如清《佩文韵府》训美曰：“好色”；随后又紧引《说文》之训补充。此应是作者自觉以“好”训“美”意太空泛，随从《说文》之说，以善其事。这说明了两点：《说文》之影响巨大；“美”字之释意到清朝尚甚迷惑。本文认为，《说文》之训“美”不可从，其以“功利”为“美”或以“善”为“美”皆不足取。因为，从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历程看，今天我们称之为“古典美学或文学”的古代典籍中，“美”字的涵义并非可以如此理解。前文已述，《甲骨文字集释四》以“象形”训“美”。其考证之据是最早的汉字——甲骨文，故其所论者是最早的“美”。据《说文》叙目，始造字者苍颉“见鸟兽蹄颃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不论“苍颉”有否其人，甲骨文以“象形”造字可知。而“从甲骨文‘大’的造型看，确是正面站立的成年男子之形。所谓‘羊大为美’，实则是‘羊人为美’。”[13]（王，62）这也说明了许慎之误。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从文字训诂的观点看，“美”字“象”“人饰”之形，其语言哲学意义在于，“美”字之“象”，是蕴涵“人意”的“象”，或者说是因“人意”之求而生之“象”，它表达着“人”的一种精神建构；这种精神建构——“意”——是融涵于“象”内的，并化生成“象”之记载——“美”字。可见，一个“美”字，既象既意，是对“美”之“意象”的形象化文字表达。若欲得“美”之“意”，是不可能“忘象”的。“忘象”则所得不知是何“意”。进一步说，实际上并无隐藏在“美”字背后的“思想”，其“思想”就显现在“美”字之中；或者说，“意”在“象”中，也在“言”中。其实，“美学陈述就是美学思想，美学思想就是美学陈述，不可能有脱离陈述的美学思想”[14]（曹，37）。前文已述，任何一门学科或理论体系都应该有自己的出发点——基本范畴，美学也不能例外。尽管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其结果是取消了美学[15]（参见曹，179-180）。而实际上美学至今并未被取消，故其从反面证明了美学的确有其初始概念或基本范畴。那麽，对于中国古典美学来说，其基本范畴应该如何呢？传统的观点是，中国古典美学以“意象”或“意境”为其基本审美范畴，是“意象”或“意境”之学。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尚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如下：第一，“意象”一词之用源远流长，其涵义历代皆有变化，模糊曲折，其主要特征是“不定”。“就其功能而言，它们都远远大于语言，都充满着‘空白’，充满着朦胧性和不定性，并任由一代代读者根据自己的体验取填补，去确定”[16]（周，61）。由上文分析已知，作为概念，“意象”有极其广大的外延和不能确定的内涵，难以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范畴。第二，自王弼的“得意忘象”论提出以后，其实际上成为了以后古典美学之审美的主流思想 。如前文所指出的，“意象”一词之用自此多偏“意”而轻“象”，由一“象”而生多“意”，造成了古典美学许多论述概念宽泛，语义含混。从上述两点看，本文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象”概念仍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它是古典美学飘逸，虚灵的独特风格的象征，古典美学由此独立于世界美学之林。但是，从建立美学基本范畴，形成严谨的美学理论体系来说，起码仅有“意象”范畴是不够的。增加“美”范畴为中国古典美学基本范畴正当其时。前文已经分析过，“美”字是融合“人意”之“象”的文字记载，而这种“人意”的最初表现是“人对自己的修饰”。这种修饰的具体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代表这种修饰的“美”字，其中蕴涵的审美意义却是可以确定的，具有稳定性的。那就是，人们从一开始就把“美”创造为这样一种存在：它是人造的，只能以感性方式表现人之特定精神建构的人类思想行为。其中，“感性方式”是指“美”必然存在于文字表达形式之中，融意于象，融象于言。这实际上就是从文字还原初步推出的“美”范畴的内涵。其特点是融“人意”在“象”中，是“融象之美”。这样的“美”是不忘“象”才能“得意”的。从初步推出的“美”范畴出发研究古典美学，则必会有与过去不同之结果。从方法论的观点说，是以文字分析为依托，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古典美学。四 “美”范畴与“意象”范畴既然本文认为“美”范畴与“意象”范畴都是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则其异同有必要再加说明。首先，从内涵方面看，“美”范畴具有稳定性，确定性。其中体现的思维路向是见思想于语言，明意义于表达。“意象”范畴则蕴涵流动性，空灵性。其内涵由主体体验而定，实际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基本范畴。其次，从外延方面看，“意象”范畴外延广阔而天马行空。“美”范畴之外延尚需总结，逐步明确。从古代典籍的用法看，用“美”字之处甚多，涵义复杂。其中哪些可归为本文约定之“美”范畴之用法尚待进一步研究。前述清代编撰的字书《佩文韵府》[17]，在其中“美”字条下，列出了各代典籍中“美”字的用法共224种。这些用法今先粗分两类，如下：第一， 史志用法凡129种（未含《诗经》）：大体上说，此类典籍对“美”字的使用较偏重社会伦理意义，其字涵义一般抽象，曲折，形上色彩浓厚。今列一例用法如下：《左传》曰：“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其中“中美”用法义甚复杂。第二，诗赋文用法凡99种（含与经史志用法重复者4种）：此类用法则多符合本文所初论的“美”范畴的涵义。今举一例如下：路游诗云：日长处处莺声美，岁乐家家麦饭香。此处“莺声美”和于“日光”，“村景”之中，形成主体观察中的“意象”，依“象”寻“意”；“美”在“象”中，在字里行间。可见，古代用“美”范围广阔，涵盖了社会伦理，“意象之学”等范围。本文认为，其在社会伦理意义上的用“美”不属于古典美学研究的范围，是否准确，则有待对“美”范畴的进一步研究。五 几句缀语论述至此，本文认为，既然提出了“美”范畴为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则还应解释下面一个问题，即“美”范畴为何长期没有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之基本审美范畴。本文以为有如下两点理由：其一，如前述，中国审美文化之理论源泉当属《易经》。而在《易经》中即确立了“观物取象”，“立象见意”的传统“象”式思维模式。由“象”生“意”，“意象”相联为论，一直是中国古代主导审美观念，决定着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内容。故，古代几无专论“美”的美学著作。其二，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说文解字》以“从羊从大”，“美与善同”误训“美”字，误导了后人对“美”字源意的理解，使古代“美”之用法繁杂模糊，其涵义难以确定。
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毕业论文
作者是郭英德。郭英德，著名作家，男，1954年10月生，福建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学术委员会委员。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人选者，2000年被评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文类的传统学科，很多高校特别是师范院校都有博士点。
不管是名校，还是普通高校，影响考试成功的因素一个是考试成绩，一个是联系导师，还有运气的问题了。对考试来说，想通过基本录取线，一般没问题，专业课难度不是很大。
英语有些学校初试就有考听力，有的还会另外划线，这个要注意的。除北大、社科院之外，英语难度一般在六级左右，有些在四、六级之间，熟悉历年题型，多加练习，没问题，分数当然是越高越好，这是拉开差距的一门，也是一些考生的绊脚石，所以一定要注意。
联系导师，当然是越早越好，有时联系晚了，也许就没名额了，不过这也是不一定的。录取时，即使分数上线，也是不一定录取的，导师的权重还是比较大的。
各高校对于博士毕业的要求不一致，比如南京大学对博士毕业发cssci的要求似乎是3篇，暨南的要求是4篇，而中山大学的要求是1篇。此外就是学位论文了，字数多在10万到20万之间。
这个专业，各高校都不缺人。有些高校对招人还有方向的要求，比如今年湛江师院招古代文学老师，要3个，一个是先秦到汉魏段，一个是唐宋段，一个是近代段。
每个学校、每年的情况都不同，往年有阵元明清段最热。而去高校当辅导员或行政的话，有时觉得很浪费。有些高校对辅导员和行政的要求，会严格限制硕士，或是有年龄要求。
扩展资料：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古代文学在传播中的文化传承问题。因为经济发展尤其是网络时代背景下，许多现代化潮流文化语言冲击着古代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文学产生了一些曲解，因此在保持正宗传承的情况下，加强古代文学研究和保护显得弥足重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古代文学
郭英德，著名作家，男，1954年10月生，福建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学术委员会委员。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人选者，2000年被评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目录人物简介学术兼职参加和完成的科研项目获奖情况学术研究成果专著参加撰写编撰论文类近期研究课题人物简介 学术兼职 参加和完成的科研项目 获奖情况 学术研究成果 专著 参加撰写 编撰 论文类近期研究课题展开 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郭英德 (Guo Yingde) ，1978 年 9 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2 年7月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考上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聂石樵教授， 1985 年 7 月获硕士学位，学位论文：《元杂剧与元代社会等级结构》。 1986 年 9 月开始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导师：启功教授、邓魁英教授， 1988 年 12 月，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清文人传奇综录及研究》。 1996 年评为北京市“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 1999 年被评为国家教育部文科跨世纪优秀人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曾在日本访学数年。编辑本段学术兼职 1985 年，任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会理事。 1997 年，任北京市《水浒》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7 年，任中日韩东方诗话学会会员。 1998 年，教育部考试中心聘为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大专起点本科班入学考试命题教师。 1998 年，任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编委。 1998 年，任江西吉安师范专科学校《吉安师专学报》编委。 1999 年，任郑州大学兼职教授。 2000 年，任《文学遗产》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编辑本段参加和完成的科研项目 参加《中国古代文人活动与文学风貌》， 198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本人撰成专著《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获得 1997 年上半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主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 1990 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 1 万元。该项目已于 1993 年完成，撰成专著约 60 万字，其中本人撰写约 18 万字，专著已于 1995 年 10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参加《中国古代文学形象的历史文化研究》，“八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该项目已于 1998 年完成，撰成专著约 25 万字，本人撰写约 10 万字。该书获得 1998 年下半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将于 1999 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主持《清初明遗民爱国思想研究》， 1996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百人工程”项目。 万元。（ 主持《中国古籍总目提要·总集卷》， 1996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横向项目。 万元。（ 1996. ） 主持《中国古代文体资料笺释》， 1998 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 万元。项目批准号： 9823 。 ( ) 主持《古诗词诵读精华》，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横向项目。 万元。（ ） 专著《元杂剧与元代社会》，获得 1994 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已于 1996 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辑本段获奖情况 1994 年，《明清文人传奇研究》获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届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优秀学术著作三等奖。 1995 年，《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获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文学遗产》优秀论文提名奖。 1996 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1997 年，《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初的求实文学观念》获《湖北大学学报》 1997 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1998 年，《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获首届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 1999 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编辑本段学术研究成果专著 《世俗的祭礼——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年。 《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北京三联书店， 1992 ；台北锦绣出版公司， 1992 年。 《明人奇情》（与过常宝合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中国古代的恶霸》（与过常宝合著），商务印书馆， 1995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与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合著），中华书局， 1995 年。 《中国古代戏剧》（与陶庆梅合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年。 《元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长河落日——中华文学通览·清代卷》，中华书局， 1997 ；香港中华书局， 1997 年。 《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李渔》，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明清传奇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参加撰写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0 年。 《元曲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年。 《中国古代小说人物辞典》，齐鲁书社， 1991 年。 《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中华文明史》（十卷本），任中国文学史学科副主编，撰写其中元明清文学部分约 20 万字，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中国文学史》（第三册、第四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编撰 张养浩《三事忠告》（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中国学生百科全书·语文卷》（主编），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 1991 年。 《明史故事选》（编著），学苑出版社， 1991 年。 《清史故事选》（编著，署名张应），学苑出版社， 1991 年。 《中外古典名剧鉴赏辞典》（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2 年。 《文史英华·戏曲卷》（编注），湖南出版社， 1993 年。 《炎黄文化精品丛书·艺事精品》（评释），学苑出版社， 1994 年。 《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柳宗元卷》（校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唐宋八大家文集·柳宗元文》（评注），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年。 《新编千家诗》（评注），中华书局， 1999 年。 《古诗词诵读精华》（副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论文类 《浅谈元杂剧三国戏的艺术特征》，《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 《漫谈中国古代对戏剧审美功能的认识》，《福建戏剧》 1984 年第 3 期。 《也说“衙内”》（与长胜合作），《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1985 年第 1 期。 《明清时事剧概述》，《江苏戏剧》 1985 年第 2 期。 《明清之际时事剧的思想艺术特色》，《中州学刊》 1985 年第 2 期。 《论〈水浒传〉的思想意义》 , 《水浒争鸣》第 4 辑。 《论元杂剧的戏剧冲突》 , 《戏曲研究》第 15 辑。 《元杂剧作家身分初探》，《晋阳学刊》 1985 年第 4 期。 《福建戏史录补遗二则》，《福建戏剧》 1985 年第 5 期。 《古典戏曲脚色漫谈》，《福建戏剧》 1985 年第 6 期。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义山诗意蠡测》，《名作欣赏》 1986 年第 1 期。 《“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古代戏剧家的戏曲虚实论》，《戏曲艺术》 1986 年第 2 期。 《论元杂剧的时代精神》，《河北师范学院学报》 1986 年第 2 期。 《“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一》，《福建戏剧》 1986 年第 3 期。 《“剧场即一世界，世界只一情人”——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二》，《福建戏剧》 1986 年第 4 期。 《寄讽实无，雪耻或有——〈琵琶记〉创作意图之疑案》，《古典文学知识》 1986 年第 4 期。 《关于元杂剧兴盛的社会原因的争议》，《文史知识》 1986 年第 8 期。 《论元杂剧中的喜剧性类型形象》，《中华戏曲》第 2 辑。 《无奇不传 , 无传不奇——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三》 , 《福建戏剧》 1987 年第 1 期。 《“异物之情也有人道”——〈任氏传〉的任氏形象》，《古典文学知识》 1987 年第 1 期。 《蒋士铨〈临川梦〉传奇漫议》，《名作欣赏》 1987 年第 3 期。 《“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风筝误〉传奇的喜剧特征》，《名作欣赏》 1987 年第 4 期。 《画出潇湘水墨图——元杂剧雨景描写赏析》，《陕西电大》 1987 年第 5 期。 《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文学遗产》 1987 年第 5 期。 《论元杂剧作家的基本思想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7 年第 6 期。 《论汤显祖文化意识的悲剧冲突》（与李真瑜合作），《戏曲研究》 1987 年 12 月。 《半世清狂，一生情种——谈沈起凤〈才人福〉中张幼于和祝希哲形象》，《古典文学知识》 1988 年第 1 期。 《“偌大乾坤无处住”——谈尤侗的〈钧天乐〉传奇》 , 《名作欣赏》 1988 年第 1 期。 《浅谈元杂剧善恶观的性质》，《语文学刊》 1988 年第 3 期。 《“才人福分从来少”——沈起凤〈才人福〉传奇的审美趣味》，《名作欣赏》 1988 年第 4 期。 《古代文学研究的两难心理与多元选择》，《文学遗产》 1988 年第 5 期。 《论明清文人传奇的理想人格范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学术之声》第 2 辑。 《论明清文人传奇的创作方法》，《戏曲研究》第 28 辑 1988 年 .12 月。 《四十年古典小说研究道路批评》，《文学遗产》 1989 年第 3 期。 《古典戏曲理想人格论》，《戏剧文学》 1989 年第 7 期。 《“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明清浪漫思潮与〈长生殿〉的“至情观”》，《文史知识》 1989 年第 7 期。 《论明清文人传奇的时代主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9 年第 5 期。 《关剧文化意蕴发微》，《戏曲研究》第 30 辑。 《论古代戏曲文学的文体特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学术之声》 1989 年第 6 辑。 《丁耀亢生平及其剧作》（与郝诗仙合作），《齐鲁学刊》 1989 年第 6 期。 《蒋士铨传奇本事考略》，《文献》 1990 年第 1 期。 《艺术精神的传承与文化精神的变异——戏曲艺术出路断想》，《戏剧文学》 1990 年第 1 期。 《蒲松龄文化心态发微》，《文史哲》 1990 年第 2 期。 《明清文人传奇的历史演进》，《文学遗产》 1990 年第 2 期。 《“最怜儿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龙凤！”——〈儿女英雄传〉的“人情天理”观新诠》，《民族文学研究》 1990 年第 2 期。 《论〈水浒传〉作家的创作思想》，《语文学刊》 1990 年第 3 期。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明清文人传奇作家文学观念散论》，《中国文学研究》 1990 年第 3 期。 《是“风教”还是“风情”——明清文人传奇作家的文学观念散论》，《中州学刊》 1990 年第 4 期。 《抄本〈一合相〉传奇作者考》，《文献》 1990 年第 4 期。 《论明清文人传奇的忠奸斗争主题模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1990 年第 4 期。 《“等为梦境，何处生天”——〈南柯梦〉、〈邯郸梦〉荒诞意识谈》，《文史知识》 1990 年第 12 期。 《元曲与少数民族文化》（署名张应），《民族文学研究》， 1991 年第 1 期。 《贾宝玉和宋江——浅谈〈水浒传〉对〈红楼梦〉的影响》，《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1991 年第 2 期。 《论〈水浒传〉作者的创作思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1991 年第 2 期。 《佳园结构类天成——〈红楼梦〉网状艺术构思的特征》，《红楼梦学刊》 1991 年第 4 期。 《中西戏剧观念的当代形态》，《戏剧文学》 1991 年第 8 期。 《中国古书的价值》，《大学生》 1991 年第 9 期。 《浅谈元杂剧的市民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 1991 年。 《漫谈明清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名作欣赏》 1992 年第 1 期。 《两宋酬和词述略》，《中国文学研究》 1992 年第 1 期。 《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与傅璇琮、谢思炜合作），《文学评论》 1992 年第 3 期。 《明代文人结社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2 年第 4 期。 《漫谈中西戏剧形象创造的审美规律》，《戏剧文学》 1992 年第 8 期。 《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文献》 1993 年第 1 期。 《书圣原是大诗人》，《跨世纪》 1993 年第 2 期。 《中西戏剧文体的本质特征》，《戏剧文学》 1993 年第 8 期。 《审美趣味的多元化走向——论明清文人传奇的丑的形象》，《中华戏曲》第 14 辑 (1993 年 8 月）。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中国文学研究》 1993 年第 4 期。 《沈璟传奇本事考略》，《文献》 1993 年第 4 期。 《近代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4 年第 4 期。 《（ 1992 年）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综述》，《中国文学年鉴（ 1993 ）》。 《元明文学史观散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3 期。 《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及其启示》，《戏剧文学》 1995 年第 7 期。 《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文学遗产》 1995 年第 4 期。 《中西传统戏剧观念辨异》，《戏剧文学》 1995 年第 11 期。 《桃花扇底系兴亡——〈桃花扇〉的历史意识》，《名作欣赏》 1995 年第 6 期。 《第一印象·第二视力·第三只眼（评〈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文学遗产》 1996 年第 2 期。 《刺世伤时，显微阐幽——论苏州传奇的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3 期。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论纲》，《中国文化研究》 1996 年夏之卷。 《论明代的文学流派研究》，《求是学刊》 1996 年第 4 期。 《明清传奇的价值》，《文史知识》 1996 年第 8 期。 《稗官为传奇蓝本——论李渔小说戏曲的叙事技巧》，《文学遗产》 1996 年第 5 期。 《建构中国叙事学的操作规程——评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方法论》，《文学评论》 1996 年第 5 期。 《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初的求实文学观念》 , 《湖北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6 期。 《古籍校勘原则之我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6 年第 6 期。 《论清前期的正统派传奇》，《文学遗产》 1997 年第 1 期。 《情的探险——从汤显祖到曹雪芹》（与过常宝合作），《红楼梦学刊》 1997 年第 1 期。 《传奇戏曲的兴起与文化权力的下移》，《中国社会科学》 1997 年第 2 期。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文学评论》 1997 年第 4 期。 《论明代传奇剧本体制的规范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 4 辑。 《论元明清小说戏曲中的雷同形象》，《明清小说研究》 1997 年第 4 期。 《论中国古代典籍文化的现代阐释》，《殷都学刊》 1997 年第 4 期。 《论明清传奇剧本长篇体制的演变》，《聂石樵教授七十寿辰学术纪念文集》。 《论“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 1997 年。 《“温情与敬意”的国史学——谈钱穆的几部著作》（与李山、过常宝合作），《书品》 1998 年第 1 期。 《如何突破文学史写作的三大传统——〈明清传奇史·后记〉》，《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8 年第 1 期。 《雅与俗的扭结——明清传奇戏曲语言风格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2 期。 《论先秦儒家的叙事观念》，《文学评论》 1998 年第 2 期。 《学术研究范式的嬗变轨迹——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研究的谈话》（与刘勇强、竺青合作），《文学遗产》 1998 年第 2 期。 《〈宝剑记〉：忠奸剧的定型》，《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8 年第 2 期。 《〈浣纱记〉：历史剧的新篇》，《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8 年第 3 期。 《〈鸣凤记〉：时事剧的发轫》，《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8 年第 4 期。 《在感性与知性之间——评叶嘉莹的文学研究著作》（与过常宝、李山合作），《书品》 1998 年第 3 期。 《江湖奇人写真录——清初传记文选注》（与陈洁合作），《中华活页文选》， 1998 年。 《说诗说稗自风流（评陶尔夫、刘敬圻〈说诗诗稗〉）（与赵仁珪合作），《文学遗产》 1998 年第 3 期。 《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研究》 1998 年夏之卷。 《论明清传奇剧本长篇体制的演变》，《湖北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4 期。 《话剧是演给谁看的？》，《戏剧文学》 1999 年第 1 期。 《元杂剧：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奇葩》，《高校理论战线》 1999 年第 2 期。 《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求是学刊》 1999 年第 2 期。 《困境和出路：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历程》（与过常宝合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9 年第 2 期。 《明清小说的文化意蕴》，《高校理论战线》 1999 年第 3 期。 《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文学评论》 1999 年第 2 期。 《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检讨历史——谈黄仁宇的几部历史著作》（与过常宝、李山合作），《书品》 1999 年第 2 期。 《挑战自我 超越极限——〈杨义文存〉读后》，《中国社会科学通讯》 1999 年 4 月 27 日。 《论戏曲角色的文化内涵》，《戏剧文学》 1999 年第 9 期。 《经典文献的诗学读法——评介杨义〈楚辞诗学〉》，《文学遗产》 1999 年第 5 期。 《论顾炎武的遗民心态》，《新国学》第一卷，巴蜀书社， 1999 。 The Cult of Passions though The Image of Beauties in Ming and Qing Literature，Ming QingYanjiu （《明清研究》） 1999 ， Napoli-Roma ， 1999 。 《元杂剧与元代文艺思潮》，《光明日报》 1985 年 7 月 16 日。 《典籍的现代阐释和文化传统》，《光明日报》 1993 年 7 月 7 日。 《蒲松龄与孩子王》，《人民政协报》 1993 年 10 月 7 日。 《艺术与淫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中国消费者报》 1995 年 1 月 7 日。 《禅宗的三重境界》，《中国消费者报》 1995 年 3 月 18 日。 《中国古典小说史的理论思考——读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人民日报》 1996 年 5 月 16 日。 《我们比王国维多走了多远——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随想》，《文艺报》 1997 年 10 月 23 日。 《正史以外的补充——简评〈珍本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丛书〉》，《中国图书商报》 1997 年 10 月 24 日。 《详备精细，益智启思——评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华读书报》 1998 年 1 月 21 日。 《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人民政协报》 1999 年 1 月 20 日第 4 版。 《元杂剧：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奇葩》，《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 1999 年 4 月 27 日；《光明日报》 1999 年 5 月 10 日。 《明清小说的文化意蕴》，《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 1999 年 5 月 4 日。 《文学史著作的读者》，《师大周报·文化增刊》 1999 年 4 月 23 日。 《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宋元明思想史纲〉、〈清代思想史纲〉读后》（与李山合作），《师大周刊》 1999 年 6 月 25 日。编辑本段近期研究课题 清初明遗民作家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文体资料汇编及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论 明代文学编年史 郭英德，男，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中国古典文献学论文选题
文献学综论 〔摘要〕文献学是我国一门传统学科,曾受到国内外人们重视。本文略论文献学的产生发展、基本理论及学科体 结构等问题。 〔关键词〕文献;文献学; 在20世纪初,文献学曾盛行一时,并一直延续至今。但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信息理论的发展,似乎已淹没或 替代了“文献”和“文献学”。但是,目前在我国各类型图书 馆的工作中,主要从事的仍是文献信息类型,而且,我国高 等教育专业目录,仍保留了文献学这门学科。可见,它并没 有在“信息”、“网络”浪潮中消失,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 传承性。然而,研究现代文献学的专著和论文,却寥若星辰。 本文仅作一试述,以引发“知音”者共鸣。 1 文献学的产生与发展 文献工作,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可追溯到春秋战国 的孔子,而后汉代刘向、刘歆整理宫廷典籍,就是文献工作。 但文献学这个名词和学科的产生,却是上世纪初的事。正如 张舜徽先生所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 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仇学家。所以校 仇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见《中国文献学》)这就把我 国传统文献学的涵义、内容、范围和任务作了一个比较简明 的概述。张先生所编的《中国文献学》,主要指文献学是研究 我国古文献的分类,目录,版本,校勘,辩伪,注释,编纂 与印刷源流的一门学科。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我国已有郑鹤声,郑鹤春编著了《中国文献学概要》,其内容 与《中国文献学》基本相同。近年来,我国又陆续出版了吴 枫先生《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洪 湛侯先生《中国文献学新探》、张玉勤先生《实用文献学》、 杜泽逊先生《文献学概论》等,但从内容上说,都没有脱离 古文献学的范围。如王欣夫所说:“广度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 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 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他的目 录、版本、校仇三个部分作为文献学的主要内容。“编目录是 为了介绍文化遗产,讲版本是为了选择可靠的材料,佼仇是 整理材料的方法。”应该说,这是我国古文献学的基本内容。 因此,我国这几部有关文献学的专著,有的书名称为 “古典文献学”,无可非议,而称“文献学”的,实际也只是 古典文献学,没有涉及近现代文献以及国外文献的基本情况 和研究问题。 现代文献学是古代文献学的继承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新学科与新型文献载体的出现,那 些不适应时代发展内容的文献已逐步减少。因此,文献的类 型扩大了,文献整理的技术进步了,文献研究的方法更新了。 现代文献学是适应国际与国家发展的要求,古典文献学主要 是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 用的一门学科。现代文献学就要与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 传播学、信息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紧密结合,更注重研究文 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开发、利用等规律的探索。因此, 文献学应与时俱进,扩展其研究空间,这样才能传承、发展 这门学科。 2 文献学的基本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独特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科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 质特征或一个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研究对 象,是指人们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事物和认识的客体; 研究内容,是指研究对象的内部实质和外部联系。这些都是 每门学科基础研究的重大课题。同时,上述原理往往又不是 一门学科刚建立时就明确了的,只有随着学科的发展成熟和 不断研究探讨才能趋于一致。 “文献学”这个词汇,是1905年由比利时的保尔·欧莱特 律师(Paul Otlet, 1868—1944)提出来的,也是从法文docu- mentation一词演变而来的,当时他主要是将文献工作作为一 种人类实践活动来认识,以至出现了文献工作和文献学的混 淆与纷争,甚至有人只承认文献工作而不承认文献学这种现 象,反映了现代文献学还不很成熟。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多位著名的文献学家,他们对文献 学的定义,也持有不同说法。如英国文献学家S·C·布拉德福 认为:“文献学是搜集、分类和迅速提供所有形式的精神活动 的技艺”;德国学者R·S·泰勒认为:“文献学指一系列的技术 而言,其目的是为了有条不紊地提供组织传递记录的专业知 识,使所包含的情报达到最高的取得率和利用率”;美国文献 学家J·H希拉认为文献学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发展新的分 析、组织和检查的方法,使它能够充分的利用各种记录得来
1.学习中国文献学要具备哪些知识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是其他后续专业课的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方法、文献的鉴别、各种文献的特点与用途等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利用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文献的检索等，对文献进行整理与使用，为解决实际问题打好基础。 本课程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研究古代文献材料的理论和应用的基础课程。古今中外文献浩如烟海、无法穷读，如何才能用较短的时间、有限的精力读自己最需要的书，网罗最必要的文献资料，文献学无疑是得其门而入、事半功倍的一把钥匙。因此，《中国古典文献学》是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它既具有基础性，又具有应用性。 基础性是指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文献学是为后续专业课程打基础，是为学生今后独立阅读文献资料打基础。汉语言文学类学生学习文献学重在学以致用，它是研究和发展本专业的重要工具，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文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了解文献的载体、文献形成与流布的主要形式、文献的收藏与散佚、文献的版本、校勘、文献目录、文献的辑佚与辨伪，了解什么是类书和丛书，掌握重要文史工具书的使用。为学好这门课，学习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抓重点，即应牢固掌握文献的基本使用方法。 （二）要有良好的学习方法，要尽可能运用实物教学的方法，让学生对古代文献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从而加深理解。 （三）要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实际的文献收集与查阅。 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为了学好本课程，首先要具有正确的学习目的和态度，应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学习。在学习中要刻苦钻研、踏踏实实、虚心求教、持之以恒。在学习时要抓住古代文献形式多样、与古代生产力水平、文化水平紧密相连的特点；要理解文献的散佚、错讹等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从而在实际阅读中自觉地形成辨伪意识；要注意各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前后是如何呼应的；要重在理解，能提出问题，积极思考，不要死记；要注意各种方法的交叉使用，不要孤立地看问题；通过练习可以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并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学习规定的教材外，应参阅相关的参考书。如有条件，可通过翻阅年代较早的文献版本及文史工具书，训练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严谨的治学作风。 PS：亲，我回答的好吗！！！ 2.古典文献学 1。商周时期人们将甲骨文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所以龟甲和兽骨可以说是最早的文献载体，与此同时人们还将文字刻写在青铜器上，这种文字被成为金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则开始使用竹简和丝帛，并使用毛笔，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纸，中国的文字进入了纸的时代，在古代著名的纸有宣纸等。长短不言而知。 2。文献是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具体地说，文献是将知识、信息用文字、符号、图像、音频等记录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的结合体。由此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文献具有三个基本属性，即文献的知识性、记录性和物质性。它具有存贮知识、传递和交流信息的功能。 由于文献的种类繁多，各具特色，不同类型文献所记载的信息内容也各有侧重，因此，首先了解文献的级别、类型、特点等知识，对进一步做好文献检索工作将有很大的帮助。 依据文献传递知识、信息的质和量的不同以及加工层次的不同，人们将文献分为四个等级，分别称为零次文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 1.零次文献 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情报信息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形成一次文献以前的知识信息，即未经记录，未形成文字材料，是人们的口头交谈，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非文献型的情报信息；二是未公开于社会即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始的文献，或没正式出版的各种书刊资料，如书信、手稿、记录、笔记，也包括一些内部使用、通过公开正式的订购途径所不能获得的书刊资料。 零次文献一般是通过口头交谈、参观展览、参加报告会等途径获取，不仅在内容上有一定的价值，而且能弥补一般公开文献从信息的客观形成到公开传播之间费时甚多的弊病。2.一次文献 这是人们直接以自己的生产、科研、社会活动等实践经验为依据生产出来的文献，也常被称为原始文献（或称一级文献），其所记载的知识信息比较新颖、具体、详尽。一次文献在整个文献系统中是数量最大、种类最多、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文献，如期刊论文、专利文献、科技报告、会议录、学位论文等等。这些文献具有创新性、实用性和学术性等明显特征，是科技查新工作中进行文献对比分析的主要依据。 3.二次文献 二次文献也称二级文献，它是将大量分散、零乱、无序的一次文献进行整理、浓缩、提炼，并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和科学体系加以编排存储，使之系统化，以便于检索利用。其主要类型有目录、索引和文摘等。二次文献具有明显的汇集性、系统性和可检索性，它汇集的不是一次文献本身，而是某个特定范围的一次文献线索。它的重要性在于使查找一次文献所花费的时间大大减少。二次文献是查新工作中检索文献所利用的主要工具。 4.三次文献 三次文献也称三级文献，是选用大量有关的文献，经过综合、分析、研究而编写出来的文献。它通常是围绕某个专题，利用二次文献检索搜集大量相关文献，对其内容进行深度加工而成。属于这类文献的有综述、评论、评述、进展、动态等。这些对现有成果加以评论、综述并预测其发展趋势的文献，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在查新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反映某一领域研究动态的综述类文献，在短时间内了解其研究历史、发展动态、水平等，以便能更准确地掌握待查项目的技术背景，把握查新点。 总之，从零次文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到三次文献，是一个由分散到集中，由无序到有序，由博而精的对知识信息进行不同层次的加工的过程。它们所含信息的质和量是不同的，对于改善人们的知识结构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同。零次和一次文献是最基本的信息源，是文献信息检索和利用的主要对象；二次文献是一次文献的集中提炼和有序化，它是文献信息检索的工具；三次文献是把分散的零次文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按照专题或知识的门类进行综合分析加工而成的成果，是高度浓缩的文献信息，它既是文献信息检索和利用的对象，又可作为检索文献信息的工具。 晕倒了，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竹简和丝帛上的不就是古典文献。题目是要你把载体形式表达出来，而不是要你具体到古典的名字。晕倒了 3.什么是文献 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或理解为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也可以理解为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现在通常理解为图书、期刊等各种出版物的总和。文献是记录、积累、传播和继承知识的最有效手段，是人类社会活动中获取情报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交流传播情报的最基本手段。正因为如此，人们把文献称为情报工作的物质基础。在国内国外，都常常可以看到有人把“文献”与“情报”，“文献学”与“情报学”等同起来，虽然这种等同未必适宜，但却反映了文献在情报活动和科学中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文献作为人类知识或信息的载体，主要由 信息内容、载体材料、信息符号和记录方式 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4.音韵学常识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 它包括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等学科。音韵学和语音学不同：语音学是对语音的客观描写，有时还利用各种实验方法，来征明语音的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音韵学则是把语音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它研究各种语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语音学既然把语音当作生理现象或物理现象来研究，因此有所谓普通语音学，讲述发音器官的作用、各种语音的构成，那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只是每一个民族的具体语言还有自己的一些语音特点罢了。至于音韵学，则不可能有“普通音韵学”，因为音韵总是属于一种具体语言的，它具有很显著的民族特点，甲语言的语音系统决不可能跟乙语言的语音系统相同。 但是，音韵学又是跟语音学有密切关系的。不能想象，一个人不懂发音的道理而能把音韵学研究好。 因此，我们又可以说，语音学是音韵学的基础。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术语。 我们应该用现代的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去说明它。我们不能抛开古代的理论和术语不管，因为我们必须把音韵学这份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汉语音韵学呢？我们研究现代汉语音韵学，是为了了解现代汉语语音的严密的系统性，以便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的语音，有利于语言实践。我们研究古代汉语音韵学，因为它是与汉语史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语言学部门。 必须先深入研究了古代汉语音韵学，然后有可能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音韵学也跟文字学有密切关系。 有狭义的文字学，有广义的文字学。前者专门研究文字的形体；后者则研究字形、字音和字义。 从广义看，音韵学又包括在文字学之中。文字学的旧名是“小学”，原来是一种识字的功课。 古代的学者认为读书必先识字，因为有些古书的时代距离现代很远了，书中的文字，无论从字形方面看，从字音方面看，从字义方面看，都有许多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了。而且汉字的形、音、又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假如不懂古音，则古代的字形和字义也会不懂，或者是懂得不透彻。 古人把文字（字形）、音韵（字音）、训诂（字义）看成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所必备的基础知识，那是很有道理的。中国传统音韵学一向被认为是艰深的学问，甚至称为是“绝学”。 其实古代的一套音韵学理论和术语，如果拿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来对比，加以说明，也就变为比较易懂，甚至是很好懂的东西了。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在传统音韵学中，也有一些含胡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论，和一些玄虚的，缺乏科学根据的术语，我们在这一本小书中，或者是提出来批判，或者是索性略去不提。 我们力求把汉语音韵学讲得浅显一些，同时也不能因为要求浅显而损害它的科学性。希望这一本小书能够沟通古今，使读者对汉语音韵学能够得到比较个面的基础知识。 音韵学的功用 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汉语方言学、训诂学、考古学、校勘学、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古代文献学以及古籍整理等学科都有密切的联系，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谈谈汉语音韵学的功用。 一、汉语音韵学是建立汉语史的前提要研究汉语语音，指出汉语语音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指导汉语的学习和使用，以保证汉语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就不能不建立汉语语音史。要建立汉语语音史，首先必须研究出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声、韵、调系统，例如先秦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隋唐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元明清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等等。 只有把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的面貌弄清楚，并探寻出其间的联系和发展规律，才谈得上汉语语音史的建立，而要知道汉语各个时期声、韵、调的状况，就得依靠音韵学的研究。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就是在汉语音韵学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写成的，其突出的特点是比较详细地展示出了汉语各个历史阶段的声、韵系统及拟音，指出了汉语语音发展的某些规律。 二、音韵学是进行方言研究的必备知识汉语方言学是研究汉语各地方性口语的一门科学。要对方言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不牵涉到方言的历史，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找出方言特点的根据，才能弄清方音的来龙去脉，才能对方音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因此，要从事方音研究，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音韵知识。 例如“幕”字，北京话读作〔muج〕，而广东梅县话则读作〔mkح〕，北京人和梅县人对“幕”字的读音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只要有点音韵学知识就会知道，原来北京话和梅县话都源自隋唐古音。在隋唐时，“幕”属于入声“铎”韵，带有塞音韵尾〔k〕，拟音为〔mɑk〕。 北京人所以会把“幕”读成〔muج〕，这是因为到元代时大部分北方话的入声韵尾发生了脱落，随着韵尾的脱落，其韵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梅县人所以会把“幕”读成〔mkح〕，是因为入声韵尾脱落的这一现象在梅县话中至今也没有发生，由于塞音韵尾的稳定作用，其韵腹的变化很小。 要进行方言研究，一般少不了进行方言调查，搞方言调查，需要亲自到方言区去口问、耳听、手记，做静态的分析描写工作，这同样需要具备音韵学知识。凡是有关方言调查的书籍，都免不了要。 5.文献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文献 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或理解为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现在通常理解为图书、期刊等各种出版物的总和。文献是记录、积累、传播和继承知识的最有效手段，是人类社会活动中获取情报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交流传播情报的最基本手段。正因为如此，人们把文献称为情报工作的物质基础。在国内国外，都常常可以看到有人把“文献”与“情报”，“文献学”与“情报学”等同起来，虽然这种等同未必适宜，但却反映了文献在情报活动和科学中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详细资料：/view/70348
·人物与书林·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评述。【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之一。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的奠基之作。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108200516《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等多项文化工程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所注新版也有疏漏。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3 《吴枫学术文存》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1092005.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参考文献】[ 1 ]王余光等. 中国文献学理论百年概述[ J ]. 图书与情报, 1999, (3) : 13.[ 2 ]吴枫. 古典文献学[M ]. 济南:齐鲁书社, 1982.[ 3 ]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5.[ 4 ]李诗. 谈谈我国古籍[N ]. 文汇报, 1961 - 01 -01.[ 5 ]王树伟. 我国古籍知多少[ J ]. 百科知识, 1981,(12).[ 6 ]纪晓平. 四库文化工程与古籍数量问题[ J ]. 周书馆杂志, 2001, (11).[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2002.【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13. 43%。随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7.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3.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34. 73% ,共出现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3.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参考文献】[ 1 ]周晓英. 情报学概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 ]王欣,孟连生. 互联网上3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比较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02, (6).[ 3 ]杨祖国,李秋实.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篇名词统计与分析[ J ]. 情报科学, 2000, 18, (9).[ 4 ]安秀芬等. 期刊工作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分析[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 13,(6).【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110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00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