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论文是
郦道元的水经注，陈寿的三国志，刘勰的文心雕龙，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范晔的后汉书，葛洪的抱朴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文学理论专著主要有魏曹丕《典论•论文》、晋陆机《文赋》、梁钟嵘《诗品》、梁刘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论文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隋朝建立（489），前后约40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争频仍，军阀割据，朝代更迭，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文学艺术极为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大转变，且极富创造性时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3）体裁线索。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作。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格清丽柔弱，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质朴，代表作为《木兰诗》。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局面，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与汉代散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叙事言情的书信和山水散文兴起，用书信的形成写自然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独创；二、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外，成为文学传记；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趋向骈俪。骈体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追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采、骈文创作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方向发展。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体上，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为： 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对文学的重视，首先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由于文学受到重视，文学作品日见繁多，就开始产生了将文学与其他学术相区别、视之为一种独立学科的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理论上探讨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评论历代作家的得失，就成为一项很有必要的工作。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方面最重要的论著，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各种文体的特点的探究，对文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进文学创作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文学集团的活跃。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此后，文学集团的活动越来越多。魏末有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西晋时有围绕权臣贾谧的包括陆机、左思等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等等。这种文学集团中人物身份虽有高下，但仅以文学活动而言，原则上是平等的，不同于过去帝王、诸侯蓄养文士、“倡优视之”的情况，因而是真正的文学集团。 在题材方面，当时作家有许多重要的开拓。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喜爱描绘自然风物，并把它与作者的主观情绪结合起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后代文学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开始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的美。这种诗在后世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就其主导意识来说，还是为了追求新的美的创造。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通过这种题材，诗人试图追求一种悲壮的美，使诗歌呈现出激动人心的力量。尽管由于南朝作家缺乏实际生活体验，这方面的努力不能说很成功，但这种尝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对唐代边塞诗的兴盛，也起了启迪作用。 南北朝民歌主要是由南方的乐府机构收集保存下来，现存五百多首。由于南北分裂，民俗迥异，两地民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很大差别。大抵北方民歌朴直刚劲，南方民歌婉曲华丽。但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继承了《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感情和爱憎。在诗体方面，南北朝民歌开创了五、七言绝句体，经过文人创作加以提高，后来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 魏晋南北朝的文章较以史传、政论为主的两汉散文，更为丰富多样。檄、碑、诔、序、记、书信等各体文章，普遍都注意辞采，追求艺术性的美。特别是书信，出现了不少富有抒情色彩、语言精美的作品。产生于北方的《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前者是地理著作，而多风景描述，富于文采；后者记述洛阳寺庙的兴废，而兼及各方面，文字也很有特色。史书的写作也非常兴盛，现存而比较重要的当推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和宋代范晔的《后汉书》，其中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相当成功。
最近在听有书平台推的蒋勋的《中国文学之美》，感觉他对文学的看法较有个性，声音很好听，可以弥补他读错不少字的遗憾，但他的书中有不少关于文学的知识点有错，我把我听后的六至十讲中的困惑整理如下： （第六讲 汉乐府诗举例 第七讲 从五言诗到七言诗的转变 第八讲 四六文与诗的关系 第九讲 陶渊明的文学意义） 在谈到乐府诗的写作主体（作者）时，蒋先生反复强调（第六、七讲都是持此观点）“乐府诗是来自民间的民歌”。 实际上，乐府诗是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诗歌。乐府初设于秦，是当时“少府”下辖的一个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汉初，乐府并没有保留下来。到了汉武帝时，在定郊祭礼乐时重建乐府， 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 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后来有不入乐的也被称为乐府或拟乐府乐府初设于秦，是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汉书·礼乐志》）由此可见，乐府诗的作者既有普通的平头百姓，也有文人士大夫，涵盖了从帝王到平民的各个阶层。而且从目前保存的汉乐府诗集内容来看，也证明了汉乐府诗的作者不仅仅来自民间。 从宋代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中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到乐府诗有“鼓吹曲”、“相和歌”、“杂曲”、“清商曲”、“横吹曲”、“杂歌谣辞”等六大类。以鼓吹曲为例，鼓吹曲是汉初传入的“北狄乐”，用于朝会、田猎、道路、游行等场合。歌辞今存“铙歌”十八篇。大约铙歌本来有声无辞，后来陆续补进歌辞，所以时代不一，内容庞杂。其中有叙战阵，有纪祥瑞，有表武功，也有关涉男女私情的。 而“叙战阵”、“纪祥瑞”、“表武功”之类的诗多为文人士大夫所制作，当然也有民间歌谣。 蒋先生在第六讲和第七讲中多次提到汉武帝重设乐府的目的是为了“听取民间的声音”，此点也值得商榷。 《汉书·礼乐志》中提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可见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首先是建立在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需用的歌诗的基础上，然后才是“采诗”----广泛搜集各地民间歌谣。 而且乐府诗的地位得以明显提高，还在于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时所用，而是能在祭天时演唱。 民间悲苦的声音得以上达帝听，实际上只是皇帝为寻求朝廷在祭祀或宴会等场合合用的歌诗而重设乐府的副产品而己。 所以不应因为如今流传甚广的乐府诗是民间歌谣（如《饮马长城窟行》），就断定武帝重设乐府是为了听取民间声音，而且断言乐府诗只来自民间歌谣。实际上许多民间歌谣，正是在汉武帝为了保证朝廷在那种场合能有合用的歌诗，在命文人创作之余，令乐官深入民间采诗，才得以有机会在乐府演唱，最终可以流传至今的。 两汉文学的主流形式是“辞赋”，而非“汉乐府”诗，“辞赋”完全属于文人创作。 汉乐府诗中的民歌部分为民间创作，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具体而真切的反映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悲苦，因此，这种非主流的诗歌形式因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两汉文人的创作，最终使诗歌尤其是五言诗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但不可否认的是，汉代文学的主流形式首先是辞赋。 我记得小学阶段，我的语文老师曾经介绍过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学形式：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蒋勋先生在谈到两汉中国文学之美时，却没有提到汉代文学的主流形式----辞赋。如果中国文学之美只是从诗歌发展的角度去看，那两汉文学仅仅介绍汉乐府中的民歌部分倒也罢了，但蒋先生连骈体文都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两节课，为何独独跳过了汉赋呢？既然介绍的是“中国文学之美”，而且还是个文学启蒙课程，就更不应该如此处理。 蒋勋先生在讲到诗歌形式的发展时，介绍完汉乐府诗之后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形式从五言诗再向七言诗发展。实际上，五言诗与七言诗的诗型古已有之，只不过在两汉时期，五言诗更早走向成熟，如果了解了杂言体诗亦是汉乐府民歌的重要诗型，我们就不难理解东汉时张衡就开始对七言诗进行的尝试，三国时曹丕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了。 杂言体诗在《诗经》中的《式微》、《伐檀》等篇中己有体现，当然相较于《诗经》中大量的四言体诗而言，这种诗体为数甚少，显得很不起眼，而且句式的变化也较小；但《楚辞》则不同，楚辞中的多数作品以五、六、七言句为主，句式虽不是整齐划一的，但大体上总有些规则可循。蒋先生既然提到汉乐府诗是对楚辞和诗经的继承，那么对汉乐府民歌的诗型就不能仅仅介绍五言诗，而忽略了占了不小部分的杂言诗，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乐府杂言诗的例子《上邪》（它可是鼎鼎大名的中国十大情诗之一，“邪”读作“yé”）：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 天地合 ， 乃敢与君绝！ （译文：上天呀！我渴望与你相知相惜，长存此心永不褪减。除非巍巍群山消逝不见，除非滔滔江水干涸枯竭。除非凛凛寒冬雷声翻滚，除非炎炎酷暑白雪纷飞，除非天地相交聚合连接，直到这样的事情全都发生时，我才敢将对你的情意抛弃决绝！） 从此例可见，汉乐府民歌的杂言体诗似乎比楚辞更自由灵活，有点“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意味。 目前文学史上对此有三种看法： 一是，是三国曹丕的《燕歌行》(这是最广泛、最多学者赞同的的看法)； 二是，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 三是，干吉诗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此说赞成者寥寥) 但是 翻遍所有文学史的教材都看不到蒋勋先生所提的“曹植（曹子建）最早作七言诗的尝试，开创了七言诗”之说 ！！！ 我个人比较赞成上述三种看法中的： 最先正式写七言诗的是魏国的曹丕，他的《燕歌行》是现有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 下面我们来看看七言诗的发展史： 七言诗的起源可上溯至《诗经》中的一些七言句，如“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等； 《楚辞》是楚歌体，有七言句，但大多数都带有“兮”字，例如《楚辞》中的《九歌》，有七字一句的诗句，如“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便是“四 三”节奏，可见后世七言诗的形成受“楚歌体”的影响较深； 到战国晚期，也有以七言为主的劳动歌，荀子的《成相辞》就采用的是民歌的体式和腔调； 西汉后期的一些谣谚和乐府歌辞，也有如“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等以七言为主的句子； 东汉的张衡写过一篇《四愁诗》，此作品是最早的文人七言诗的尝试，但因张衡这四首诗每首的第一句还都带着一个“兮”字，仍未摆脱楚歌形式的羁绊； 之后魏文帝曹丕写的《燕歌行》，“句句压韵，而且都是平声，格调清丽宛转”，使七言古诗的发展跃上新的台阶。而且《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这个曲调以前末见记载，因此不少人认为是曹丕开创的。一般学者都认为此诗是文学史上第一篇较完整成熟的七言诗，曹丕对文人七言诗的开创功不可没； 魏晋时期，比起成熟的五言诗而言，七言诗不受重视； 直到初唐，七言诗才逐渐兴盛，至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佳作出现时，这种隔句用韵、平仄相押的作品就使七言古诗又进入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了。 附：《燕歌行》（曹丕）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蒋勋先生在介绍魏晋南北朝文学时只提到曹家的二曹----曹操及曹植，蒋先生十分推崇曹操的文采，说他“上马横槊下马诗”的基因分别传给了两个儿子----曹丕与曹植，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文学家。实际上曹丕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之余亦是当时的著名文学家， 文学史上讲到建安著名文人必定会讲“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曹氏父子合称“三曹”，是建安时代最为优秀的诗人。 “他们雅爱词章，不但以帝王之尊、公子之豪提倡文学，促成了五言古体诗歌的黄金时代，而且身体力行，创作了各具风格的名篇佳什：曹操的诗悲凉慷慨，气韵沉雄；曹丕的诗纤巧细密，清新明丽；曹植的诗则骨气充盈，淋漓悲壮，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三曹诗选》） 曹丕的诗文未必比不上他的父亲及弟弟，他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士气”，情感体验真挚深刻、细腻含蓄，语言清丽工致、婉转流畅。正如沈德潜在《古诗源》中所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可有甚者，曹丕诗歌的特点还体现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上。其诗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皆备。他的《董逃行》就是当时难得一见的六言诗。不仅如此，曹丕对文学史更大的贡献还在于他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 如果势利些，以文学成就论， 三曹中似乎曹丕的文学价值更高一点，因为除了他开创七言诗的先河、并写了历史上第一本文学评论专注《典论·论文》之外，曹丕借助他魏国国君的地位成为建安文学的重要领军人物，他广集门客和文人开豪爽大气的建安文风，这是他已去世的父亲曹操，以及太过于自负、文字耽于华美，又因政治上失意而郁郁寡欢的弟弟曹植所不能比的。 所以在蒋勋先生的课中将“三曹”变成了“二曹”，是我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忍不住要为曹丕鸣不平。 蒋先生的课程中反复提到不能只知道汉唐而不重视魏晋南北朝文学，从课程的第六讲就开始做铺垫，在七、八、九，三讲中都在介绍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但却 忽略了介绍这个时期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文学自觉”。 所谓的 “文学自觉”是指：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文学观念从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 1，文学摆脱了附属于经学的地位，从广义的文学中分立出来，从道德功利走向审美欣赏，文学体裁与样式趋于多样化和精致化，文人地位提高，文人集团社交活跃。 2，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继战国“百家争鸣”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其活跃度更胜于战国时代，因为随着儒家影响的衰微，“新的人生观、生活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的本体论、思辩逻辑不断发展”，这个时期文学的变化不仅是受到北方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撞击，还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玄学、佛教和道教都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蒋先生的课程中仅仅提到北方“五胡乱华”及佛教进入中原带来的影响）。 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产生了新的文学思想，还刺激了文学理论的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除此之外，陆机的《文赋》也是这个时代颇有影响的文学创作理论专著；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和文艺主张也都张扬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有这个时代文学驳杂张扬的个性和文人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后来唐诗、宋词的繁荣。 其实，我个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蒋勋先生提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时候，会认为现今的文学史不重视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至少我所接触的几个版本的文学史皆盛赞建安时代的诗歌，以建安诗歌为例，“建安时代的五言诗涌腾，打破了汉代诗坛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诗从此兴盛，七言诗从此初步奠定基础。”（《三曹诗选》） 文学史公认的建安时期的诗歌以其“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慷慨激昂”的特点，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唐宋，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个新的高峰。那又怎能说文学史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乏善可陈呢？2017/05/20
魏晋南北朝的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并开拓出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在各种文体中，辞赋创作的时代特征最为突出，与汉赋的对比也最为鲜明。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的句式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其结果是骈文的出现和成熟。赋体受诗的影响，也趋于骈化，有些赋其实就是骈文。北朝文坛虽然整体上受骈化的影响，但仍有别具风格的散体名篇大放异彩，从而构成对唐代文坛发展的多重影响。
魏晋南北朝研究的论文
我给你推荐几个吧，从时间先后顺寻：1，曹操，刘备的阶级属性执政政策（寒族），对应的袁绍，孙权，司马懿代表的儒家阶级和执政政策。2，玄学的发展，清谈误国。3，异民族与汉族的民族矛盾分析。3，南北军事对峙下的两方实力分析（究竟谁能统一中国）。4，北魏孝文帝汉化的利与弊，带来的印象。5，六镇军人的阶级属性，及起因与影响分析。6，南朝政权者的阶级属性，南迁北方士族与南方土人的利益冲突分析。7，北周的府兵制度起因及影相，代表的阶级利益分析。8，南北社会的差异及文化沟通。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文选题参考：
1、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2、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3、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道教。
4、继承与超越——新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写论文注意事项：
1、论文里面千万不可以出现“我”这个词，论文具有科学的严肃性、严谨性，避免出现“我”人称代词。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论文改成了“笔者”呢，实际上，用“本文”来替代比较是聪明人的做法，也是在各类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2、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出现感叹号，论文应以陈述语句为主，出现语气叹词瞬间降低论文的层次，问句主要在写文章的结构和结论的时候使用，其他的地方能少就少。
3、杜绝排比句，排比句很没有逻辑，尤其是文科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排比句会让别人将你的论文当成作文，切记论文不是作文。
4、直接引用不超过文章全文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间接引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主要放在文章的前人研究成果的部分。避免直接引用，一个小技巧就是把直接引用放在注解里面。
2000字2016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论文语文论文频道小编搜集的范文“2016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论文”，供大家阅读参考，查看更多相关论文 ，请访问语文论文频道。从勾勒出了人物品评转向的大致理路，由“德”向“才”转向。本文从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出发，来透视人物品评发生转向的原因，以下就是由精品学习网为您提供的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魏晋人物品评相比于汉代及以前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向，这一转向是在魏晋这一鲜明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一、 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人物品评古已有之，如孔子将门人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孟子将人格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等等。到了魏晋六朝时期，人物品评最初是和相书联系在一起，对人物的贵贱、贫富、祸福等进行评论、预测。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包含的将人物的内在精神同外在形体相联系的合理内核为后世所彰显。真正使人物品评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风尚，则起始于东汉的清议。这与当时政治上提拔、任免官吏要求士人必须在言行举止上有比较好的声望，必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地方宗族乡村集体对名士的品评和鉴定，普遍是被作为品评人物的核心依据，直接关系到士人的升迁、提拔及其政治前途，由此，品评人物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人物品评在曹魏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曹操的“唯才是举”与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是对东汉以来统治阶级所极端重视的却业已经成为空虚的道德标准的人才标尺的一个极为大胆而有力的冲击。这种重才轻德的“叛逆”对冲破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具有极其重要的解放性意义，导致了当时的人物品评由重“德”向尚“才”的历史性转变，即从强调人的道德伦理的本位性，转向强调个体的智慧才能的重要性。“这就使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打开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的一个领域，开始集中地对个体的智慧才能，包括对个体的气质、心理、个性及其外在表现进行研究。”汉末魏初的政治动乱使人对自身的生命短促、欢乐少有、悲伤凄凄等发出了一连串的怀疑和追问，而当时经学的衰落又使人对儒家礼教离心离德，从而给议论、争辩的风气打开了一条门缝，使这一时期的道德、哲学、文艺等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士人对此前传统的功业、信仰、经学发生了极大的怀疑，同时，伴随着这种思考，一种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这标志着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的传统标准和价值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种觉醒除受玄学思潮影响外，亦在人物品评中鲜明而具体地体现出来。分析考察一下人物品评的发展演变历程即可明白，魏晋前由政府主导下的官员人选决定着人物品评的基本内容，所评论的对象必须做到仁义、孝廉，言行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而才智则远远置于仁义礼智之后。具有规范性、广泛性的道德标准讲究唯德是评、唯贤是论，从根本上遏止和压抑了潜藏在不同士人身上的才智的充分发挥，使人物的个性不得不长期牵制于所谓一般共同性。自曹魏氏政权唯才是举推行后，便赋予了“才”以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它成为人物品评由政治伦理性向审美性转变的桥梁，促进了人的独立觉醒、人的自我认识意识的萌发，无疑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先声。及至《世说新语》问世，这部把人物品评作为主要内容的志人着作， 从重才情、尚思理、标放达、赏容貌等方面，对人物作了全方面的审美性考察。它排除了在人物品评上事关伦理、道德、学问等德性方面的诸多内涵，其所侧重的重才，是对人的本质的多重体现，虽仍然包含政治之才，但更多的是指绘画、书法、音乐、思辨等方面的创造欣赏、玄学思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人的种种智慧和才能，亦即是对此前几百年来才屈于德、人服于礼的一个重大反驳。正是这种转变使魏晋六朝的审美理想更具艺术趣味，更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也为这一时期文艺美学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先秦诸哲以争鸣的方式说，是道德实践的美，是智慧思考的美，而魏晋六朝在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兴起后，却赋予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人所追求的作为人的本质在于审美和自由! 如果说，在两汉时，人是善恶伦理的化身;那么，在魏晋六朝时期，人便是心灵和精神的化身，是诗意般的人生体验。经学的崩溃和儒学的经离给了魏晋这一特定时代的人们充分欣赏自己的绝好机会，它促使人们去感受人的存在、人生在世的意义及价值。这是一个讲求个性，欣赏自己，追求主体内在精神自由的时代，更是一个发现人本身、弘扬人格美的时代。魏晋六朝文学因为有肥沃的艺术土壤，便在此背景下显示出文学的自觉。也正随着文学的自觉，在创作上结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二、魏晋人物品评特色形成的基本原因人物品评最终脱离了“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选拔舆论准备的既定轨道， 成为广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间进行审美性的评价、认识和了解的主要渠道， 成为门阀士族彰扬和宣泄本阶层意志、观念乃至审美趣味的主要途径”。这一阶段许多文学上宝贵的收获都留下了人物品评的痕迹，都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当时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分不开。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魏晋南北朝色彩研究论文
线描是我国书法与绘画艺术造型的主要手段，敦煌壁画也继承了这种造型手法，使形象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中的编织纹、鸟兽纹、几何纹等，商周青铜器上的云气纹、夔龙凤纹等，再到西汉帛画上的线描，可以看出线条在其中的传承和发展。敦煌壁画就继承了线描的刻画方式，表现出其自身的特点。中国几千年来绘画艺术有着构图上的装饰性，这是一种优良的传统。早期的敦煌壁画，在人物布局形式结构上一脉相承地充分运用了对称、均衡、反复、重叠等手法，疏密有致、轻重适宜，在变化中寻求统一，在整体中又有冲突，从中展示出了壁画匠人高超的艺术技巧。中国绘画从一开始就注重颜色，无论是彩陶上的墨与红的对比、漆画上的红与绿交辉，还是帛画上五彩缤纷的颜色，都显示出工笔重彩的特点。敦煌壁画中形象的色彩，主要按照“随类赋彩”的标准，并且赋以重彩，使画面显得辉煌、明快、浓重、热烈，同时又在一幅画面上达到色彩的统一。以形写神，是中国古代绘画创作与评论的最高准则。这一点在敦煌壁画上同样体现出来，不论是何种题材，何种人物，都是为了表现主题的内心活动，所以敦煌壁画的线描和色彩的运用都是为了达到“以形写神”的最终目的。 由于敦煌壁画的创作历时较长，所以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造型风格特点。从初创时期到后来的元代，敦煌壁画经历了许多风格的变化和发展，其中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样貌比较丰富，具有代表性，下面便以敦煌莫高窟为例，分析这两个时代的风格特征。 魏晋南北朝是敦煌莫高窟艺术史上的早期阶段，出现了许多的风格面貌。敦煌莫高窟艺术的发展最早是伴随着印度佛教艺术的东渐传播而开始的，并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式微而结束，体现出了外来佛教艺术逐渐中国化的过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的早期阶段，在表现技法上表现出了印度佛教美术与汉晋美术的相互叠加，同时也表现出了印汉两种文化的交融。我们看到在当时就已经很熟练运用的铁线描，平面装饰效果的壁画风格也在逐渐的成熟。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还有“秀骨清像”人物的出现，人体修长，清朗飘逸，艺术刻画追求的是内在气质，反映了老庄玄学思想的南朝士大夫的审美追求。 至唐代，佛教的传入进入了全盛时期，在敦煌莫高窟中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体现出了新的风貌。内容多以民族化的佛经为主，人物形象接近于现实生活，注重画面的远近透视关系，有了较真的视觉效果和感受。在表现技法上，唐代壁画人物造型均趋于写实，比例适度、匀称，神态庄严沉静，菩萨造型女性化并且丰腴健美，这也是佛教艺术民族化的体现。北朝、隋时期的壁画主要用铁线描，而唐代逐渐运用自由奔放的兰叶描。这种线的运用上的变化更体现出了以虚实表现体积，从整体艺术风格上来说从前期的气势磅礴向后期的精细柔美转变。敦煌壁画艺术博大而精深，绚烂无比，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已经大大超越了宗教意义，多学科的形象资料价值、认识价值是无可比拟的，这也是它成为世界文化珍贵遗产的原因，被誉为“墙上博物馆”。
魏晋南北朝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因此是我国的美术发展历史上的重要的过渡时期，当时，统一的政权被打破，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专政的状况。
并且儒家思想在当时并没有非常受重视，反而道教和玄学等比较兴盛，人们的思想非常开放，宗教活动盛行，佛教等传播广泛，在此基础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术也就具有了多元和融合的色彩。
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人们的思想也出现了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自由的思想使得美术开始向自觉化方向发展。
在此之前，人们的艺术活动倾向于实用性，到了魏晋时期，则更加强调情感的价值当时的美术大家宗炳就曾经说过美术创造过程中。
情景交融的重要性，除了美术之外，书法或者是文学活动也是同样的道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术，蕴含了一种精神自由在里面，因此具有独特的魅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讲究绘画中具有心理活动，因此画论发展也很迅速。在那时，士族阶级兴起，不仅仅对于政治、经济等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在美术方面，士族阶层也起着引导作用。在士族文化生活中。
书法和绘画占有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绘画中藏着许多的历史史实，是当今社会的重要研究材料，并且许多士族的绘画也成为了当今巨大的文化财富。
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胡人专政，并且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快，除了经济、政治上的往来。
民族融合的重要的影响还在于文化的传播、融合与发展，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文化的影响非常显著，并且，与宗教结合，当时最突出的就是寺院壁画的兴起，不仅仅用寺院壁画来宣传佛教思想等。
并且还在绘画手法中国融入了西域的画法，在那时的壁画中就能看见许多高鼻梁、深眼窝的西域民族的形象，并且壁画上的服饰、器具、礼仪等的描绘，对于我们研究不同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山水画，这是成为了美术界的一种现象，因为在魏晋之前，美术绘画中突出的主要是人物，自然环境主要为了衬托人物，在北朝的时候，专门的山水画家开始涌现。
说明了山水画成为了一种独立的画科，后来，则规模逐渐壮大，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环境使得人们在山水画中寄托感情。
在魏晋南北朝，还出现了新的绘画方法，那就是线描的绘画方法，并且有迷体线描和疏体线描，有各自的代表人物，这些笔法随意洒脱，非常舒朗刚劲，对于后代美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其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神秘色彩，而作为艺术的蓬勃发展的时代。
论文魏晋南北朝的世风与学术
魏晋风度与盛唐魅力——论陶渊明、李白诗文中自由精神的张扬 鸟在中国传统诗歌意象中历来作为自由与理想的象征。鸟作为一种客观物象，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天空中飞翔，矫健的身姿划过天空，留下优美的痕迹，给人以自由的幻想和向往，与人类的心灵产生某种契合，有了表达的欲望，于是借助飞鸟，将自己的主观情意表达出来。恩格斯在论及浮士德及“永恒的犹太人”的形象时指出：“他们是使用不尽：每个时代都可以不改变他的实质而把他们据为己有”。把恩格斯的这一论述移用到飞鸟形象上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飞鸟形象自从<诗经>以来，历经改造和丰富，成了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之一。历代众多诗人，他们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又把富有时代意义的思想感情倾注其中，寄托时代的希望和理想。而在描写鸟类意象众多的诗人与浩繁的诗文中，陶渊明与李白描写的鸟意象较为系统、较为齐全。 陶渊明具有“大济苍生”的理想和抱负，但黑暗的政治和污浊的社会现实却不能使他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他便只能以诗为武器，以鸟为武器。与现实抗争，借鸟言志，排泄心中强烈的愤懑。陶渊明在其鸟意象中展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鸟日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表现了一种愉快的心情；。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写诗人少时欢乐无忧，突出了以鸟之高翔比抱负之远大的宽阔胸襟。“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表达对官场黑暗的愤怒；“望云渐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反映了对自由的向往等等。作者笔下处处有鸟，时时有鸟，鸟成为作者内心世界的反映，成为作者一生的象征，鸟的自由就是作者的自由，鸟的追求就是作者的追求。 李白则将他的一生幻化为大鹏，将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展翅于中华民族灵魂的天空，写就了伟岸的自由精神，激励着后人的精神和指引后人的追求。他一再把自己比作大鹏，希望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间。他不屑如栖于蓬莱之黄鹄、苍梧之玄凤，不屑做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因为那些鸟都丧失了自由，惟独大鹏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之间，“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李白就这样在大鹏的意象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直到临死前，还不能忘怀于大鹏，他沉痛地唱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路歌》)在对大鹏的哀挽中，李白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他幻化成了一只大鹏，翱翔于中华文化的上空。 在李白诗作中，以。大鹏”自况，表现了昂扬向上无所依侍的理想。大鹏与“斥鹦”相比。活动的环境“寥廓”与“藩篱”相比，凤凰与群鸡相比，分别象征了诗人情志才力之超隽，反映了他与俗辈凡行的坚不共容，表现了他尖锐对立中的孤独无奈。表现了他“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寂寞。这与陶渊明由离群失伴的孤独与痛苦相比，一个是曾经有过，渐趋平淡；一个是自始至终，愈来愈浓；一个是因暂时不能归群而孤独，一个是因攻诋他类而孤独。因此，以鸟自况的陶渊明、李白在趋求远举高飞、寻求理想境地这一点上是同一的，而在具体的趋求方式和形态上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热爱自由，追求理想的境界是陶渊明、李白诗的重要底蕴。而天空中无拘无柬的飞鸟的天性与人类在感情上对自然的原始依归相吻合。陶渊明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来源于庄子，庄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充分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他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影响了后世包括陶渊明和李白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据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一文统计：。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由此可见陶渊明对庄子的崇拜。李白则将老庄的无为自然的思想理想化、具体化、实践化，他的大鹏形象取自<庄子>。但却创造出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为具体，更为清晰，也更为完美，更富生气的艺术形象。陶渊明、李白都崇拜庄子，都受到庄子影响，但二人笔下的追求自由的鸟意象，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别。陶渊明笔下的鸟意象，飞鸟、归鸟、羁鸟都是娇小的、极普通的，似乎受到某种约束，不能伸展开来，不能摩飞九天；而李白笔下的鸾鹏鸿鹰意象系列，是禽鸟中的灵族异类，它们上可摩飞九天云霄，下可俯视山川人间，振翅鼓翼能至千里之遥，敛翮息神必择奇枝异卉。无拘无柬、伟岸、强大。并且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同样受<庄子)对自由的追求的影响，为何二者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别呢?我们从艺术创作中发现了这一差异后，还应在人生实践中寻找造成差异的原因。有作品认识人生，有用人生来说明作品。 陶渊明、李白诗歌中飞鸟意象的形态差异，其实是他们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的差异；是他们的个性与社会群体关系的差异。陶渊明选取“飞鸟”这一宽泛的存在体，表现出认同当下生存环境的宽容心态。李白以风鹏鸳鸾与斥鹦蝤蛙的强烈对比，显示了他孤傲不桀的个性和强烈的“舍我其谁”的生命意识。从现实生活来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时代背景的不同对二人创作的影响。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陶、李二人之所以一个展示了魏晋风流，一个代表的盛唐魅力，时代的因素是影响其不同的原因之一。魏晋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都处于激烈变革状态。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新一轮的利益重组。伴随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是新旧势力的争夺、改朝换代的频繁。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名士们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刑场。留下的总是一些痛苦悲哀的传闻故事。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停云)显示了诗人对时局的担忧和。有志不获骋”的苦闷。越是洒脱不凡，超然物外，内心就更忧惧，惊恐，文章越是深沉美丽，生命受到的迫害就越痛楚和哀伤。陶渊明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样，追求乱世中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追求人的主体精神的张扬，追求理想的飞翔。他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和关系。他的特点是自觉地退了出来。“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这是陶渊明回到田园去的根本原因。他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把精神的安慰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同处于社会政治无序状态中，但他没有那个时代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寞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着、关心。<形影神)就是一个人生的追求和生命价值的探索。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追求和不委屈心灵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在那个时代，他无法真正摆脱社会政治的牵制，不可能逃脱世俗的罗网，他只是相对很好地解决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在他的诗境里)，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敏锐地发现了人在这两难的境地中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识，把自‘古诗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他不是因为在政治斗争的失败而消极地退守田园，不是欲得权贵赏识而不得，转而攻击权贵，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安危而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所以他的归园田居不是放弃自己的社会理想，而是在追求着另一种理想。他努力用他的追求，使个人的存在价值，从这种抽象的荣辱观念中解放出来，回到真实的人生。当然，他的理想并不同于我们的理想，他的理想也是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的，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合理的理想，并且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的理想能够真正得以实现。这里的关键在于：他在那个时代代表了知识分子自己个性价值的实现，他不是传统的的奴隶，不是否定任何理想追求的消极主义者，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独立思想追求的庸人。他追求着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着一种自由精神的张扬，追求着他的理想人生，诗化人生。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精神风貌。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那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李白。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史上最灿烂夺目的篇章，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大唐帝国在政治，经济，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一个繁荣富强的帝国屹立于中国的大地上。这是一个朝气蓬勃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的不只是“胡商”云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甚至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乐”�6�8�6�8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及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了框框，突破了传统。经济的高涨必然带来文化的兴盛，充满朝气和希望的时代又必然带来更多的精神追求。敏感的诗人更是其骄子。开元前期，我们看到：高唱。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王翰，私自排定海内文士的座次，高自标置，以文坛盟主张说、北海太守李邕与自己并列第一，其余一概摈落；王泠然上书宰相，直斥其“温服甲第，饱食庙堂”；以<黄鹤楼>诗驰名的崔颢对豪门贵族表现出一种“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愤慨；连山人孟浩然，也宁失去被贯官举荐的机会，而决不放弃陶然一醉�6�8�6�8开朗宏盛的盛唐时代为将庄盂的荚逸之气从魏晋的虚无迷惘的氛围中释放出来，并回到真实的人生。这就是孕育天才诗人李白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壤。那位同样既英且逸的风流天子唐明皇就慧眼独具，以“英特(卓立)越逸之气”一语，为这一时代精神作了最好的提挈，而新时代的大人先生李白，正是这一精神的代表。。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及国舅磨墨，力士脱靴的传说故事，都深刻地反映着那个时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和向往：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的约束和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 与陶渊明不同的是，李白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早在初出山后，李白就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为自己的理想作了如下的规定：“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弼辅，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对这种理想他是如此地执迷，不断形诸歌咏，贯穿于一生的诗文中。甚至在经历人生的挫折和苦闷，在他的名篇<行路难>)中，仍乐观地吟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意谓总有一天如宗悫乘长风破万浪，届时自当挂帆泛海而去。因此，如果说要为李白归纳出追求的目标和个性，我认为就是一点，而这一点与其说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思想，无宁说是驳杂的思想积淀而成的一种性格，一种精神．这是盛唐的精神，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需要一个有远大理想，有坚执的追求，有百折不挠的意志的伟岸强大的形象来承载。于是，庄子的大鹏形象进入李白的视野：“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也；谐之言日：‘鹏之徙于难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逍遥游》)。他从大鹏的形象中似乎发现了自己的灵魂，时代的影子，于是就情不自禁地在这一形象中倾注了豪放不羁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创造出了一个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为具体，更为清晰，也更为完美，更富有生气的艺术形象，这就是‘大鹏赋》中的大鹏。这只大鹏“足萦虹霓，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显得横空出世其大无比。不仅写了它的自由逍遥，无所羁绊，还写出了它那“怒无所搏，雄无所争”的力量。当鲲初化鹏时，。脱鬈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滹之春流，唏希扶桑之朝暾。炬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百川为之崩奔。”这气势已经不平凡了，等他展翅飞翔时更是一番惊天动地的景象：“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日摇而海倾。”“上摩苍苍，下覆漫浸。盘古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旁叹。”这大鹏既不同于蓬莱之黄鹄、仓梧之玄风，也不同于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那些鸟或“驯扰于池隍”，或。拘挛于守常”，都没有自由。唯独大鹏不受任何束缚，任意地飞翔于天地之间。李白就这样在大鹏的意象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表现了对鹦雀之辈的封建权贵的嘲笑和蔑视；对一切既定秩序和束缚的否定，对自我意识的肯定，对自由精神的赞美。这是李白诗中出现的鸾鹏鸿雁与斥鹦雉鸡两类意象的基本原因。他不像陶渊明政治理想受挫后，转向田园求得心灵的安宁，个性的发展。而是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代表了那一盛世的时代精神。参考文献：[1](清)王埒·李太白全集[M]．中华书局，1979版。[2]李长之·李白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版。[3]赵昌平·李白诗选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版。[4]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中华书局．2003版。[5]表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版。[6]李泽厚·荧学三书[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版。[7]王定璋·盛唐气象与青春追求——略论李杜青年时代的诗歌[J]．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3．1．[8]徐回荣·陶诗的两大意象[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1．[9]洪蛛钟·鸟·菊·酒——略论陶渊明诗歌毒象建构爰其人格凸现[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充．1993．11．[10]李活·李白诗文中的鸟类意象)[J]．北京：文学遗产(京)．1994．3．[11]黄邦君·试论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J]．贵阳：贵州丈史丛刊(贵阳)，1984．4．
一、魏晋士风与魏晋书风不能划等号几乎所有的书法史都认为二王书风是魏晋士风（即“魏晋风度”）的产物，并在魏晋书风与魏晋士风之间划上等号。几乎任何一本书法史都要对所谓的“魏晋风度”大写特写，然后，在没有任何过渡和作出必要解释的情况下，笔锋一转，就说这就是“魏晋书风”。我认为时风对书风是有影响的，但这种影响非常间接。时风对书法的影响虽容易辨认，但也总会出现一些麻烦；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从诸种现象中辨认出自己较为熟悉的形象。举例来说，为了证实“晋书尚韵”这个说法，人们较容易在几件风格各异的作品中挑选出他认为表示“韵”的那件作品来作为晋书的代表，然后以这些经过严格挑选的作品来证明两晋书法“确实”是尚韵的。事实上，什么是韵，所谓的韵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固定的答案；这种从现象中寻找自己所熟悉的影子的做法，使人们不自觉地陷入了循环论证。一方面人们以艺术风格来指认时代风格（比如以二王的飘逸、洒脱来指认魏晋士夫的尚韵风度），另一方面又以时代风格来指认艺术风格（如以所谓的魏晋风度来指认晋代书法崇尚气韵）。如何来看待这个至今还在左右着书法史研究的问题呢？我认为，切入点只能是形态学分析。我已经在《帖学书法风格史》一书中勾勒出了魏晋书法风格史的素描图。依据夏皮尔的风格概念，对一件艺术作品的形态分析，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形式因素，二是形式关系，三是形式质量。以书法作品为例，一件书法作品的形式因素有独特的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形式关系是指这些形式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所构成的整体效果；这种效果有时并不等于所有形式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某种“格式塔”效果，这是从视觉的整体角度来把握和描述艺术品的方式。形式质量则是指人们在艺术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有关艺术的各种形式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品质标准，借此可以判断每件艺术品的形式质量，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书法的用笔质量、线条质量等等。但是，人们通常会想当然地认为，随便对哪件作品的形式分析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艺术作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艺术品出现的背景条件。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作品作为艺术史的形态分析的典范作品，或如科普勒所谓的“基准作品”就是一个至为紧要的问题了；一般而言，我们总认为应该选择那些最能代表一个艺术家的创造性的作品。可是，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最能代表一个艺术家的创造性呢？无疑这里总会陷入循环论证的陷阱。事实上，选择什么样的作品作为艺术史研究中的形态学分析的基准作品，这个问题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是碰巧选择了一件作品作为分析的样本。一件作品的形态学分析一旦建立起来，它就会成为联络其它相关作品的一个框架，进而形成所有相关作品的一个网络。艺术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个网络体系。这里，一件被偶然选中的原初作品，如果能有效地联络其它作品，并且能够较为顺利地整理出艺术史的上下脉络，那么这件原初作品就升格为“基准作品”。反之，不能有效地解释艺术史上下承接关系的原初作品，是不会成为典型的基准作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史的研究同样是一个人类试错的经验主义和进化的理性主义问题。这样一来，循环论证的理论麻烦既可以避免，一种摆脱了强化的教条主义的、可以证伪的艺术史也得以建立起来。有必要重申这点：除了那些艺术史上的客观事实（如艺术家生卒年），几乎所有艺术史的论述都是可以被证伪的。艺术史上的那些基准作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认为，王羲之的作品在晋代书法史上的基准作用，就远不如楼兰文书。这种开放的艺术史观有一个明显的好处，那就是不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有些艺术史知识的话，人们就不太容易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诸如《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作品之类，因为东晋的书法风格应该像“两爨”，而《兰亭序》的风格与两爨迥异。这种论点的依据建立在将两爨碑作为晋代书法的基准作品，因为它们无法联络晋代书法史的上下关系，换句话说，它们不能把晋代书法的其它许多作品串联起来，形成一个风格演变的网络。因此，两爨碑只能作为两晋书法的另类作品，即俗语所谓的“别派”。我在《帖学书法风格史》中以一件楼兰文书作品作为晋代书法的基准作品，对两晋书法的风格演变作了较为详尽的剖析，并且对下列命题作了充分的论证，即书法风格不单单是时风（或所谓时代精神）的产物。我以为时风虽然会影响书法的风格，但这种影响是非常间接的。直接的作用应该是书法家对书法艺术的形式问题的感悟和阐发，只有在书法形态史中，我们才能谈论时风对形式的矫正作用。二、魏晋士风与文人书法审美理念的关系有了上边的前提，我们就可以着手研究魏晋时风对书法的影响问题了。马宗霍在论述两晋书法为什么会达到一个高潮时，提出了三点意见，我认为很有见地。他说：“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只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夷考其故，盖有三焉：一则时接汉魏，诸体悉备，无烦极虑，便可兼通。择要而从，尤易专擅，不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巩悦，济成厥美，亦固其所。一则隶奇草圣，笔迹多传，服凝有资，师承匪远，酌其余烈，自得新裁，挹彼遗规，成吾楷则，信埏填之罔穷，斯挥远之入化，虽曰前修已妙，转觉后出弥妍。一则俗好清谈，风流相扇，志轻轩晃，情鹜皋壤，机务不以经心，翰墨于是假手，或品极于峰秒，或赏析于豪芒，至乃父子争胜，兄弟竞爽，殚精以赴，疲神靡辞，以此为书，宜其冠绝后古，莫与抗行矣。”（《书林藻鉴》）在马宗霍提出的三点意见中，书法的形式传承与出新问题占了第一和第二条，他首先从晋书得天独厚的内部条件来谈论这个问题。这两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第一，晋书在时间上有接近汉魏的“天时”。由于汉魏时中国书法的各种字体都已经趋于成熟，这就给晋书的创作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便利，使得晋代的书法家们有丰富而直接的传统资源可以利用。第二，汉魏时期创造出了迄今仍令人称奇的隶书和章草书法的高峰，而两晋距此不远，汉魏“隶奇草圣”的流风犹在，大量墨迹碑版犹在，这使晋代的书法家得以继承这些宝贵的遗产。马宗霍提到的第三个因素才是人们热衷于谈论的所谓魏晋时风，时风对晋书风格的形成当然有影响，但无疑是相当次要的。马宗霍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姑且撇开前两个因素，来讨论与本文主旨有关的第三个因素，即时风（魏晋风度）对书法的影响问题。人们通常所说的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产物。一般认为，魏晋时期政治黑暗，战乱频仍，士大夫仕途坎坷，动辄有身家性命之虞。本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态度就很灵活，当政治清明、国泰民安时，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是一种最好的激励；而当政治黑暗、仕途蹇塞时，道家清净无为、与世俯仰的学说又成为一种时尚。大致说来，晋人在思想意识方面是非常接近于后者的，虽然晋人也并非一味以清净虚无为务。大书法家王羲之就曾竭力在清谈与务实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但他晚年的选择终于倒向了逍遥山林、幽处颐养的生活。最后的这种选择可能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但这只是猜测，没有确切的证据。王羲之比较可信的话被记录在案，可能要数下列这一则。我们从中倒是可以看出王羲之晚年的抱负，也多多少少可以说明，王羲之的风格是如何逐步形成的。王羲之说：“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黑，若吾耽之若此，未必后之。后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须得意，书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法书要录》）对王羲之来说，书法艺术中最要紧的东西不是“精熟”，而是“意”。毫无疑问，任何艺术都有个基本技术问题，在技术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是不能奢谈其余的。但是王羲之强调的显然已经超出了书法的基本技术层次，而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更高层面，我们通常把这个层面称之“精神”、“气韵”、“神韵”等等，是书法艺术的精髓所在。正是由于王羲之对书法创作中“意”的高度重视，他才进一步强调，要“意在笔前”：“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犹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这种重神韵过重精熟，重意在笔先胜过安排布置的主张，不但影响了有晋一代的书法实践，而且还左右了中国历代文人的书法创作。这样一种重大美学思想，我们谓之“文人书法的审美理念”也未尝不可。而晋人胸次洒然，不滞于物的人生艺术态度，正是中国文人书法的审美理念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三、审美理念如何影响书法风格探索趣味史对风格史的影响，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以说艺术史的全部困难与魅力无不与此问题相关。探索魏晋书法风格史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说明魏晋士风或所谓的时代精神对魏晋书风的影响。我认为这一问题既与钟繇、王羲之等人面临的艺术问题有关，也与他们身处名利场的情境有关。我们知道，王羲之的书法起先在东晋高手林立的书坛上并没有压倒一切的优势。论书名，郗家的郗 YIN 比王羲之高得多；论才华与声望，庾氏兄弟也要比王羲之大得多。这一点正如马宗霍所说：“渡江以后，则王谢郗庾四家，书人最多。王家羲献，虽为绝伦；然右军本传，称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 YIN ，而谢安亦轻献之之书。盖诸家皆法钟卫，比权量力，各自为雄。”（《书林藻鉴》）四大家族中对王氏家族的艺术成就起初表示最不服气的大概就是庾家了。庾氏四兄弟亮、怿、冰、翼，皆书法名家，论名声，以亮为尚；论境界，以庾翼为高。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忿。后来看到自家子弟纷纷效法王羲之，非常气愤，发狠要跟王羲之一比高低：“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骛，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王僧虔《论书》）再后来又看到王羲之用章草答亮的书信，大为叹服，因与羲之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尝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虞和《论书表》）那么，王羲之的书法是何以从竞争如此激烈的书坛上脱颖而出，使对手纷纷俯首称臣，使高手大为叹服呢？其内在的原因要从风格史的具体变迁中加以推敲。仔细地观看王羲之稍前和同时代的其他几位名家的书法，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号称江左第一的王 YI ，还是书名起初超出王羲之的庾氏兄弟，或是与王羲之一道切磋书艺但技艺在王羲之之上的郗 YIN ，其书无不效法钟卫，或规摹钟繇，左规右矩不离法度；或取法卫 GUAN ，不激不励，古意盎然。试看王 YI 《祥除帖》及庾氏兄弟《书箱帖》、《故吏帖》，几乎一样的钟繇面目，几乎一样的横向取势，字体扁平，几乎一样的淳厚朴茂，古质遒媚。再来比较一下王羲之的中后期作品（如《奉橘帖》），以及王氏同时代和稍后受其影响的书作（如小王《廿九日帖》；谢安《此月帖》，及郗超《远近帖》），则“古质而今妍”的分野是如此泾渭分明、判若两分！其实，这是继钟繇那次变革之后最为重要的变革。在钟繇的那次变革中，书法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笔法上从蚕头雁尾、均匀使力的隶笔，向楷书藏头护尾、纵横有象的楷法的演进；结字上从横向取势的扁平结体向纵向取势的楷体演进；章法上从行近字远、注重作品空间造型的布局，向字近行远的分行布白和行间茂密、行气贯注的抒情性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钟繇的变革仍然保留着极其浓厚的古法，特别是欲急还迟、欲纵还收的用笔所造成的内敛与含蓄，似正还斜、欲侧反直的结体所带来的拙朴和古意，章法上与隶书相比虽然已见纵向取势之姿，但仍遗留有强烈的注重汉字结体与章法的空间布局和造型的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古雅朴茂之势，均为钟法的不传之秘。但这种古法和古意，到了王羲之那里，显然已不十分适合。而王羲之恰是如此崇尚“如意”和“适我”。以致我们可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王羲之的这种追求“如意”和“适意”的旨趣，使中国书法注重空间布局的造型意识，取得了向抒情性方向发展的突破。王羲之正是取得这种突破的关键性人物。这里，我们看一看他书写的《奉橘帖》就能明白，王羲之在突破钟繇古法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同时又在超越早期作品（如《姨母帖》）方面作出了何种努力。四、走向形态学分析的风格史《奉橘帖》在用笔上，一改《姨母帖》那种浓厚的钟法残余。在《姨母帖》中，王羲之的笔法完全贯彻钟繇“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的古训，显得沉着有余而力度不足，含蓄有余而峻爽不足；而《奉橘帖》则已看不到半点钟法的影子，一切都显得那样自信明快，笔法爽快流利，明丽媚好。王羲之在此帖中的用笔，基本上以中锋为主，间出侧锋，落笔逆锋与出锋交替使用，随心所欲，干脆自然。其中第一行的“白”字、第二行“迟”字的转折处，已见明显的方折，与钟法中的“暗过”差异甚著。这可能受到小王外拓法的影响，也有说是唐摹本使作品失真所致，其意以为大王不可能出现如此明显的外拓法。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任何道理，与小王更加外拓的用笔法相比，大王也许显得略为保守，多使用内掖法，但没有任何理由说大王不能受到小王的逆向影响，证之以《集王圣教序》，则大王字中外拓法比比皆是，似可作不刊之论。在结体上，《奉橘帖》的结字明显拉长，成纵向取势之姿已成原则，其中第一行之“羲”字、“审”字、“尊体”二字，第二行“迟复奉吉”四字，仿佛有意拉长，跟《姨母帖》中残留钟繇横向趋势的结字法已是天壤之别。将此帖与差不多同时期的庾亮《书箱帖》和庾翼《故吏帖》彼此参看，就能看出王羲之的革命性来。在庾氏兄弟那里，晋人妍美的好尚已有明显的流露，但碍于古法，手脚不敢放开，笔画之间的映带和流便被牢牢地控制在钟繇的结字原则中。而王羲之则大胆地打破了这种束缚，空前地解放了笔势，使运笔不再受制于古汉字横向取势的造型意志，而成为抒情写意的载体，从此，汉字书法的造型意志已不得不听命于书家的抒情意志了。这种抒情意志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作品的分行布白。《奉橘帖》的章法十分独特，可以说是王羲之的独创。如果说在《姨母帖》里，造型意志与抒情冲动之间尚存在冲突和紧张的话，那么，在《奉橘帖》里，这种冲突已不复存在。在这里，作者的抒情冲动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动机。王羲之在这里完全没有顾及汉字结构与章法的造型问题，技法层面上的事情此时完全不在王羲之的考虑范围之内。书法从此已真正成为人们抒写怀抱、表现自我的绝技。这在作品的“画面”效果上看得很清楚，字与字之中，行与行之间，已不复固定刻板的章法，它变得自由而流畅。萧散舒朗的布白，加上直截明快的用笔和漂亮妍媚的结字，书法的“新体”就此宣告诞生。只有到这里，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王羲之的书法“末年称善”，也只有到这里，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当时的书坛上引起震惊和迅速的反应（庾氏家族的反应最为迅速，也最为激烈）。归根结底，其原因不在于王羲之新体的出现迎合了人们喜新厌旧的心理，而在于他所实践的其实是一场书学的范式革命，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来理解王羲之的新体，才能说明书法史上的这一史实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及其深远的影响。五、“尚法”不是唐代书法的主要旨趣在中国书法史研究的误区中，“唐书尚法”与“晋书尚意”一样，也被当作了不可更改的教条。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先来看对唐代书法影响最大的唐太宗是怎么说的：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雨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沉为倦，鉴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晋书 / 王羲之传论》）虽然力赞王字“研精篆素”，又复称颂其“点曳之工”，但他的重点则是强调王字“状若断而还连”的那种令人“玩之不觉为倦”的神韵，以及“势如斜而反直”的那种使人“莫识其端”的艺术神秘。唐太宗似乎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王羲之书法之妙，并不仅仅在于他那令人“玩之不觉为倦”的“点画之工”和“裁成之妙”上，也不单单在于其“鉴之莫识其端”的“状若断而还连”和“势如斜而反直”上，而是在于这两者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否则偏颇任何一方面，都将导致病态而远离“尽善尽美”的至高境界。历观唐代有关书法的论述，可以进一步证实我们的意见不妄。不要说初唐承六朝及隋朝遗绪，书法意旨一秉前代，都是重意韵、标风致的，就是到了被认为特别隆规尚法的盛唐，书家对书法艺术的看法仍然是意法并重，且意在法先的。略举数端，以明其理。初唐的欧阳询，被认为是最讲法度的。理由是他的字写得法度森严，以致地欧体几乎成为唐代的代名字了。因此，凡是有关法度的文章，后人就都伪托他的名字发表。传世的《八决》和《欧阳询三十六法》均是伪作。这个现象正好从反面证明了人们往往要从公认的社会偶象中寻找自己的影子的那种冲动，即便没有影子可寻，也要伪造出影子来证明自己是中规会矩的。“唐书尚法”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有意识的伪造有关。但《传授决》是欧阳询可信的文字，其主旨无非“意在笔先”四字。而虞世南的《笔髓论》，无论论题还是论旨，都是讲书法艺术的神髓的，其中《契妙》一节是全文殿尾，尤为精辟：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 ...... 然则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 ...... 假特转心，妙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瑟纶音，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虞世南《笔髓论》）欧、虞之后或同时，李世民又重拴虞等牙慧，把尚韵的晋人王羲之抬到了至尊的地位。李世民不仅在理论上高扬书法的神韵说，而且还身体力行，把尊王重韵的书法理念贯穿于书法实践之中，写出了像《温泉铭》那样的作品。他还在戎马生涯中悟到艺术的至理：朕少时为公子，频遭阵敌，义旗之始，乃平寇乱。执金鼓必有指挥，观其阵即知强弱。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整吾击此制胜，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李世民《论书》）他的另一篇论书名篇更是直指本义，取名为《指意》，它开宗明义即说：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 ...... 虞安吉云：夫未解书意者，一点一画皆求象本，乃转自取拙，岂是书邪？纵放类本，体样夺真，可图其字形，未可称解笔意，此乃类乎效颦未入西施之奥室也。故其始学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缓者水滞而无筋，太急者病而无骨，横毫侧管则钝慢而肉多，竖笔直锋则干枯而露骨。及其悟也，心动而手均，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粗而能锐，细而能壮，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李世民《指意》）李世民的这则文字说明了书法艺术中意韵神髓对法度规则的统领作用，说明了心领意会的至上地位。李世民用非常浅显通俗的语言论证了书法的精髓和本意，我们根本没有理由相信，唐人是一味尚法的。至少说，唐初是尚神韵高于法度的。我在《帖学书法风格史》中已经以颜真卿为例，详细地说明他是如何在继承王羲之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风格的。这一风格在他的杰作《东方朔画赞。中有着最明显的体现。该风格曾为苏东坡击节赞叹，并称颜书众多碑文中，唯此件最为“清雄”。苏氏拈出“清雄”两字，实在是太有眼法，令人不得不佩服。所谓“雄”，乃唐朝新趣味；而所谓“清”实乃羲之遗韵犹在也。在新趣味与尚意的文人书法理念之间，颜真卿真正达到了游刃有余的艺术至高境界，无怪乎苏东坡也会为之倾倒。除了欧阳询，人们最容易把他跟“唐人尚法”联系起来的人，就是柳公权了。的确，如果没有〈蒙诏帖〉墨迹的流传，人们恐怕还能同意柳氏为尚法大家这种说法难题既然柳公权能写出像〈蒙诏帖〉这样的杰作来，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相信明朝大书画家和大理论家董其昌的话了；柳之书极力变右军之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所谓神奇腐朽，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媚，鲜能解此。余于虞、褚、颜、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董其昌《画祥室随笔》）世人皆谓“颜筋柳骨”，仿佛柳字只以骨胜。事实是，柳骨只是柳书的面相一层。凡人不解此意，但从姿态皮相上去学柳字，结果当然去柳远甚。而董其昌的老到处在于，他是从柳书的精神上去理解、学习的，故能舍柳皮相，直入右军堂奥。深得柳书三味者，非董氏莫属，宜其书淡雅超绝，直接晋人也。由此可风，即便是被世人认为最尚法度的中唐几位大家，也都不是常人所想象的那样只尚法度有及其余的。本人决非好作惊人之谈，而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那些高谈“唐人尚法”的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理由；本人只是为了帮助人们匡正时风决定一切的那种不加反思的书法观。正如在书法史上的其它问题上一样，许多人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论证“唐书尚法”的种种迹象，还有许多人浪费了大量精力来论证“韵”与“意”的区别；其结果，不是陷入我们前面所说的在一种社会既定的形象中寻找自己熟悉的影子的循环论证，就是越说越离谱，把原本只有相对意义的问题，弄成了僵化的本质。“唐书尚法”这一说法，如果只限于与“晋书尚韵”和“宋书尚意”进行比较，从而作出方便的分类，以便于有效地掌握和描述它们。但本质主义不是这样，它认为一事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不得不如此的“本质”使然。有人认为，唐代书风就是由盛唐的时代精神之本质所决定的，但他却无法说明，为什么一个时代本质，却有“两种盛唐”！（分别是“颜筋柳骨”与“颠张狂素”）因此本质主义，或整体性思维方式无法说明艺术史的风格变迁问题。中唐以后，唐朝国力渐衰。名物制度、人文风俗需要更多的法度规矩予以强制，士大夫文人的意气与豪情却相对削弱，加上唐代以书取士的考试制度客观上也需要一个较为直观的书法标准，于是至少在书法爱好者以及创造力较逊的书家当中，形成了崇尚法度的风气。但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唐书尚法”这种说法只有与“晋书尚韵”相比较而言才有意义。因为即使是中唐以后，求意韵于法度之外的文人书法的理念仍在起着作用。只是从表面上，中唐以后书法艺术家的才情与豪气确乎都被打消了许多，书家多有以法度为念、以精熟为能者。中唐著名书家徐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宜和书谱〉称他“尝作书法以示子孙，尽述古人积学所致，真不易之论”，盖指其书法论文〈论书〉也，又称该篇“为时楷模”。虽然这篇文字不是那种只讲书法技法之作（他首先提出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儒家文艺观），但其主旨，确乎关注法度远甚于其余，大概是“尽述古人所致”，以传来学的缘故吧！其书曰：初学之际，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笔之势，特须藏锋，锋若不藏，字则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疏，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促令大，大蹙令小，疏肥令密，密瘦令疏，斯其大经矣。笔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侧。侧竖令平，平峻令侧，捷则须安，徐则须利，如此则其大较矣，（徐浩《论书》）平心而论，徐浩这篇论著并非专门论述书法艺术本质或形上原理之作，而是传古法，训子弟之书，是针对“初学之际”而言的。应当说，徐浩对书法初学者的这些谆谆教诲，确是用心良苦的。因此，如果说它在客观上造成了某些不良后果，那也不该由徐浩负责。对于那些不善于学习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死守古法的人来说，徐浩的这种教诲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其中“小促令大，大蹙令小，疏肥令密，密瘦令疏”几乎成为“唐人尚法”的某种象征性标志了。初学者不明就里，以为这就是书法的秘决，这哪里能责怪徐浩呢？而后世学者更以“尚法”两字来规范唐世书风，那岂不更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的误人子弟之举？六、唐代的书法问题时代精神决定论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无法说明为什么一个时代有“两种盛唐”（常常表现为李白与杜甫、颠张狂素与颜筋柳骨的对立，或者名之曰天才与苦功、无法与有法的对立）。离开了艺术媒介的形态学来谈论这个问题，当然会陷入形而上的泥淖。只有从艺术形态学入手，才有可能说明这一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问题。
魏晋时期，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思想自由开放。文化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文学、思想、美术、书法、音乐都诞生了影响后世的大家。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文化史上称之为魏晋风流或魏晋风度。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深远。当今的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的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
就行为习惯而言，士大夫们的行为突破了以前的传统礼教，开始崇尚自由、真实。因此对于文学评论、石窟艺术、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等多方面的发展都是有非凡影响，是中国艺术发展最辉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