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与管弦专业发展对比研究论文
普通高等院校钢琴教学改革探讨论文
摘要：随着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的颁布，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冲击着普通高等院校音乐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理念，传统的钢琴教学模式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音乐钢琴教学强调了教师不再以单纯的知识、技能传授为教学目的，关键就是如何适应未来素质型人才在质与量方面的要求，改革钢琴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调整课程设置与教师专业结构等方面的阿题迫在眉睫。
关键词：高等院校；钢琴；教学；改革
普通高职院校钢琴教学一直存在很大的误区，孙维权先生2Q03年发表了《钢琴的即兴弹奏为什么在我国发展缓慢?》的文章，他指出：“针对参加全国比赛的选手，在参赛曲日中演奏技巧很高，但在自弹自唱中却相形见拙。由此反映出传统教学的弊端，大专院校也普遍存在着不会即兴弹奏的问题”。魏廷格先生在《有关即兴伴奏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对孙维权先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他也认为，即兴伴奏是一门新的学科，需要认真编写一部教材，提高学生的演奏水平，这两篇文章是针对钢琴专业学生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思考。受过钢琴专业教育的学生都不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更何况普通高职院校的学生呢?
1 适应社会的需要，紧紧抓住高职院校特殊的音乐人才培养目标
国家新的《音乐课程标准》的总目标提出通过教学及各种生动的音乐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爱好音乐的情趣，发展音乐感受与鉴赏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提高音乐文化修养，丰富情感体验，陶冶高尚情操。与音乐学院、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相比，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对学生培养目标坚持钢琴教学“以美育人，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的教学目标。高等音乐院校要实现自己的培养目标就要通过教学和实践，以美育人，完善美的人格，净化美的心灵，掌握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学等相关知识，以及音乐教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使得我们的学生将来具有成为中小学音乐工作者作好准备；在钢琴教学中要把钢琴课与其他相关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培养学生一专多能全面发展复合型钢琴教学人才，有效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之成为适合社会需要的文艺工作者和中小学教育者。
2 提高钢琴课程教师的水平
强化对钢琴教师教学的考核和管理，具体措施应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规定教师之间互相听课，老教师要对年轻教师进行传、帮、带，钢琴教师要进行教学法的研究和学习，定期开设钢琴教学讲座及公开课；二是要有计划地派遣教师外出学习和进修，以提高钢琴教师的业务水平；三是要积极鼓励教师举办备种形式的个人钢琴演奏会；四是加强对教师教学的考核和监督，内容包括课程完成情况、指导学生情况和教学效果；五是加强老师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德治教，以德治人，加强教师的工作责任心。
3 采用钢琴教学法，加强学生基本功训练
高教钢琴专业的大部分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几乎需要从头学起。按现行三年之内要让学生达到一定水平的要求，难度较大。因此，必须根据学生自身特点进行基本功训练，因材施教。“钢琴教学法”主要研究和阐述钢琴教学的基本内容、基本过程、基本规律、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就高校音乐教育专业钢琴课程而言，“钢琴教学法”内容的引入将在多个层面上起到积极作用。对于那些没有钢琴基础的学生来说，“钢琴教学法”将引导他们准确地把握钢琴学习中最基本、最具共性的知识内容，并用以指导自己的钢琴初级阶段的'学习。这将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学习更有成效。
对钢琴教学而言，运用和掌握正确的弹奏方法、弹奏技巧，是基本功教学的中心任务，也是高职院校音乐专业钢琴教学的首要任务。但我们又不能盲目的过分强调基本功和技巧，针对成年学生理解力和毅力都比较强的特点，可以引导学生用专业知识指导弹奏实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巧。
4 教材的改革
(1)我们高校钢琴教材应当定位在传授必要的实用基础知识，力求针对学生基本技能的巩固和训练不追求钢琴作品深度、难度及其系统性，着眼于应用能力，教材的选择注重趣味性、循序渐进性、实用性、普遍性并加强科学性，打好基础，强化实用能力。
(2)钢琴伴奏能力是我们高校学生的一项重要的实际操作能力，因而在教材编写时加大钢琴配奏教材的编写数量和力度显得尤为重要，它同样是我们高校(专)钢琴教学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能力远比学生的钢琴演奏能力更为重要，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
(3)教材是要能够提供音像资料等多媒体配套材料的教材，使其成为提供各种真实的材料，弥补缺少视听环境的不足，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效途径，这其实又是课内学习的有效补充。
5 使用现代化的教学工具
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各种教学软件、互联网等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和方法，已越来越广泛在被运用到教学中，这为钢琴教学提供了不可限量的广阔前景。在这里以数码钢琴教学系统为例。数码钢琴教学系统是利用其先进的电子监控系统，由一架主琴带动数十架副琴进行集体授课的先进教学系统。它可以充分利用其辅助教学软件、多媒体投影仪和先进的监视监听系统等现代化工具，可以在因特网上搜集先进的音乐前沿教育的信息与资料，利用计算机和多媒体系统，选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优秀课件，将它们引进到课堂教学中来。“数码钢琴集体课”打破了旧的教学模式，充分展示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形式和理念，如键盘乐理、和声、曲式、复调、配器、合奏等。它把音乐教育专业的众多课程有机地、科学合理地综合起来，创造了一个融技巧、理论、实践为一体的全新的教学体系。
6 完善学生钢琴成绩的考核
(1)注意重视鼓励性评价。不能只给演奏水平好、级别高的学生打高分，而应在学生相应的程度上只要演奏得很出色，也要给予适当的鼓励。
(2)高度重视发展性教学评价。发展性教学评价是一种以促进评价对象发展为根本目的，重过程、重评价对象主体性的教学评价，它能从整体上着眼，涵盖钢琴学习的各个层面和教学的各个领域，并用发展的眼光从不同阶段的回顾和对比中，充分发挥评价的教育、激励与改善功能，关注学习过程与方法的有效性，使评价能真正促进学生的进步和发展。
(3)建立“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如果以期末考试的成绩作为终结成绩记入成绩档案，致使一部分学生平时不认真学习，临近期末考试时再突击应付专业考试；而有些学生平时很用功但因心理素质欠佳，考试时太紧张，导致成绩不理想；采用“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评价体系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总而言之，高校钢琴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大、时间长的工程，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我认为改革钢琴教学方式、考试制度是迫在眉睫的大课题，这需要我们每个同行的共同努力和探索。
1、定义不同
管风琴：管风琴（pipeorgan），属于气鸣式键盘乐器（参见“乐器”词条），流传于欧洲的历史悠久的大型键盘乐器，距今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至2019年），且从未中断过。
管风琴是风琴的一种，不同的是一般的脚踏风琴是通过脚踏鼓风装置吹动簧片使簧片振动来发音，而管风琴是靠铜制或木制音管来发音。
钢琴：钢琴（意大利语：pianoforte）是西洋古典音乐中的一种键盘乐器，有“乐器之王”的美称。由88个琴键（52个白键，36个黑键）和金属弦音板组成。意大利人巴托罗密欧·克里斯多佛利（BartolomeoCristofori），1655-1731）在1709年发明了钢琴。
2、起源不同
管风琴：最早古希腊城邦出现了一种名为“DoubleFlute”的乐器，它由两根不同音调的管子组成，后来这件乐器迅速被排箫所取代。
但排箫难以手持，因此，公元前250年，古罗马工程师亚力山大的克特西比乌斯（Ctesibios）制造的水压式管风琴，成为音乐史上第一架管风琴，到公元3世纪时民间仍使用。
钢琴：18世纪意大利人巴托罗密欧·克里斯多佛利（BartolomeoCristofori）的天才发明“Pianoforte”是钢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成为了槌击式钢琴制造业向前发展的基石。
3、特色不同
管风琴：属簧片乐器族中的自由簧乐器，音域最为宽广，有雄伟磅礴的气势，肃穆庄严的气氛，其丰富的和声绝不逊色于一支管弦乐队，是最能激发人类对音乐产生敬畏之情的乐器，也是最具宗教色彩的乐器。
钢琴：钢琴的音域宽广，现代钢琴一般为88键，可达7个多八度，音量宏大，音色变化丰富，可以表达各种不同的音乐情绪，或刚或柔，或急或缓均可恰到好处；高音清脆，中音丰满，低音雄厚，可以模仿整个交响乐队的效果，因此有“乐器之王”的称号。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管风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钢琴
钢管力学性能对比研究论文
摘要：近些年来,建筑给排水的最大热点是新型管材的广泛应用。传统的镀锌钢管和普通排水铸铁管由于易锈蚀、自重大、运输施工不便等原因被取而代之。目前, 建筑给排水常用管材主要有塑料管,金属管和复合管三种。现在就常用管材的一些特性,优缺点,使用范围做一简要论述。关键词：建筑给排水 管材 塑料管 金属管 复合管1.塑料管塑料管是合成树脂加添加剂经熔融成型加工而成的制品。添加剂有增塑剂,稳定剂,填充剂,润滑剂,着色剂,紫外线吸收剂,改性剂等。常用塑料管有:硬聚氯乙烯管(PVC-U),高密度聚乙烯管(PE-HD), 交联聚乙烯管(PE-X),无规共聚聚丙烯管(PP-R),聚丁烯管(PB),工程塑料丙烯晴-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BS)等。塑料管的原料组成决定了塑料管的特性。塑料管的主要优点:(1).化学稳定性好,不受环境因素和管道内介质组分的影响,耐腐蚀性好。(2)．导热系数小,热传导率低,绝热保温,节能效果好。(3).水力性能好,管道内壁光滑,阻力系数小,不易积垢,管内流通面积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管道阻塞机率小。(4)．相对于金属管材,密度小,材质轻,运输,安装方便,灵活,简捷,维修容易。(5)．可自然弯曲或具有冷弯性能,可采用盘管供货方式,减少管接头数量。其主要缺点:(1).力学性能差,抗冲击性不佳,刚性差,平直性也差,因而管卡及吊架设置密度高。(2).阻燃性差,大多数塑料制品可燃,且燃烧时热分解,会释放出有毒气体和烟雾。(3).热膨胀系数大,伸缩补偿必须十分强调。所以,在推广塑料管的同时,还需要发展技术克服其缺点。 塑料管性能 物理性能：塑料管的物理性能和铝塑复合管,钢管,铜管比较见表1:表1物理性能 单位 PVC-U PE PE-X PP PB ABS 钢 铜 密度 g/cm 导热系数 w/mk 50 400 热膨胀系数 mm/m°C 弹性模量 MPa 3000 600 600 210000 110000 拉伸强度 MPa 40 25 >25 28 17 40 700 150 硬度 R 120 70 100 60 230HB 使用温度 °C 0-60 -60-60 -60-95 -20-95 -20-95 -20-80塑料管的物理性能影响管道的方式,用途,补偿措施和管道保温等方面。如:(1).PVC-U、PP、ABS的力学性能相对较高, 被视为“刚性管”,明装较好。反之,PE、PE-X、PB作为“柔性管”适合暗敷。(2).塑料管的使用温度及耐热性能决定了PVC-U,PE,ABS仅能用于冷水管,而PE-X,PP, PB则可作为热水管。当建筑物有热水供应系统且冷热水采用统一管材时耐热性能成为主要指标。(3).塑料管因热膨胀系数高,在塑料管路中尤其是作为热水管,采用柔性接口，伸缩节或各种弯位等热补偿措施较多。其中以PE,PP等聚烯烃类为最。施工安装时如果对此没有足够重视,并采取相应技术措施,极易发生接口处因伸缩节而拉脱的问题。(4).由于导热系数低,塑料管的绝热保温性能优良进而可减少保温层的厚度甚至无需保温。当不同塑料管之间绝热性的比较除导热系数外,还同它们各自的管壁厚度有关。 承压性能:承压性能所涉及的内容是在一定条件下塑料管材能够承受的内压力和恒压下的破坏时间。从而确定与之有关的设计参数以及对管材的质量进行评价和监控。一般进行两项试验:液压试验和长期高温液压试验。 各种管材的承压性能见表2表2管 材 工作压力/MPa 试样试验压力/MPa 接头密封试验/MPa 爆破压力/MPa UPVC 42/h De≤90，4．2PNDe＞90，3．36PN PEX ℃常温 ABS 4～8 PB 1．6～2．5／冷水热水 PP-RPP-C 常温℃ 20℃，11h，16MPa80℃，48h，℃，170h， HDPE 热水冷水 卫生性能:理化卫生指标。其中PE,PE-X,PP,PB和ABS易达标。而PVC-U管材在生产时应使用无毒PVC树脂和卫生及稳定剂才能满足卫生性能的要求。 给水塑料管的应用结构形式单一,材料品种众多且性能各异.常用给水塑料管的特点列表如下:表3品种 优 点 缺 点 连接方式 PVC-U 抗腐蚀力强，易于粘合，价廉，质地坚硬 有UPVC单体和添加剂渗出，不适用于热水输送；接头粘合技术要求高，固化时间较长 粘合、螺纹 HDPE 韧性好，较好的疲劳强度，耐温度性能较好；质轻，可挠性和抗冲性能好 熔接需要电力；机械连接，连接件大 挤压夹紧、热熔合、电熔合 PEX 耐温性能好，抗蠕变性能好 只能用金属件连接；不能回收重复利用 挤压夹紧 PB 耐温性能好，良好的抗拉、压强度，耐冲击，低蠕变，高柔韧性 国内还没有PB 树脂原料，依赖进口，价高 挤压夹紧、热熔合、电熔合 PP-R 耐温性好 在同等压力和介质温度的条件下，管壁最厚 热熔合 ABS 强度大，耐冲击 耐紫外线差，粘接固化时间较长 粘合、螺纹、电熔合一般情况聚氯乙烯管由于价格低廉,在不考虑水质影响,在冷水供水系统属于首选管材,而当温度较高时,可选用聚乙烯管或交联聚乙烯管、聚丙烯管、聚丁烯管。 排水塑料管的应用材质单一:硬聚氯乙烯结构形式多样:芯层发泡管,空壁管,螺旋管,芯层发泡螺旋管,空壁螺旋管。其存在的一些问题:(1).热膨胀系数大,需设置伸缩补偿装置来解决。(2).刚度小,平直性差,需加密管卡、支架、吊架来解决。(3).耐热性差,软化温度低,需限制排水温度,限制使用场所和控制与热源的距离来解决。(4).阻燃性差,在穿越楼板、上人屋面的屋面板、防火墙、管道井井壁处需设置阻火圈和防火套管来解决。(5)抗机械冲击性差,需强化施工技术,精心施工来解决。(6)隔声性差,塑料管的噪声大于铸铁管,管道明装且管道位置靠近卧室时,问题尤为突出。降噪的方式,提高管道材质的隔声效果,芯层发泡管空壁管是基于这一思路而开发的；降噪的另一方式是改变水流条件,螺旋管是基于这一思路而开发的。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思路是芯层发泡螺旋管和空壁螺旋管的开发。相同条件下,不同结构形式的排水塑料管,其噪声测定结果:普通管>芯层发泡管>空壁管>螺旋管排水塑料管的应用是在取代普通排水铸铁管的工作上进行的。目前,排水塑料管已可在建筑高度为100m以下的建筑物内使用,但各地区的进展很不平衡。当建筑高度大于、等于100m的高层建筑和不适宜采用排水塑料管的场合,可采用柔性抗震排水铸铁管。[next] 2.金属管 镀锌钢管镀锌钢管的被取代既不意味金属管被取代,也不意味镀锌钢管在整个建筑给水领域被取代。镀锌钢管由于价格低廉、性能优越,防火性能好,使用寿命长等优点,还将在消防给水系统,尤其是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中应用.而塑料管(承压小)则不应在消防给水系统和生活-消防,生产-消防共有系统中应用。 铜管金属管中最具优势的是铜管,铜管应用较久,优点较多,管材和管件齐全,接口方式多样,较多的应用在热水管路中,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铜的折出量容易超标。 铸铁管给水铸铁管与钢管相比有不易腐蚀、造价低、耐久性好等优点，适合于埋地敷设。缺点是质脆、重量大、长度小等。连接方式一般采用承插连接。卡箍式铸铁排水管是一种新型的建筑用排水管材，60年代开始进入国际市场，经过几十年的推广和应用，这种管材已得到国际上的普遍认可。这种管材与传统的承插式铸铁排水管道相比有许多优点，是一种更新换代产品，但由于这种管材及配件价格相对较贵，所以在国内一直未能得到普及推广。 其它:不锈钢管也受到工程技术人员的青睐,有关方面正从减少壁厚,降低价格方面着手,以利于推广。铝合金管是铝厂向给排水行业推出的新品种。镀镍钢管是和镀锌钢管性质最近,而耐腐蚀性能远远超过镀锌钢管的新颖管材,在解决了降低镀层费用和管材断口处施工现场上镍工艺后,有望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采用。涂塑钢管则是在金属管材中前景看好的一种管材,且管道布置和敷设、接口方式和施工安装均与镀锌钢管相同,是这种管材最容易被接受。由于其涂层薄、价格低,也最容易被推广。3.复合管:复合管包括衬铅管、衬胶管、玻璃钢管。复合管大多是由工作层(要求耐水腐蚀)、支承层、保护层(要求耐腐蚀)组成。复合管一般以金属作支撑材料，内衬以环氧树脂和水泥为主， 它的特点是重量轻、内壁光滑、阻力小、耐腐性能好；也有以高强软金属作支撑,而非金属管在内外两侧,如铝塑复合管，它的特点是管道内壁不会腐蚀结垢，保证水质；也有金属管在内侧,而非金属管在外侧,如塑覆铜管,这是利用塑料的导热性差起绝热保温和保护作用。根据金属的材料可分为:(1).钢塑复合管(2).不锈钢-塑复合管,塑覆不锈钢管(3).塑覆铜管(4).铝塑复合管，交联铝塑复合管(5)衬塑铝合金管应该说复合管材是管径≥300mm以上给排水管道最理想的管材。它兼有金属管材强度大,刚性好和非金属管材耐腐蚀的优点。但它又是目前发展较缓慢的一种管材。这是因为：（1）.两种管材组合在一起比单一管材价格偏高。(2).两种材质热膨胀系数相差较大,如粘合不牢固而环境温度和介质温度变化又较剧烈,容易脱开,而导致质量下降。复合管的连接宜采用冷加工方式,热加工方式容易造成内衬塑料的伸缩、变形乃至熔化。一般有螺纹、卡套、卡箍等连接方式。由于复合管尚属新型管材，我国还未有统一的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设计及施工人员往往套用镀锌管的工艺来进行设计与施工，故在此不作一一赘述。
钢管混凝土结构在高层建筑中的应用现状是怎样的呢，下面中达咨询招投标老师为你解答以供参考。1前言钢管混凝土结构是由混凝土填充薄壁圆形钢管而形成的组合结构。钢管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管和混凝土两者在受力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即钢管对其核心混凝土的约束作用，使混凝土处于三向受压状态，从而使混凝土的强度得以提高，塑性和韧性性能得以提高；反过来，由于混凝土的存在，可以延缓或避免钢管过早发生局部屈曲或整体失稳，从而保证了两种材料性能的充分发挥，弥补了两种材料各自的缺点，正是由于钢管和混凝土的完美结合，使钢管混凝土成为性能优良的结构材料。钢管混凝土结构具有承载力、高塑性和韧性好、施工方便、耐火性能好及经济效益显著等显著的优点。2钢管混凝土在高层建筑中的应用现状自1897年美国人John Lally在圆钢管中填充混凝土作为房屋建筑的承重柱(称为Lally柱)并获得专利算起，钢管混凝土结构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已有百年历史。钢管混凝土优越的力学性能和施工性能，一开始就受到美欧各国土木工程界的重视，竟相开发利用。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由于现代高强、高性能混凝土技术和泵灌混凝土技术的迅速发展，给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在欧美的一些桥梁工程和高层建筑工程中钢管混凝土技术悄然兴起。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在我国研发利用已有近40年的历史。1966年将之用于北京地铁车站工程，上世纪70年代在一批重工业单层工业厂房和重型构架中成功应用。80年代以来，随着高度超过100m的超高层建筑的大量兴建，人们开始应用钢管混凝土柱以解决“胖柱”问题的探索，它既解决了高强混凝土柱的脆性问题，又进一步减少了柱的截面尺寸。近10年来国内已建成的100m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已有20多栋。深圳赛格广场是由我国自行设计、投资、制造和施工的以高科技电子配套市场为主，集办公、会展、商贸、金融、证券和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化超高层建筑，于1999年建成。该工程占地面积9653m，地下4层，地上72层，总建筑面积166700m，地上建筑高度。为赛格广场结构平面图，采用框筒结构体系，其框架柱及抗侧力体系内筒的28根密排柱均采用了钢管混凝土，框架柱柱1共16根，内筒由四角4根柱2和密排24根柱3组成21m的方形筒，密排柱的柱距3m，两柱间浇筑两片200mm厚的钢筋混凝土墙，内筒内加设纵横成井字形的整浇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厚140mm。楼盖采用了钢梁(梁1、梁2截面相同，均为700×260×12×10)和压型钢板组成的组合楼盖体系。为加强外框架与核心筒的协同工作，共设置了5道刚伸臂。为赛格广场大厦照片，该建筑是目前世界上已建成的最高的钢管混凝土结构超高层建筑，它的建成标志着我国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3 高层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发展方向向高强、高-性能、高效施工技术的钢管混凝土结构发展。高强度混凝土(一般认为强度等级为C60及以上的混凝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热门话题，其特点是强度高、节省材料、减少构件截面，减轻自重，钢管对高强度混凝土的约束可克服高强混凝土脆性大、延性差的弱点。研究表明，钢管高强度混凝土的基本力学性能与钢管普通强度混凝土有所不同，在进行钢管高强混凝土设计时不能简单地套用钢管普通强度混凝土的设计方法。现代高强、高性能混凝土技术和泵送混凝土技术结合，将会对未来高层建筑的技术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向薄壁钢管混凝土结构发展。以往的研究工作都是针对钢管管壁较厚的情况(含钢率一般在之间)，薄壁钢管混凝土结构是近几年的事。众所都知，薄壁钢管的承载力极不稳定，它对局部缺陷很敏感，因而实际轴压力只有理论值的20%30%，有残余应力存在时影响更大，薄壁钢管混凝土结构的钢管保护了混凝土，延缓了混凝土受压时的纵向开裂，同时，混凝土也大大延缓了薄壁钢管的局部失稳，大大提高构件的承载力。相对于厚壁钢管而言，采用薄壁钢管混凝土节约钢材，降低造价，且可以提高构件的耐火极限。向大管径方向发展。随着建筑高度的增加，对抗侧力体系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往多采用筒中筒结构，但由于外筒的密柱深粱影响了建筑的功能和美观，另外，由于建筑功能要求大柱网、大开间，鉴于此因，现代高层建筑趋于采用内筒外稀柱的框筒结构体系，且柱网尺寸较大，大直径钢管混凝土柱(直径以上)在这类建筑中的应用优势明显。在国外有用到直径，国内目前最大直径为。目前的研究和规范均为普通直径柱，大直径柱需要解决约束效应程度、混凝土的水化热、核心混凝土质量等问题。4结论钢管混凝土结构以其承载力高、抗震性能好、混凝土延性好、耐火性能好、施工简便以及造价经济合理等一系列优点而广泛应用于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中。相对于其它结构材料而言，钢管混凝土结构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尤其是结构体系的研究更少，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同时钢管混凝土高层建筑前景非常广阔，高强、高性能和高效施工技术的钢管混凝土结构，薄壁钢管混凝土结构、大管径钢管混凝土结构是将来高层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发展方向。更多关于工程/服务/采购类的标书代写制作，提升中标率，您可以点击底部官网客服免费咨询：
30CrMnSiNi2A合金结构钢
30CrMnSiNi2A特性：30CrMnSiNi2A是一种超高强度钢，属于Cr-Mn-Si-Ni系合金结构钢，是在30CrMn钢的基础上加入Si、Ni元素研制成的，常用于制造重要结构件。经热处理后可获得较高的强度、较好的延性和韧性、良好的抗疲劳性能和断裂韧度、低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淬透性较高，切削加工性和焊接性尚好，但在高温加热时具有脱碳倾向，对缺口和氢脆（包括环境氢脆）较敏感，在进行零件设计及热处理时应特别注意。
30CrMnSiNi2A执行标准：
GJB 1951-1994，GB/T3079-201530CrMnSiNi2A化学成分：碳C：；硅Si：；锰Mn：；硫S：≤；磷P：≤；铬Cr：；镍Ni：。钢中碳保持在左右，便于强度与韧性的良好配合。钢中加入Cr、Mn、Si、Ni元素，主要是提高钢的淬透性，兼有固溶强化基体组织、改善基体组织的回火稳定性作用。淬火加热时，Cr、Mn、Si、Ni元素完全固溶于奥氏体中，提高钢的淬透性。淬火后，Cr、Mn、Si、Ni元素固溶强化基体组织，并改善基体组织的回火稳定性。低温回火时，部分Cr、Mn元素从基体组织中扩散到析出的渗碳体Fe3C中形成合金渗碳体（Cr、Mn、Fe）3C。钢中加入Cr、Ni元素，可增强钢的耐蚀性，Ni元素可改善钢的韧性。钢中加入Si元素可增强钢的回火稳定性，但易使钢产生脱碳倾向。加入Mn元素可提高钢的淬透性，但却使钢产生过热敏感性。30CrMnSiNi2A力学性能：抗拉强度 σb (MPa)：1)1767; 2)1627断后伸长率 δ5 (％)：1)12;2)13断面收缩率 ψ (％)：50冲击韧性值 αku (J/cm2)：1)79;2)90试样尺寸：棒材
30CrMnSiNi2A热处理工艺：
(1)890～900℃油淬,200～300℃回火,空冷;
(2)890～900℃加热,淬入210 ～280℃硝盐槽中等温1h,空冷,然后在200～300℃回火,空冷。
30CrMnSiNi2A主要规格：
30CrMnSiNi2A圆棒、30CrMnSiNi2A轧棒、30CrMnSiNi2A锻棒、30CrMnSiNi2A锻件、30CrMnSiNi2A板、30CrMnSiNi2A锻环、30CrMnSiNi2A管、30CrMnSiNi2A丝
20#碳钢管：●力学性能：抗拉强度 σb (MPa)：≥410(42)屈服强度 σs (MPa)：≥245(25)伸长率 δ5 (%)：≥25断面收缩率 ψ (%)：≥5，硬度 ：未热处理,≤156HB，试样尺寸：试样尺寸25mm304不锈钢管：屈服强度（N/mm2）≥205抗拉强度 ≥520延伸率（%）≥40硬度HB ≤187 HRB≤90 HV≤200密度 g·cm-3比热c(20℃) J·(g·C)-1热导率λ/W(m·℃)-1 (在下列温度/℃)20 100 线胀系数α/(10-6/℃) (在下列温度间/℃)20～10020～200 20～300 20～ 电阻率 Ω·mm2·m-1熔点 1398～1420℃纯钛管：钛管质量轻，强度高，机械性能优越。它广泛应用于热交换设备，如列管式换热器、盘管式换热器、蛇形管式换热器、冷凝器、蒸发器和输送管道等。很多核电工业把钛管作为其机组标准用管。钛管按照使用要求和性能的不同执行两个国家标准：GB/T3624-1995GB/T3625-1995 ASTM 337 338供应牌号：TA0，TA1，TA2，TA9，TA10，BT1-00，BT1-0，Gr1，Gr2供应规格：直径 φ4~114mm壁厚 δ长度 15m以内
发展模式对比研究论文
一、导言总存在这么一个时刻,当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仅仅依靠资本所有者个人的经营管理能力或家族合力,无法使得资本得到进一步增值时,就面临转换经营管理模式的可能。转换经营管理模式是指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规模、方式、人员以及企业资产构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界定家族企业转换经营管理模式的临界点,并不是以衡量家族企业资产的多少或规模的大小,而是以企业所有者个人经营管理能力或家族合力,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为标志。一般能够作出选择的有以下几条路径模式:1.降低企业发展速度,将企业的发展规模与个人的经营管理能力或家族的合力相一致,保持家族企业性质不变,即努力维持企业现状。2.将家族企业的资产或不同职能部门化整为零,并分别交给家族内最亲近的人各自进行经营管理,即俗称分家。3.在企业或社会中,选择已通过长期观察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并具有一定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或值得信赖的机构、朋友推荐的人来经营管理企业,即聘请职业经理人。4.对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将家族企业改造成公司治理结构。二、家族企业不同阶段经营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选择适宜家族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经营管理模式,对家族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家族企业创业伊始,因其亲缘关系,人员目标高度一致,内部管理结构稳定,交易成本低廉,信息传递迅捷,失真度小等特点而得到迅速发展,这是家族企业创业及发展初期阶段所显示的最大原动力。分家,可以有效把握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激励家族企业其他成员努力行动的积极性,分散企业经营管理决策风险,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持续发展和有效规避市场风险的问题。家族企业发展到中期阶段,以聘请职业经理人,利用其知识、信息优势,达到有效提高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能力,降低企业市场经营管理决策风险的目的,但由于代理人与企业目标的不一致和因信息的不完备,将产生代理成本。家族企业发展到高级阶段,就是针对自身发展需要,通过有效吸纳社会资本,并结合职业经理人的知识、信息优势,在社会范围内,寻求既能有效激励职业经理人积极行动,又能有效防止职业经理人因目标不一致出现道德风险,保障资本所有者权利的广泛适用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以制度化手段降低监督、激励成本,这是企业寻求继续发展的再动力,而公司治理结构为企业提供了这种发展可能的必要条件,同时,公司治理结构也赋予职业经理人在制度框架下更大的经营管理决策的权力。三、影响家族企业转换经营管理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在经营管理模式选择中,家族企业主要围绕生存和发展进行,而影响和决定企业选择的主要因素有:1.目标冲突下的风险收益分析当只有在知识、信息资源占优时,同量权力资源配置才能得到最佳利用,因此,家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最佳选择,是将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权转移给具有知识、信息优势资源的外部人,以减少因知识、信息不足导致决策失误成本的增加。因此,知识、信息的增量就是决策效益的增量。选择外部具有知识、信息优势的人,决策失误的成本大大降低,但外部人与家族企业目标不一致导致的成本会随之增加,代理人会因信息的不完备,有隐藏决策信息和行动动机,出现道德风险,选择要么不太努力而出现偷懒行为,要么从中谋取有利于自己而不为他人所知福利的决策。因此,目标一致的增量就是决策效益的增量。由于目标冲突,当决策受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时,就难以判断结果是因努力程度还是因外部因素所决定。而越是涉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策,就越具有不确定性。当代理人因信息不完备一旦跨越道德风险屏障,那么给予家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实证中,职业经理人为提高自身福利大多都是通过不断跳槽而得以实现。因此,当知识、信息的增量和目标一致的增量迭加时,其知识、信息的增量给予决策效益的增量是递增的;而目标不一致给予决策效益的增量却是递减的,并存在突变的可能。因此,决定家族企业决策效益增量的是目标一致的程度,而调校代理人目标,就必须依靠委托人监督和激励力度。2.监督激励机制下的效率分析一种假说:某区域里的百姓为抵御失犯者的侵害,自愿提供费用雇用卫队以防御和打击任何来犯之敌。因此,百姓安全福利的增量取决于卫队的有效防御和打击力度的增量。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卫队有隐藏行动的动机,仅仅依靠卫队的自律将直接导致有效防御和打击力度的增量递减。百姓提高安全福利,取决于监督的力度。但只有当百姓安全福利大于监督成本,监督才具有实际意义。家族企业对代理人的监督,如同村民为提高安全福利自愿出钱雇用卫队模式一样,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将引发代理人动机产生道德风险,使得监督始终是必要且是最大的。但是监督的意义却在于可以观察到代理人行动选择的更多信息,提高被观察到行动的概率,从而降低代理风险。但考虑监督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特别是当监督完全不可能时,基于效率需要出发,百姓必须给予卫队必要的激励,而激励的意义在于当代理人具有知识、信息优势,使得监督成本坚挺或监督不可能时,以一种激励制度安排,诱惑(强迫)代理人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以达到自我激励的目的。激励的方法有两种:(1)正面激励:当失犯者来犯时,卫队能及时有效的打击而获得激励,即奖励。当失犯者进行严重失犯时,卫队能给予更严厉的和及时有效的打击,从而获得更大的激励,即更大的奖励。在正面激励下,百姓福利增量取决于卫队的努力程度,卫队努力程度又取决于百姓的激励增量,卫队为获得激励,总存有这样的动机,希望失犯者对百姓不断失犯,这就使得卫队对失犯者的打击力度有所保留,让失犯者有再次来犯的可能,甚至在防范措施上有意留给失犯者来犯的机会,从而增加对激励力度讨价还价的能力,使自己未来的福利得到不断改善。因此,正面激励是激发卫队隐藏行动和信息,导致打击失犯者力度有下降趋势,失犯者失犯次数有上升趋势,百姓安全福利有下降趋势。正面激励低效。(2)负面激励:只要有失犯者来犯,就给予卫队激励,即惩罚。当失犯者进行失犯时,卫队不能及时有效的打击,将给予卫队更大的激励,即更大的惩罚。在负面激励下,百姓福利增量取决于卫队的努力程度,卫队为免受激励,总存有这样动机,希望失犯者不对百姓失犯,以避免和减少激励而加强防范措施和加大打击力度,因而没有隐藏行动和信息的动机。因此,负面激励没有激发卫队隐藏行动和信息,使得卫队打击失犯者的力度有上升趋势,失犯者失犯次数有下降趋势,百姓安全福利有上升趋势。负面激励高效。家族企业对代理人激励,其有效性是负面激励。但是,当代理人不断受到外部负面激励,其积极性将不断下降,又会使得负面激励低效。特别是当代理人面对任何不确定性决策,为免遭负面激励,都会采取规避风险态度,使家族企业的决策收益始终维持在低水平上。因此,负面激励成立并提高负面激励绩效的条件,就只能使外部人拥有决策收益的剩余索取权,达到目标一致的目的。3.剩余索取权边际收益的控制权博弈分析对代理人负面激励的有效条件是:代理人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选择来自于委托人的负面激励,并从自己的决策行动中获得最大收益。虽然,在理论上已证明在信息不完备下,代理人拥有剩余索取权后的行动积极性最大,但在实证中仍无法提供或以产权形式或以契约形式将各自的利益统一起来或明确各自的责、权、利、职,代理人就一定会与企业目标完全一致,从而达到监督成本投入最小,实现各自福利最大的目的。代理人一旦或以产权或以契约形式获得剩余索取权,实质上,就是委托、代理双方围绕产权或契约,在既有的法律和市场规则制度安排下,明晰企业各项权益的划分及责任的分担,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经营管理控制组织运行机构,将日常的和突发的经营管理活动事件以尽可能的程序化制度安排,实现组织剩余最大化和有效防范代理人因信息不完备出现道德风险的目的。公司制就是采取产权为纽带的分权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根据人类的经济行为,在信息不完备下,围绕目标冲突,采取有效的监督、激励制度性安排,以达到知识、信息资源结构与同量权力资源结构配置最优的目的。虽然,在公司治理结构下委托权最优安排应当是资本雇用劳动,因为,资本与劳动相比较资源更稀缺,信息更清晰,但对资本的贡献,劳动对资本的贡献更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归纳总结了劳动对资本的贡献要大于资本对资本的贡献)。特别是在具体经营管理活动事件中,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备,更是由于代理人具有知识、信息的优势而作用着资本,当监督成本坚挺或监督不可能时,使得劳动雇用资本成为可能。这种相互作用,实质上,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在经营管理控制权上的博弈过程,其博弈结果决定了是资本还是劳动取得剩余索取权的控制权,它与事件的信息收集及监督成本有关,与产权无关。当法人治理结构的股本高度分散时,由于存在搭便车的心理,更为取得了经营管理控制权的一方,寻求最优的自利行为提供了便捷条件。因此,无论是产权还是契约形式,委托、代理双方都会在信息不完备下出现道德风险,任何一方取得经营管理控制权,就不是计算能够获得多少鱼,而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捕鱼的能力。典型的山东四砂股份公司作为上市公司,被内蒙的艾史迪公司控股后,大股东通过控制董事会将企业资产向银行抵押,获取数千万元贷款后携款外逃。因此,取得了企业经营管理控制权,就有效地降低了自身利益风险,提高了剩余索取权的边际收益能力。4.法律、制度信用的经济效率分析至此,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取得经营管理控制权,都不会是帕累托最优的合作博弈。因此,在产权或契约形式下,委托、代理双方的利益增量,将取决于法律、制度、规则等对合法产权和契约的保障程度。当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建立和运行以保证委托、代理双方合作博弈信用时,法律、制度、规则的强制性、完整性、有效性、及时性和经济性,应发挥其再信用的作用。其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对受到伤害的好人们给予及时有效的安抚;另一方面对失犯者给予及时有效的打击,而对准备步入的失犯者产生威慑效应。其有效性取决于好人和坏人的守法和违法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以及能被观察到的可能性。就我国目前转型过程中,人们有意或无意的失犯所引发人们运用法律、制度、规则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已造成消费数量急剧增加。一般地,法律、制度、规则作为公共产品,不会因多一个人消费而增加它内在成本,但当消费数量增加到一定时,就会造成法律、制度、规则“拥挤成本”的增加。当消费者因消费成本增加到一定限额时(不同消费事件和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限额),既当时间、精力、财力不能通过法律、制度、规则得到公正、及时、足额补偿时,好人就会规避法律、制度、规则,以其他方式保障自身利益,甚至变成坏人。目前,江苏的华西村,重庆的力帆等就以放弃资本进一步增值的可能而坚守企业的经营管理控制权,这从一个侧面给予了我们更多的思考。5.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文化的融合分析企业文化对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选择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企业需要塑造一种企业文化,一种文化规范着人们的一种行为,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原来塑造的企业文化就难以适应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就需要重新塑造一种能够适应企业发展的新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文化的作用具有双韧特征,一方面,能够规范人们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去思考、协调、解决工作和生活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另一方面,当一切都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时,原来习惯的一切又会反过来阻碍人们新的发展和创造。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注入全新的文化理念,需要调校和改变人们一些固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原有的家族企业文化相碰撞,改变企业以往依靠亲缘处理和解决企业所出现的生产经营管理问题,用制度化的手段肢解亲情,并推动和保证企业发展。但是,在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观念中,亲缘关系始终是作为人际关系第一主体,围绕亲、疏决定对他人的态度,并且泛化到各种领域将其成为利益需要和价值标准,家族企业也不例外。因此,以制度肢解亲情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大逆不道的,但在现代企业制度推行中又必须是革命性的,当两种截然不一样的企业文化进行强烈碰撞时,必然是短兵相接,刀光剑影。在一个组织中,一种文化(包括表层的形式、中层的制度、深层的理念),如果不能改变另一种文化,那就只能被其改变或同化。若要改变原有组织的形式、制度、理念,其力量对比,新的形式、制度、理念的力量必须要远远大于原有的形式、理念、制度。就两种文化在中国对人们的影响,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而现代企业文化制度仅仅是短短的一瞬。当人们一旦习惯了过去的一切,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忍受,而一旦要改变这种习惯,那就什么都无法忍受了。因此,原有形式、制度、理念占有先机的优势是绝不能仅仅依靠一种热情和愿望就轻易抹平的,特别是根植在灵魂深处的图腾。四、结论:效率选择的理性思考家族企业转换经营管理模式实为两难选择,它是在效率激励和效率风险之间分担的矛盾。一方面,要有效提高资本增值能力,就要适当让渡剩余索取权,甚至经营管理控制权;另一方面,适当让渡剩余索取权和经营管理控制权,又要尽一切可能防止代理人因目标冲突出现道德风险。实证中,考察代理人产生道德风险的各种可能变量因素时,亲缘关系越近可能性越小,因为,亲情最难以割裂,最可托以信任和忠诚;产权越清晰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也越小,因为资产所有者追究代理人责任的积极性最大;企业规模越大,发展趋势越好,代理人与企业目标一致的程度越高,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也越小,因为多数人面对长期而稳定的收益是规避风险的,当然,监督的作用越显得重要;法律和市场规则的保障机制程度越高,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也会越小,因为,违背法律和市场规则的惩罚成本最大。因此,就目前我们并不主张,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选择以转换关键的亲缘、地缘关系而依靠外生变量的保障机制来寻求企业的发展,其理由如下:1.从家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选择的因素分析,当围绕产权或契约建立科学合理的经营管理控制组织运行机构,表面上看是为提高剩余索取权的边际收益,而最后决定企业效率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法律、制度、规则的强制性、完整性、有效性、及时性和经济性,这是震慑和扼守博弈双方可能出现道德风险突变的最后屏障。2.家族企业资本的一一对应,其交易时间和费用最省,合作效率最高,最有发言权,最能反映市场经济的本质。当交换主体双方资本明晰,则产生交易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道德风险最小;当交换主体双方资本都不明晰,则产生交易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道德风险最大;当交换主体一方资本明晰,则极易为交换资本不明晰的一方提供外生变量的条件而出现内生变量的道德风险。因此,一切模糊的不清晰的市场交易行为,都不能给予市场的最高效率。3.以现代企业制度转换原有的家族企业文化,其亲缘的“拆不开、打不烂、偷不去、带不走、学不了”的企业文化精髓,仍然无法被现代企业制度所替代。现代企业制度文化与家族企业文化在同一企业共存,不但使得原有家族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的特点丧失了,而且现代企业制度文化优势也没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因此,家族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转换,应是外部条件成熟,内部发展需要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其效率选择应与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市场的不同发育阶段相一致,任何以“催熟”方式鼓励家族企业转换现代企业制度,其结果必将影响和迟滞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企业的推行。当家族企业在转换经营管理模式过程中,任何一个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事件,都将弱化家族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的信心,重新回到“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还需父子兵”的传统经营管理理念的选择上来,不利于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参考文献:[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版.[2]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版.[3][美]乔.B.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版.[4][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版.[5][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版.[6][英]马克.布劳格等,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中译本)[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7]扬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版.[8][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版.[9][日]大河内一南.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李斯特(中译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版.[10]卡尼曼和前景理论[A].读者.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12).本文转载自《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与IT业在营销方面所发生的转变相比，汽车行业在中国进入空前的激烈竞争后，内外部营销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也足够巨大。现在，以产品为中心的营销模式正在失去效力，特别是对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来说，价格战已不是长久发展之计。\r\n面对日益紧张的制造厂家与销售商的关系、不断降低的制造商与供应商的利润水平，汽车制造商希望通过整合营销的新手段，提升产品品质和渠道忠诚度，以实现创新的营销模式和新型厂商关系。新老结合\r\n“根据市场营销的发展趋势，好营销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的营销，原来以产品为中心的营销模式，无论降价还是送油票、送年货，手段五花八门，但都没有离开一个核心，围绕车做文章。”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市场营销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同福告诉《商务周刊》，目前中国汽车行业的营销正处于转变之始。\r\n这方面，奇瑞汽车的发展具有一定代表性。2001年，奇瑞推出首款车“风云”，之后奇瑞多以价格优势在市场上拼杀，希望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可以支撑企业长久发展的销量。2006年，奇瑞汽车销售突破30万辆。\r\n不过，销量的增长也给奇瑞带来困扰，为摆脱中低端产品的市场形象，2005年奇瑞开始进行营销模式的转变，希望用更有效的方式应对竞争并提升品牌。\r\n奇瑞销售公司副总经理秦力洪告诉《商务周刊》，过去大面上广告一打，车一发就可以赚钱，而现在由于竞争激烈，这种方式已经难以开展。他介绍说：“奇瑞开始转向客户关系营销，也就是针对消费者个体的精准化营销。”\r\n秦力洪举了三个例子。2005年3月，奇瑞销售公司总经理李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1000辆旗云轿车作为服务代步车发往全国各地经销商，这些“服务代步车”用于用户在车辆保养和维修期间的代步之用。\r\n2006年3月，奇瑞宣布8000多种配件降价30%。“过去汽车都经常降价，降完价配件都挺贵的，有的合资品牌整车降价，配件还涨价，这就不是以客户为中心。”秦力洪告诉《商务周刊》，此举希望消费者知道奇瑞车买着便宜，用着也很便宜，“目的就是把客户价值向售后服务端延伸”。第三个例子是，2006年新上市的奇瑞A5用了半年多时间进行试乘试驾活动，然后邀请活动中的佼佼者参观芜湖和黄山。他介绍说，整个活动全国有4万多人参与，可以说是中国规模最大的试乘试驾活动，仅去黄山的消费者就有几千人，“这就是以消费者的体验为导向”。\r\n2007年初，借助2006年全年销量突破30万辆的利好，奇瑞又发动了新一年的营销攻势——“飞跃07”。由于时近春节，奇瑞选择多管齐下。1月5日，奇瑞与经销商联手推出多种购车优惠措施，比如在春节期间购买奇瑞A5送油卡等。另一方面，12月3日，在贯彻“飞跃07”的口 号下，奇瑞推出“98”一族的营销概念，把几乎所有奇瑞车型售价的尾数都统一为9800元，并对外宣称奇瑞全系列车型降价增配，以刺激市场。\r\n表面上看，这与过去的营销模式并无不同。但深究起来，奇瑞已经不仅仅是以产品价格为中心，在其涉及的6个品牌47款车型中，大多数售价其实并未变化，而只对几款车型价格进行了微调。与此同时，根据市场的反馈，奇瑞果断停产了部分车型，并推出三款新车，借此理顺产品结构和价格结构。\r\n尽管与福特汽车等依靠电影、音乐等更加多样的立体营销相比，国内自主品牌企业的营销策略还略显稚嫩，但以低价取胜的营销策略毕竟开始发生转变。秦力洪表示，降价只是最初级的营销手段，而奇瑞这次的动作是一个在更高层面的、综合立体的营销策略升级。\r\n“这是我们在基于对消费者需求的长期跟踪研究，以及车型布局更加完整之后的一次整体的营销变阵，这使奇瑞的产品组合更加优化合理。”秦力洪说。渠道之变\r\n当销量越来越大而直接竞争对手越来越多的时候，奇瑞把营销战略的目标投向了它的供应商和经销商。拥有一条高效率高质量的上下游供应链，对奇瑞来说至关重要。\r\n2006年11月，奇瑞在北京召开了以“沟通、合作、品质、超越”为主题的2007年度供应商大会。与起步时得不到供应商支持甚至屡遭白眼相比，现在的奇瑞依靠其骄人成就已经获得了国内外众多经销商的认可，他们希望长期维系并发展这种关系。\r\n作为奇瑞汽车的创始人和原董事长，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也赶来参加此次会议，给奇瑞的合作伙伴们站脚打气。他介绍说，2006年自己在芜湖接见了世界上几乎所有汽车零部件巨头的一把手，他们对奇瑞都充满信心。\r\n“奇瑞能否在惨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能否挤入世界汽车列强行列，能否融入世界汽车竞争创造出新的发展模式，有赖于各位的大力支持。”詹夏来说，奇瑞一定会换位思考，想大家所想，尽奇瑞所能，给供应商提供多方面的支持。他高调宣称：“把奇瑞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一定会给供应商带来理想的回报。”渠道之变\r\n当销量越来越大而直接竞争对手越来越多的时候，奇瑞把营销战略的目标投向了它的供应商和经销商。拥有一条高效率高质量的上下游供应链，对奇瑞来说至关重要。\r\n2006年11月，奇瑞在北京召开了以“沟通、合作、品质、超越”为主题的2007年度供应商大会。与起步时得不到供应商支持甚至屡遭白眼相比，现在的奇瑞依靠其骄人成就已经获得了国内外众多经销商的认可，他们希望长期维系并发展这种关系。\r\n作为奇瑞汽车的创始人和原董事长，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也赶来参加此次会议，给奇瑞的合作伙伴们站脚打气。他介绍说，2006年自己在芜湖接见了世界上几乎所有汽车零部件巨头的一把手，他们对奇瑞都充满信心。\r\n“奇瑞能否在惨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能否挤入世界汽车列强行列，能否融入世界汽车竞争创造出新的发展模式，有赖于各位的大力支持。”詹夏来说，奇瑞一定会换位思考，想大家所想，尽奇瑞所能，给供应商提供多方面的支持。他高调宣称：“把奇瑞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一定会给供应商带来理想的回报。”
1.广东房地产市场研究 2我国汽车金融的现状与对策3.试析我国的网上证券交易 4.对中国创业板市场建设的探讨5.对中国股市的宏观调控状况的研究 6.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7.农村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初步探讨 8.认沽权证及其对我国推出金融衍生品的指导9.我国证券市场的IPO热发行 10.玩具市场分析及奥迪公司营销策略研究11.米德冲突下人民币均衡汇率分析 12.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TIs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13.广东农业风险的实证研究 14广东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以及广东的区位优势因素15.广东省农业保险情况分析和研究 16.浅谈独生子女时代的理财规划17.浅谈我国企业债券发展的必要性 18.浅谈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在中国的发展19.谈论商业系统成长企业市场(宝石) 20.如何扩大农业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效率的对策21.探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问题 22.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销售方针分析23.我国现状信用卡发展方向研究 24.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现状及对策25.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26.中国个人投资理财的初步研究27.中国蔬菜出口贸易发展的政策 28.外汇保证金交易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分析29.“返券促销”对企业和国家的影响 30.外资的引进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影响以及对策研究31.中国证券投资的基金投资行为 32.论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创新33.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34.浅析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现状及对策35.中国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关系初探 36.探讨祢合农村资金供求缺口的对策37.浅析怎样提高中国IPO发行效率 38.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税收模式39.中美两国股市相关性研究 40.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问题的探析41.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研究 42.我国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分析43.中国资信评级业发展现状 44.关于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研究45.探索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 46.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研究47.信用卡的风险控制与管理 48.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市场体系的影响49.解读UCP600及应对之策 50.中国网上银行发展现状及对策51.我国开发环境责任保险的初步探究 52.对我国保险公估业发展的探讨53.论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创新 54.风险导向下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研究55.我国化妆品品牌营销管理 56.中国汇率制度改革：选择有管理的浮动57.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应对措施 58.关于在农村居民中开展个人理财的研究59.中国通货膨胀的货币性分析 60.我国个人理财与外汇相关的理财研究61.不同学历水平的教育投资成本与收益
【内容提要】经济模式是世界经齐学所研究的重要课题，公司治理模式又是当今学术界的热点问题。经济模式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基于一定的环境条件和文化传统而形成的经济运行的相对定式。本文对经济模式进行了界定，论述了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三种经济模式的不同特点，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对这三大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这对建立中国式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企业行为理性化。 【关 键 词】经济模式/三大模式特点/企业理性化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某一经济运行主体如果在一定时间，并在国际经济领域能够取得突出的经济成就，占据显赫的竞争地位，其发展方法就必然引起人们的重视，措致处于竞争弱势各个不同的主体，予以研究甚至学习模仿。如战后，日本、德国的迅猛发展，导致人们对于日本、德国模式的重视。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因为学习日本模式并取得成功，并统称为东亚模式。欧洲的一些国家因为崇尚德国模式而纷纷要求加入欧洲经济联合矩阵。20世纪90年代，美国取得“新经济”创记录的繁荣，美国模式再度受到人们的青睐。随着美国高科技企业进入调整，股票市值大幅度缩水，又出现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造假事件的冲击，一些人开始怀疑，甚至指责美国模式的弊端。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经济发展模式优劣之争。 经济模式作为世界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予以重视并加强研究。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确立适宜的发展道路和运行方式。有必要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利用后发优势，有选择地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模式中成功的运作方式。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新的发展模式。 一、经济模式概念辨析及层面确定 孔夫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使我们的研究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我们需要“正名”，即对于文章所探讨的概念的本质特点、范围和层面，进行明确的阐述和规范。 1.概念辨析 为了清楚地认识和科学地把握经济模式的本质特征，我们把与经济模式概念相近的几个概念加以分析。 (1)经济制度：又称“社会经济结构”，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即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例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 (2)经济体制：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决策并执行有关生产、收入和消费决策的一组机制和制度，任何经济体制都是由决策结构、经营结构和动力结构组成的。[6] (3)经济模型：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关系进行抽象的、简化的表达。表达方式可以是一张图、一个统计表或数学方程式。因为所采用的基本上是数学方法，所以常称为“经济数学模型”。 (4)经济模式：各种经济成份的构成形式和调节经济运行机制的一定式样，是撇开经济活动中的次要因素和细节，对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框架和原则所作的抽象；也可以是对国民经济基本运行规则、增长类型以及主要经济政策在理论上的一种设计和构造。前者属于实证研究范畴的经济模式，后者是规范研究范畴的经济模式。 根据以上定义可以看出，经济制度决定一国的性质，是社会经济深层次的东西，与政治关系较为紧密，具有稳定性。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往往把经济制度看作象太阳系、河流系统、生物系统、机器系统等等一样的自然物质系统。[1]经济体制属于操作层次，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以及组织、管理、调节国民经济的体系、方式、方法的总称。经济体制受基本经济制度的决定和制约，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体现，因不同国情及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而异。经济模型是用数学方法对经济现象的解释。经济模式是建立在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介于经济体制与经济模型之间的一种经济发展定式，经济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对现行经济进行抽象而得到的比较特色的东西。 经济模式的本质特征是形成于一定时空之中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形成鲜明特点的经济发展方式，常常称之为经济发展模式。如国外许多文献中，经济发展模式甚至被视为经济发展道路的同义词，如development model,development pattern,development path或form of development，反映一国发展的轨迹。因此，经济发展模式就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和基础的经济发展基本特点，反映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模式的中心内容就是分析人均gdp的发展趋势和gnp内部的各种组成部分的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及其收入分配关系；经济发展模式也注重探索市场运作方式和手段；研究政府与企业及市场的关系。 2.分类方法 根据不同的标准，经济模式有不同的分类。按经济制度进行划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按地理位置进行划分：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亚洲模式；按制度差别进行划分：银行体制和信用体制、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劳动市场调节的联合方式和非联合方式等；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发展中国家（地区）市场经济模式和转轨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法国人阿尔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主要分为两种：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包括法国、荷兰甚至日本在内）；根据“新制度学派”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模式划分为：市场导向资本主义、政府导向资本主义和谈判或协商资本主义。还有划分为国家需求管理型、福利国家型、社会市场型、强调公共管理的指示性计划型和国家发展导向型等等。 我们在本文所采用的分类方法，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三分法。这样分类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认识和把握各种模式的特点，形成既定模式的历史文化原因，针对国际市场状况而取得的特定功效。 3.层面确定 模式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范畴，根据作者选择角度的差别，根据研究对象的状况，经济模式往往具有不同层面的具体意义。在经济学领域，可以指具体企业以及产品，如ge模式、戴尔模式等；也有的指产业或部门以及地区的发展模式，如信息网络模式，硅谷模式等等；还有的指国家、地区或者合作体模式，如美国模式、东亚模式、莱茵模式等等；还有更广泛地从经济制度层面来论述模式的，如资本主义模式等等。 关于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认为：首先是对于经济运行实践中，取得显著经济绩效的主体的成功运作方式的总结。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总是在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取得了突出的竞争力后，其模式才引起重视和模仿，也正是为了有效地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才重视研究、总结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次，既然是模式，势必要着眼经济发展中已经成型的一些特点和方法，表现为一定的发展定式，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经济发展模式最本质特点则是其动态性特点，它是对经济发展有效方式的总结，并且要对现行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具有示范和推动作用，如果不从发展的动态角度予以研究，模式趋于刚性，或者僵化，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再次，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的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它是对于经济过程某一主体成功运作方式的总结，但是该主体的构成，背后是人的设计和推导，任何一个经济模式都深深地打上文化的印记，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经济表现，只有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中分析，才能够透视该模式的本质特点和深层结构。最后，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比较的范畴，无论是处于同样的经济制度下，还是立足不同的制度背景，通过比较，才能更加显示出该模式的本质特征。当前，我们把经济发展模式都置于开放的全球经济的状态下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其在全球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成功方法，以便于我们在市场运行和国际竞争中，择优借鉴。 我们在本文所使用的经济模式，主要是以国家宏观层面为主体内容，也包含着国家关系方面的区域合作体。从这个角度出发，德国模式，也可称为莱茵模式，扩展出来，也可以指以德国发展模式为核心的欧盟模式。 二、三大经济模式的比较 当今的多极世界中有美国、日本、欧洲三大经济为中心，它们的经济模式有较强的代表性。其中欧洲的发展已经有以德国经济为师的趋势，德国模式已经明显地成为新欧洲的典范。本文将德国模式作为欧洲的代表。 1.三大模式的不同特点 美国模式是商品经济发展模式的总结。有利于投资、高效和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它起源于英国，在美国达到顶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柯茨认为：[4]这种模式中“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它们可以自由地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利润目标，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劳动者只能享有有限的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劳动所得和社会权利；人们对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总体认识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模式的主要优点有：弹性很强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低税，激烈的竞争和股东资本主义——股东对管理者施加压力，要求使他们利润最大化。缺点：收入差距悬殊，低福利救济，“公共物品”——例如初筹、中等教育——质量差，公共服务与其社会财富不成比例，低投资率和很低的储蓄率。这种模式又被称为“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模式。 日本模式是20世纪60-70年代形成的，取得了震憾欧美的“世界奇迹”。日本模式的主要特点：第一，核心是“追赶”欧美，成为重工业化的先进工业国。第二，关键是“后发效益”。第三，加强政府干预。第四，引进技术。第五，出口主导、“贸易立国”。第六，实行统制金融。戴维·柯茨认为：日本模式在“积累决策方面依靠私人公司，但决策最终采用与否，还必须要同公共机构进行紧密磋商之后才能决定下来，并且政府部门和银行在决策过程中起着间接的影响作用；倾向于削弱劳工的政治和社会权力，但对劳资关系的形式留有余地，主张通过公司的福利措施将劳工和私人公司的关系融洽起来；主流文化在内容上似乎是保守主义与国家主义”；日本政府具有远见的指导，日本企业与政府密切合作，日本银行与公司交叉持股，日本的股民力量相对较弱。日本模式曾经是“追赶型现代化”取得成功的经济模式，优点有：终身雇佣制促进了忠诚和高熟练度；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质量高；银行与其他工商业企业关系密切；公司交叉持股使管理者受到保护，免遭失去耐心的股东影响，从而使之得以对投资采取长期观点。缺点：受到保护、没有完全暴露在市场力量之下的公司受到的促使其高效率地利用资本的压力很小。这种模式又被称为政府导向资本主义、“亚洲资本主义”或“开发政府”。 德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公开宜称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主要特征是银行和公司间关系密切，银行以股东和放款人的双重身份对公司实行监督。德国模式追求的是三个目标：创造高利润、利益分配平衡和较高的收入水平。戴维·柯茨认为：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对资本的积累的直接干预程度可能比较小，但政治体制严格地确立了一整套劳工权利和福利措施，使得有组织的劳工拥有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市场和直接参与劳资谈判的能力；主流文化是社会民主和基督教民主”[4]。德国模式的优点是：出色的教育和培训；慷慨的福利国家和工资差距较小，培养了社会的和谐；公司和银行的密切关系助长了高投资。缺点：劳务市场和产品市场的限制较多，权利过大的工会、高税率、过分慷慨的失业救济和对劳动力市场及产品市场的广泛限制等导致了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模式又被称为谈判或协商资本主义“欧洲福利资本主义”，甚至是“莱茵模式”。 2.三大经济模式比较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探讨的永恒课题之一，三大经济模式对政府作为一个经济因素有不同的态度。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的主体，其发展水平可以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因而在经济模式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对这三大模式进行比较。 第一，三大经济模式中的政府因素：美国模式强调个人成功和短期金融利益，其市场模式就是自由开放；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强调集体成功与长期利益，其模式就是政府干预。 美国模式中，美国政府对市场干预手段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间接调控。政府在决定资本和劳动相互作用方式上仅起到极其有限的作用：政府的任务是创造优良的货币，防止垄断扭曲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危及自由开放的贸易，从而保证和便于市场充分发挥其功能；此外，政府的经济行为还包括提供公共产品（比如防务和社会基础设施）；政府（尤其在联邦水平上）对消费品制造业的政策带有浓重的自由主义思想，长期以来一直而且将继续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塑造市场为中心。德国模式实质是国家调节下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采取直接干预（对价格形成控制、各项政策规定和参与企业投资等）和间接干预两种手段调节市场运行中的偏差。作为后工业化国家（这里指19世纪英国和美国之后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德国政府充当经济现代化的实施者：德国政府在“推行各阶级合作主义模式的劳工法则中起了重要作用，实行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和福利政策；德国政府以一系列关键方式直接影响了当地的产业积累率”。但德国政府在经济中公共部门的介入和指导没有日本那么广泛。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家计划和指导所发挥的开发性作用。关于日本模式中的“开发政府”理论是指日本是一个建立在国家官僚和私人企业、产业界紧密细致合作关系之上的，是“国家指导的高速增长体系”。日本通产省及其作用是日本模式的鲜明特色和创举，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指导经济活动。特别是对企业决策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诱导，依靠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杠杆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间接有效的调控，并一直管到微观，落实到企业。 总之，战后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不仅是种类和效果不同，实际上就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随着时间流逝也有所不同：现在各国所实行的政策重点之间的差别与五六十年代已有了很大的不同，都在不断地总结和学习其他模式的有效方式，调整和改革经济发展模式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二，三大经济模式中的企业因素。美国模式中企业格局是：核心500家大公司，周围是一大批中型企业，边缘是数以万计的小企业。私营工商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企业制度的典型是公司制。大公司依靠庞大多变的证券市场生存；由于股东对公司管理层施压，要求利润最大化，因而也有人称之为“股东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作用，赞扬企业家的主动和创新精神；认为企业中股东出钱，企业家和经理出脑力，工人出劳力，三者平等结合，其中股东在企业管理方面有较大发言权，执行业务的经理绩效最为关键，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经营管理人员年薪视利润的多少而定。企业筹措资金的办法，不外是靠自身积累，向银行贷款，向社会发行股票、债券集资等三种方式。美国企业筹措资金，比较侧重于发行股票、债券方式。美国模式中金融市场发育比较成熟，大多数居民手中都握有公司的股票债券，表现出较强的风险意识，追求获得丰厚的分红收益。美国证券公司种类很多，股票价格的升降，反映企业经营的好坏，推动企业必须讲究经济效益。 日本模式中日本企业形成以大企业（母企业）为顶点，中坚企业（一般为子企业）为骨干，广大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垂直型”企业群体结构。公司和银行集团关系紧密，通过复杂的互相持股网联系在一起；由于银行和其它工商企业关系密切，公司管理者受到保护，从而使之能够不受股东影响进行长线投资；日本模式侧重企业的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和获得尽量多的利润；日本企业强调集体作用，集体决策，一般先由下而上提出经营管理中的问题，然后请有关人员参加讨论，再由领导层集体做出决策，不强调个人的作用；提倡大家庭情感，劳资协调矛盾，工会不起作用，不允许独立活动，也无全国性统一工会组织。在日本企业股东只提供资本，董事会作用不大，实际管理公司者为经理阶层，因此有人称日本为法人资本主义。日本企业筹集资金，主要依靠储蓄和银行，据有关资料统计，战后日本企业资金筹措大约有60%以上是商业银行提供，25%产生于利润留存及资产折旧，只有10%-12%来自于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企业不急于追求短期利润而着眼于长期占有市场份额。日本公司之间竞争激烈，同时它们之间也很重视合作关系，尤其在国际市场上是“竞争加合作”关系。日本企业集团内部结构严密，大致包括综合商社—银行—生产厂家三部分，也就是说集信息、销售、资金周转和生产开发为一体。 德国模式中企业组织的法律形式主要有三类：个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公司的股权结构主要以法人持股为主。公司实行共同决策制度，吸收工人参与经营管理。德国与日本同样重视储蓄，企业普遍实行监事会制度，其职权是：选举董事会成员、决定企业方针、投资方向，审查预决算、讨论工资制度；银行在吸收居民存款和对企业放款中起关键作用，而对股票、债券市场、社会集资方面比较薄弱。德国银行对企业大力支持。作为中央银行的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很强、执行严格的货币政策和监督商业银行的业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制造部门经历了空前的失业水平和低效益状态，在90年代的后5年gdp增长维持在每年2%的水平；日本企业在遭遇1990年东京股市崩溃后增势也不好，事实证明“日本企业系统”模式没有很强的适用性。同样，美国企业管理模式也是同本国内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完备的市场体系分不开的。 详情
城市发展对比研究论文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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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读《船歌》的艺术魅力《六月——船歌》是典型的复三部曲式，也正因为典型，才常常被人们选中作为结构解剖的实例。曲式结构是：引子＋A(a＋b＋a’)＋B(c＋d)A’＋(al＋bl＋al’)＋尾声。音乐在从容和带有动感的节奏中响起，展示《船歌》碧波荡漾的宁静和悠闲的氛围，摇浆之声缓缓从静静的湖面传来，引出优美如歌的第一部分音乐。第一部分A(a＋b＋a’)为如歌、抒情的呈示段，g小调的曲调使音乐带了一些俄罗斯小调的哀伤，它一路直上，有一种微风拂面的淡雅，又如静静的湖水连绵地流淌，舒缓地抒发着作曲家对大自然美好的感叹。钢琴的音色分出i个层次——高、中、低声部，高声部的旋律唱到最高点的时候一降再降，伴随着渐弱的琴声，一抹淡淡的哀伤和怅惘悄然而至，音色从明亮逐渐过渡到柔和，一种细腻的柔情顺着旋律流人心底。低音线条则似一个低音乐器在演奏，始终保持着一个较长的歌唱线条，延续着淡淡的忧伤。中声部运用了优美的和声填充，还时时出现短小的伴唱(补充)旋律与高声部互相呼应，使音乐听起来非常亲切、舒适。中段的音乐移至大调将主题旋律展开，音乐的情绪变得略为明朗、肯定，旋律在降B大调和g小调中穿梭，更为抒展、宽阔，有一种俄罗斯小调引吭高歌时的舒畅感。最后引出再现段的主题，回到了音乐开始时的淡淡忧伤和静谧之中。在弹奏时，手指尽量贴键，弹奏出饱满且柔和的音色，双手的衔接亲切、自如。这一部分为全曲奠定了主要的基调和音乐氛围，我们可以立刻感觉到《六月——船歌》，没有其他作曲家《船歌》里的烂漫轻盈，反而透露着另一种特有的诗意。仿佛身临其境来到了俄罗斯某个清凉的别墅区的湖边，在湖光涟漪之间听着美妙乐音，音乐和时空交错在一起，让人分不出音乐内外的区别。正如柴科夫斯基自己所说：“你怎样能够表现当你在写一部器乐曲时掠过脑际的一些漠然的感觉呢?这纯粹是一种抒情的过程，是灵魂在音乐上的一种自白，而且充满了生活中所有的经验，通过乐音倾泻出来，恰如抒情诗人用诗句把它倾泻出来似的。”这种诗意表现着柴科夫斯基音乐另一种抒情、细腻的语言，同他其他大型作品中反映出的时代悲剧性相比，《船歌》的忧伤是淡淡的，在宁静与柔和中，柴科夫斯基展现着另一番感悟。中部音乐B(c＋d)转到了明朗开阔的G大调上，音乐纯朴、明快，与前段的音乐情绪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将人们从宁静悠闲中带到了欢快的舞蹈气氛里，描绘出人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的欢快场面，仿佛桨叶拍打水面，泛起层层浪花。持续的切分和弦伴奏，将旋律陪衬得灵巧而欢快，随着旋律宽广、高亢的发展，气氛逐渐热烈开来，通过乐谱的分析与听觉的感观体验，我们不难判断出，音乐发展到了全曲的高潮乐段。在弹奏时，旋律需要表现得轻快且连贯，兴奋中又带有很强的歌唱性，犹如一支欢快的舞曲。表现出人们踏着轻盈的垫步随之摇曳的厕面。柴科夫斯基在这一段运用了平行三度、八度和弦、减七和弦琶音等音型构成旋律，使得音乐在不稳定中发展；而切分节奏的出现更加剧了音乐的急促，同时增加了力度渲染，制造出“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热闹欢腾的动态景象，直观的让人感觉到了高潮乐段的来临。演奏这部分音乐时，要抓住节奏的拍点，结合踏板的使用，让音乐在轻松、自如中，音色要丰满而且坚定，但又不能弹得太粗鲁、沉重，通过对音响的控制，逐渐推动出一种震撼的力量。如约，霍夫曼所说：“通过真正正确的研究，演奏者就能决定哪些地方应弹得恬静，哪些地方是乐曲的高潮，从而创造了运用自己的想象力的基础。”音乐发展到此，我们可以体会到，音乐已经有了鲜明的对比，高潮的热烈欢腾使人们暂时忘却了之前的宁静思绪，用动态的形象冲击静态的安宁，创造两种艺术形象的手法，经常被柴科夫斯基所使用，是“柴科夫斯基特色”之一。通过音乐语言调动起人的各种感知器官，在美感交集中给人以通透的愉悦，构成了《船歌》独具艺术魅力的主要原因。通过欢快的高潮乐段，我们可以看出，柴科夫斯基音乐的基调几乎都是建立在民歌、民间舞蹈的基础上，乐曲里呈现出的浓烈生活气息和俄罗斯民间舞蹈特色，贯穿着这一段的创作基调。他主张音乐的美，是建立在真实的生活和深刻的思想基础上的，因此他的作品以旋律优美，通俗易懂而著称，又不乏深刻性，他的音乐是社会的真实写照。乐段的最后，利用琶音和弦的延长音和声音的自然延长衰减，从容地将宁静的音乐再次引出，回到之前诗一般的意境中。最后是全曲的再现部分(A’)，响应乐曲开始那静谧、诗意的氛围。“之前抒情、平静的初始状态，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基调保留在记忆中，而中段部分的新材料，使我们的心理可能产生了更多的运动和动荡——发生心理上的不平衡感，如今又再现了初始的音乐形象，立刻让人产生一种‘回归’感。”。而这种对称平衡的形式美，带给了人们一种非常舒适的审美体验。回归之后，柴科夫斯基利用中声部呼应句的变化，对旋律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伸展，将原来的“独唱”，变成了有对应的“二重唱”，犹如两人倾心对话般地相互呼应，音乐内容更加饱满、精致，曲调韵味在一唱一和中此起彼落。较之音乐最初的宁静，此时充实、丰满的旋律，足以带给人们一种听觉的满足和心灵深处最向往的优美体验：因此弹奏时，中声部的吟唱就要更为强调，合理的安排好指法并贴键弹奏，使旋律连贯、平滑。同时，配合主旋律构成一个完整的长句子，使两者衔接流畅自如。在音符出现较多的时候，注意把握好情绪：旋律上扬时声音激昂，平静下来时声音降落；特别重要的句子说得慢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说得快一点。通过完美的触键技巧，将情深意长的韵味从指尖“流”出来，展现出音乐自然的起伏和依然甜美淡雅的意境。尾声部分仿佛一支细腻、美妙的晚安曲，用稀疏的主旋律配合色彩斑斓的和声，描绘出夜幕降临，人们余兴未尽，流连忘返的情景。主题音的深遂饱满和上方音明亮的质感，制造出两种音色一深一浅、一明一暗的相辅相成，与低音构成平稳的一个声部，交相呼应奏出，丰富的音响层次组成了一段迷人的告别曲调。一串低沉吟唱的旋律过后，音乐由低音区向上发展，连续的切分节奏将船歌的律动再一次浮现。最后，音乐结束在渐弱的琶音和弦上。弹奏琶音时，音色更要处理得越渐轻薄，在声音的消退中高低音的落差逐渐模糊，有一种梦境般的虚无感，模仿出波光粼粼的湖水回归宁静，将精致的处理延续到最后一个音符，最后结束的泛音，营造出微弱星光罩着美好夜空的音乐形象，仿佛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完美。此时，船儿仿佛在星光的伴随下已经离去，消失在浩淼、朦胧的远方，留下了一片静寂的湖面和美好的夜空，人们远去的同时，还恋恋不舍回头顾盼……在短短几分钟里，《船歌》始终徜徉在似有若无的景象和情绪之中，一种流水般的清凉之感贯穿全曲，它有时低回婉转，有时生机勃发，在高潮部分又给人阳光普照水面泛出波光粼粼的光芒，又或是大风吹过的浪花飞溅，推动船儿更快地往前走，感受到作曲家内心的波动。在钢琴特有的音色中，仿佛镶着银边的音符扑楞楞地挥动翅膀，灵动而不乏向上的激越之情一艺术形象的变化多姿，放纵着听者的神思自由地游移于琴弦勾勒出的无限空问，它唤起了人们心底深藏已久的默契，触动着心弦，使人忘却喧嚣和尘事的纷扰，享受超然物外、宠辱皆忘的极致体验。虽然，柴科夫斯基大部分的作品都抚切着历史与时代的脉动，充满了俄罗斯深沉凝重的民族气质和文化底蕴，抒写着人类理想与现实冲突交织中的深刻体验，尤其是他那部对后世最具影响力的《悲怆第六交响曲》，深刻揭露出他深沉又博大的气质，人们甚至将他称作为浪漫主义乐派中的“世界主义者”。但这首短巧精致的《船歌》却反映出了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另一面，让我们充分体会到了音乐巨匠细腻又敏感的诗人情怀。《船歌》虽然不属于那种炫技类的作品，但柴科夫斯基运用多声部音乐的和声进行与生动的节奏相结合，配上多样化的音色，为乐曲添上了色彩的魅力，使得它成为钢琴史上的经典。我们除了应该掌握多样的钢琴触键技术之外，还必须结合自身的音乐知识、情感、内在听觉以及音乐美学方面理性的理解力等一切东西融入钢琴表演中。将乐曲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由简单的“部件”到整体的“组装”来诠释，从心底悠然地唱出旋律，“往往恰到好处的平衡显灵般地出现之时，正是演奏艺术达到顶峰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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