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众人物隐私权毕业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传统的人格权于普通的人格利益之外，又分离形成了为维护商事人格利益的、兼具财产权属性和具有财产价值的商事人格权。在商业活动中，商事人格权又必须具有可转性和继承性，其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民法、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同时，商事人格权的提出又解决了民法人格权理论的矛盾及商主体赖以依存的人格权理论缺失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键词商事人格权财产价值转让继承财产损害赔偿案例一：2002年6月,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4日判决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诉《财经》杂志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中,被告蒲少平以特约作者身份在2002年第5期的《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世纪星源症候: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操纵》，原告诉称被告文中所谈“虚假利润”和“操纵”一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与事实不符,而且,被告在文中使用了许多夸大其辞的文字和牵强附会的语言侮辱原告的企业形象,严重地损害了原告作为上市公司在广大投资者和监管机构中的名誉和形象。案例二：假如我国的奥运明星刘翔将自己的姓名以独占许可的形式授权A公司在其产品上予以使用，A公司将享有什么权利；如果B公司未经A公司的许可也在其与A公司产品相同类的产品上使用刘翔的姓名，此时A公司可否以自己的名义、以B公司侵犯自己的权利为由对B公司提出起诉。案例三：又假如著名歌星梅艳芳去世后，某公司擅自将她的姓名、肖像做广告或刻印于其商品之上，此时梅艳芳的父母等继承人是否有权请求法院判令该公司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即梅艳芳的姓名权和肖像权的财产利益能否被继承。针对上述案例，如果按照传统的人格权理论和我国民法通则等现行法律有关自然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法人名称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的规定来处理，显然尚有许多法律空白需要填补。例如，传统人格权理论认为，人格权是非财产性权利，并不以一定的财产利益为内容。人格权的客体即人格利益不能直接表现为商品，其价值也不能用金钱衡量。现行有关姓名权、肖像权的法律并未规定姓名权和肖像权可以转让；传统民法理论也一直认为姓名、肖像等人格不是商品，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不能转让和继承；至于商誉和使用的问题，实践中虽然已广泛涉及，但有关法律的规定却严重滞后，如法律至今没有明确承认商誉权和信用权。因此，人格权也必须适应人格商品化等市场经济活动的需要，如同财产权一样，可以继承、转让，并在受到侵害时获得财产损害赔偿。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人格权的发展呈现了新的特点，并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人格权制度与观念的商事人格权。一、商事人格权概述（一）商事人格权的涵义关于商事人格权的定义目前立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上也存在争议，通说认为所谓商事人格权，就是能够进行商业利用、已经商业化的人格权，是指公民、法人为维护其人格中兼具经济利益因素在内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特定人格利益——商事人格利益而享有的一种民（商）事权利。范健教授提出“将商主体所专有的人格权称为商事人格权。”我认为这种提法只是把商事人格权界定为商主体专属的权利，而遗漏了非商主体同样也具有的商事人格权，太片面了，并不能表现出商事人格权的真正内涵和外延，因此应采通说为宜。对于商事人格权的范围，从狭义上来说，应包括民事主体的标表型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所形成的全部商事人格利益。所谓标表型人格权，是指能够标记和表彰特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如自然人的姓名权、肖像权，法人的名称权、商号权，以及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的字号权、名称权等。由于标表型人格权能够对特定民事主体起到标记和表彰作用，因而可以通过商业利用而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例如，前面案例所提到的体育明星刘翔的姓名通过商业利用可以给权利人带来巨大的广告效应合商业利益。从广义上说，商事人格权还应包括体现商事主体内在人格利益的人格权，如商誉权、信用权，以及对其未公开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个人商业生活资料等商业性信息不被他人窃取和擅自利用的商业秘密权。从目前各国法律规定来看，得到法律承认的商事人格权主要有商号权、商誉权、商业秘密权、信用权、商事肖像权、姓名权、公开权（或称名声权）等。但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商事人格权的种类和范围也将会不断变化和发展。（二）商事人格权的特征商事人格权反映的是自然人和法人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其人格因素商品化、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体现了人格权在商品社会中的发展变化，是人格权的商事化。其主要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商事人格权维护的是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包含经济利益在内的特定人格利益——商事人格利益。商事人格权和其他人格权一样，其客体也是人格利益，不同的是，其只是人格利益中的一个部分和特定方面，即自然人和法人在商事活动中体现的具有商业价值、包含经济利益因素的特定人格利益，我们称之为商事人格利益。如自然人中知名人士的姓名，当其用于商业活动时，它在标明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身份时，也在表示着该主体在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尤其是它体现了对交易活动（交易机会、交易数量、营利额等）所具有的无形的、但有力的影响，因此使得姓名也成为一种有价可循的财富。又如企业法人的名称蕴涵着一定的商业价值，可以用来投资、转让，从而成为一笔无形资产。2．商事人格权是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的、具有财产价值内容的权利。无论是自然人的姓名、肖像，或是法人、合伙组织的名称、商号，其商业化利用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利用能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但是商事人格权作为具有财产价值内容的权利，与一般的财产价值权存在区别：一是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它与主体的人格本身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相分离，但仍是以主体人格的存在为基础的；二是它的财产价值不具有可比性，并不能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观念来衡量其价值，它的财产价值的大小，与维系其存在的自然人、法人的声誉、形象有关，也与使用过程中商事主体投入的创造性劳动、经营能力以及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量有关；三是它的财产价值具有易变性，一般财产的价值特别是有形物的财产价值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商事人格权的财产价值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企业的经营业绩、用于维护与宣传商事人格权的财产投入；四是其评估方法的复杂性，一般财产的价值可以通过收益现值法、重置成本法、现行市价法、清算价格法等方法进行评定估算，而商事人格权具有的财产价值并不能简单地运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评估，其财产价值的评估主要是通过许可使用费、转让费、投资作价的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或者是通过企业信用等级或资信等级的评定来确定（如商誉、商号）。 3．商事人格权具有可转让性和相对可继承性。商事人格权作为一种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并具有财产价值内容的权利，具有可转让性，能够成为可继承的一项财产权利。如自然人的肖像为他人合法使用的时，他人只要在不侵害肖像权人的在先权利的条件下，不仅可以自己利用他人肖像作为商标或装潢使用，而且还可以通过商标权的许可使用或转让方式由他人合法使用。而企业法人其商号、商誉、信用等总是和公司的营业一并转让。同时，商事人格权作为一种财产价值权，也具有相对可继承性，如美国的公开权制度规定，原公开权人死亡后，其公开权仍可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存在，在该期间内，公开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享有，侵害该公开权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商事人格权的制度价值法律源生于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同时又要对经济生活的实践起到现实的指导作用，而不应自我局限于一种先验的或继受于外国立法例的模式。属于简单商品经济完善法性质的民法，其理论体系实际上早已在发生了并还在发生着的经济生活异变面前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了。就民事权利体系而言，传统民法将民事权利划分为财产权与人身权，其中财产权又分为物权、债权，人身权则又可分为人格权与身份权，除此之外，还有被认为兼具人身权与财产权属性的知识产权。显然，这种划分已经显示出不完全性了。例如，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学界争议焦点的股权及法人财产权性质问题，人格权商业化利用所形成的权利性质问题，就不能在传统民法的理论框架内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另外，商法中许多问题都已经超出了传统民法的界限，或者说不能在民法理论体系中获得解释。尽管许多民法学家都坚信民法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与扩张性，并且在所谓民法商事化的发展趋势下，民法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最终会解决一切理论难题。但是，很明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为民法体系所包容的商事法律问题日益增多，许多问题依民法理论解释都难免理论不周延性的尴尬局面。相反，如果我们能够确立根源于民法又独立于民法的诸如商事人格权等特殊制度，则既解决了民法理论试图解释而事实上又不能解释的理论困境，又使商法制度具备了独立发展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尤其在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前夕，科学地确立人格权的体系结构，对于科学地架构民法典，从而制定出一部为我国民法学界所企盼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世纪性民法典，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二、商事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商事人格权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所致，其所受侵害的行为方式也有其特殊性。一是大多数发生在商业或贸易（商事活动）领域，并由其竞争对手所致；如对商誉诋毁、盗用商业秘密、损害对方信用等，常发生在同行之间，因此通常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贸易法来调整；当然，新闻媒体也常常成为商誉和信用的侵权人，这时要考虑的是商事人格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二是主观上故意的情形居多。无论是未经允许使用他人姓名、肖像，还是冒用对方商号、仿冒对方商品，或者制造谣言、雇员泄露商业秘密等，多是故意所为。三是对商事人格权的损害，既有侵权行为，又有违约行为，以侵权行为居多。相应地所适用的民事责任等救济方式也以侵权责任为主；违约责任的适用范围较窄，如雇员违反合同泄密的违约责任以及合同缔结过程中泄露对方秘密所应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另外，也有人认为：“未经同意使用他人肖像或姓名时，应构成不当得利。”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包含了许多对财产权进行保护的方式和特点，具有综合性、多种类并以财产权保护方式为主的特色。（一）民法为商事人格权的保护提供了一般前提。《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第2款规定： “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这实际上为自然人、法人及合伙组织的姓名权、名称权的商业化利用作了一般规定。虽然《民法通则》对于自然人的商事肖像权未有明确规定，但其第100条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的规定，如果从反面来解释，也可以理解为在经本人授权许可的条件下，公民的肖像可以被他人营利性使用。可见，商事人格权是为《民法通则》所确认和保护的一种权利。对于企业的名称、商号、商誉、经营秘密、商业信用等商事人格权的保护，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法规也作了原则性规定，如《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对企业名称的选用、登记、转让、变更等作了具体规定。另外民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为商事人格权遭受不法侵害的受害人提供了有效保护和救济。首先，民法中对普通人格权的保护方式，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责任形式，也同样适用于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其次，对商事人格权的损害赔偿主要以财产损害赔偿为内容。维护商事人格利益的目的在于维护其无形财产利益。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的人格利益受损，往往意味着其有形或无形的财产损失，自然需要采取财产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此外，对于自然人而言，其姓名、肖像的商业利用的目的，主要是为权利人自己带来经济利益，而对于被许可使用人来说，则是为了扩大其企业的知名度、商品的声誉和市场的竞争力。因此，当自然人的商事人格权遭受不法侵害时，主要是其经济利益的损害，不存在精神损害的问题。对于法人的商事人格权而言，由于法人不存在自然人所特有的 “精神痛苦”，其商号、商誉、商业信用的损害，所表现的也主要是其财产价值的损害。再者，商事人格权的损害赔偿，不仅应包括因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也包括间接财产损失。如以不正当竞争为目的故意诋毁他人商业信誉，或者故意泄露他人商业秘密，此时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往往不能直接估算，但其损失却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对其造成的间接损失进行赔偿。（二）以自然人的姓名、肖像或者以企业的名称、商号作为商标或其组成部分加以使用时，受到知识产权法中的商标法律制度的保护。依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可作为商标使用的是文字、图形或其组合，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15条对商标的定义作了更广泛的解释：“任何一种能够将一个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标记或标记的组合均为商标。”依此规定，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企业的名称、商号，均可作为商标加以使用，并通过申请注册而受到商标法的保护。而根据《商标法》第27条及《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5条的规定，注册商标可基于在先商标权和其他在先权利，如姓名权、肖像权、著作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及商号权等民事权利而导致无效。在此种情形下，已注册的商标因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而导致无效。如，超过合同规定的对他人姓名、肖像的使用期限、方式或范围，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擅自使用他人肖像作品（包括虚构形象），都将因侵害他人的在先权利而使已注册的商标无效。另外，普通的人格权保护只限于国内法，而商事人格权的保护已扩展至国际性法律规范。如有关商誉、商号、商业秘密的保护，都已被纳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规范性文件之中，对成员国有约束力。如《巴黎公约》第1条明确规定了对商标、厂商名称以及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提供法律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还进一步对未披露信息即商业秘密和一切未公开的数据提供了法律保护。（三）从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知识产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产权法不能提供保护或者超出其保护范围时，可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调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规定：禁止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的行为。第10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合法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也不得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可见，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标法不能规范的侵害他人商事人格权的行为，即商业假冒行为，以及对侵害他人商业秘密权之商事人格权行为进行规制。另外，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第20条之规定，经营者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业声誉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实际损失难以计算时，“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这种损失额的推定计算方式肯定是难以适用于普通人格权的损害赔偿的，因为它是一种精神损害赔偿。而由于商事人格利益的无体性，它的实际损失额许多时候是难以确定的，因此该规定正适用于商事人格权的损害赔偿。三、商事人格权与我国人格权制度的完善为适应已经出现的商事人格权的需要，有必要对我国人格权制度做进一步完善。（一）首先在民法典中人格权编对商事人格权的概念和性质作出明确规定。对客观世界上每一个事物的探讨研究，都应该从它本身出发，明确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其性质。现阶段我们要对商事人格权进行更好的保护，亦需建立在法律对其概念和性质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二）必须承认和维护人格权中的经济利益因素和人格权的财产权属性。随着人格的商品化，人格也表现出了商业上的价值；人格权所保护的不再是仅仅包含精神利益的人格，而人格商品化中所形成的商业价值、经济利益也需要予以维护，诸如姓名权、肖像权这样一些传统民法中认为属于纯粹人格权属性的权利，它们不但具有人格权属性，还应包含财产权的属性。它们所保护的客体既包括作为精神价值的人格利益，也包括作为财产价值的人格利益；（三）将名誉权予以分解与重塑，将商誉权和信用权从中分立出来，名誉权不应再充当囊括商誉权与信用权的“口袋型”权利。（四）必须承认商事人格权作为为权利的可转让性和可继承性，并规定商事人格权转让的方式与效果。只有商事人格可以转让和继承，它们的商业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展现和利用，才有利于对人格商品化中相应主体（转让人、受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而也只有规定其转让的方式和效果，才能更有利于现实中对这一问题的操作。（五）规定对人格权的保护原则上不采用精神损害赔偿，不适用精神痛苦抚慰金的责任方式而主要采用损害赔偿的权利救济方式。商事化的人格权既包含精神利益型的人格利益，也包括经济利益型的人格利益，以后者为主。传统的人格权的保护方式如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等，主要是针对精神利益型人格利益的；这种保护方式不适于对经济利益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适用财产损害赔偿制度来保护商事化的人格权，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公平、更为全面地保护相应自然人和法人的人格利益，才有利于维护他们人格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利用。（六）进一步完善民法、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对商事人格权的立法。如在民事责任中引入美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英美法系的“禁令制度”，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引入日本的“恢复信用请求权”等。从而从立法上为在商事人格权的保护提供更加有力和有效的救济方式，以维护人格权在商业利用中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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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姓名：聂胜学号：分校：年级：指导教师：写作时间：论文摘要隐私权与言论自由在构造完整的人格权方面具有某些相同的功能，然而在实践中二者更多地表现为冲突的一面。为了协调好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必须在总结我国现有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他国先进做法，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本文着重探讨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有关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的立法和实践，并在分析我国相关立法和实践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关键词] 隐私权言论自由人格权目录一、论文摘要………………………………………………………………………1二、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2三、我国现有有关立法和实践……………………………………………………3四、关于完善我国有关立法的建议………………………………………………31、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32、把言论自由作为一项人格权加以保护……………………………………43、详细界定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界限………………………………………44、应列举可以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隐私的具体情形……………55、应对特殊人员的隐私权作特殊的保护……………………………………66、应对特殊职业人群和组织的言论自由权进行详细规定…………………6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是人格权密切相关的两种重要的精神权利，在构造完整的人格权方面共同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在实践中这两种权利常发生冲突，如何协调这两种权利呢?—、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生活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言论自由权则是人们自由发表言论和传递信息的权利。这两种权利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实现人格权这一基本价值，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以人格关系上所体现的与其自身不可分离的利益为内容的民事权利。人格自由、人格独立、人格尊严与人格平等是人格权的基本内核。要实现完整的人格权，既要保护人的身体、思想、言论等方面的自由，又要保护隐私不受侵犯。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何来人格自由?如果个人的隐私不受法律的保护，又何谈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呢?言论自由和隐私权本身是人格权的应有内涵，二者缺一不可。然而，言论自由与隐私权之间却存在着固有矛盾。这是因为隐私权的目的在于维护公民生活的秘密，防止任何入侵犯；而言论自由权的目的则在于维护公民“说”和“知”的权利，依法议论和获取信息，满足其“评说”的需要。公民一方面希望知道和评论更多别人的事情，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事让别人知道。于是，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之间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法律协调其关系。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公民对政府的知政权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二是公民的言论自由与社会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三是公民的言论自由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随着社会的发展冲突将愈来愈多。其一，高科技的发展引发隐私权危机。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传播手段日益现代化，世界越来越小，人类收集、挑选、发送和公布个人隐私的手段和效率产生巨大变化。人们可以用多种手段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窥探他人隐私，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广污应用，个人隐私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大大提高。其二，信息社会中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与个人保护隐私的要求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是巨大的财富，很多人想方设法取得更多的信息，以便在商业社会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另一方面，人的本性要求自己一些东西不想让他人知道。二、我国现有有关立法和实践。关于言论自由权，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刑法》、《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商业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部门法中对公民言论自由权也有规定。关于隐私权，《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在处理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关系问题上，我国一贯坚持国家、集体的利益高于公民个人隐私的利益，使罪犯定罪伏法的社会利益高于被告的个人隐私利益。如公安执法部门在执行任务时可依法对公民人身及住宅进行检查，被检查人不得以保护隐私权为借口而拒绝接受检查。三、关于完善我国有关立法的建议。为了协调好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必须在总结我国现有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他国先进做法，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1、把言论自由作为一项人格权加以保护目前我国有关言论自由的立法基本上仅把其作为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加以确认，尚未把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在民法中加以规定，而且相关内容十分笼统，缺乏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当公民的言论自由被侵犯时，其不能援引相关的法律进行诉讼，公民的言论自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因此，我国立法应在规定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的基础上，把它作为一项人格权加以保护，还应制定配套的法律对公民的言论自权进行具体的保护。2、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在司法实践中，我国通常用保护公民名誉权的方式对公民的隐私权实行间接保护。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缺乏独立性，当公民隐私权受到侵犯，而尚不构成名誉侵害时，受害方便无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隐私，致使隐私权在我国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成为“纸上的权利”。另外，我国隐私权的立法十分散乱，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都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都缺乏操作性。以上情况的存在，使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既觉得无法可依，又感到无所适从。所以，我们认为，要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在民法中加以规定，使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起到主心骨的作用。3、详细界定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界限要明确划分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界限，就必须正确处理两个方面的问题，即隐私的概念，范围和言论自由侵犯他人隐私权的标准是什么?一般认为，隐私是涉及到公民个人生活秘密，公民不愿公开，同时又与社会公众生活或公共利益无关的那部分个人信息。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隐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隐私应该是合法的。犯罪分子的违法活动不属于隐私范围，他们不能以保护隐私权为由而拒绝提供有关犯罪的证据，新闻机构、新闻记者对违法行为进行公开报道不属于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范畴。第二，隐私应与社会公众生活、公共利益无关。如果公民的个人生活涉及到公众利益时，就应该让位于公共利益。第三，隐私权的客体包括：(1)身体秘密，指身体隐秘部位即生殖器官和性感器官、身高、体重、健康状况、身体缺陷等；(2)私人空间，即个人住宅及周围居住环境、私人专用箱包、日记等；(3)个人事实，指个人生活经历、生活习惯、性格爱好、社会关系、学历、婚姻状况、家庭住址、电话、收入情况等；(4)私人生活，指一切与社会无关的个人生活，如日常生活、社交和性生活等。关于言论自由侵犯隐私权的标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第1款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这个意见书中关于言论自由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包含两个要素：第一，以口头、书面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第二，这种行为要造成一定影响。这种规定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未穷尽以言论自由为名侵百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因为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并不一定要以公开的方式进行，也可以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如某人获取他人的隐私后并未公开，也可能导致相关人心灵的不安，从而造成了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而对于以不公开的方式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何处置，我国法律缺乏相应的规定。二是“造成一定影响”这句话的词义十分模糊，难以判断，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才算侵权呢?因此，在我国今后的立法中，对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应作一定的修改，这个标准应着眼于侵权行为的结果是否使公民产生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是否使个人的心灵安宁受到破坏，而不是着眼于“以口头、书面形式宣扬他人隐私”并造成一定影响。4、应列举可以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隐私的具体情形。隐私权有时也应让位于他人的言论自由权，但是，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的隐私呢?我们认为，应包含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这种同意包括是否公开自己的隐私及在什么范围内公开自己的隐私。如病人到医院看病，就是同意看病医生知道自己的隐私，医生可以对患者的病史、病状、生活习惯进行询问，可以对患者进行必要的人身检查，包括隐私部位的检查，对患者唾液、血液、胆汁、排泄物等体液进行常规检验等，可以就这些隐私问题在医生内部讨论，但不得将此隐私泄露传播出去；新闻记者经当事人同意，可以采访、报道当事人的隐私情况；律师经当事人的同意，也可以调查、翻阅与案件有关的当事人的私人材料。第二，在一些特殊的工作中，当事人应配合工作人员的工作，工作人员在工作范围内也有权对当事人的私人材料进行询问与调查。因国家安全、集体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律程序对公民的通信、住宅、人身等进行检查。我国法律虽然对这些内容有所涉及，但规定得不够详细，且比较零乱。我们建议，相关法律应详细列举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的隐私，除此之外，还应对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隐私的界线或范围作明确的规定。5、应对特殊人员的隐私权作特殊的保护政府工作人员、知名人士、明星等社会公众人物，由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一般人不一样，因此他们个人生活的公开程度比一般人要高，在隐私权的保护方面应采取有别于一般人的标准，适当地放宽他们隐私的公开程度。某些特定的事情对普通人来说是私事，而对我们所说的公众人物来说则不是。如年龄、学历、经历、健康状况、财务来源对于普通人来说纯属个人私事，但对国家公务员来说，则是公事，因为这些是公众对之能否履行职责进行评价的依据，也是在政府官员被选举时选民应知悉的重要信息，并且政府官员所丧失的隐私利益可以从其特殊身份、地位、政绩及公众的信任中获得补偿，而这是一个普通人所不能享有或获得的利益。但这种限制应是合理的、有限度的，对于官员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纯粹的个人生活，应根据隐私权加以保护，同时，对其他社会公众人物(如影视体育明星、文学艺术家、科学家等)的隐私权也应予以限制，因为他们作为知名人士，能从社会获得普通人无法获得的物质利益与精神满足感，但由于标准把握不好，明星告记者，明星告新闻机构的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在这一领域里，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规范对社会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明确社会公众人物的隐私公开到什幺程度，公开到什么范围。与此相反，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的保护应更为严格，我国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第42条第2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但在实践中，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也不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律规定不具体，司法力度不够。6、应对特殊职业人群和组织的言论自由权进行详细规定。特殊职业人群，如医生、律师、公证人、注册会计师、新闻工作者等；特殊组织，如商业银行、证券机构、网络经营者、超市等，这些主体比普通公民更容易获得或收集他人隐私材料，对所接触、收集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因此，我国法律应详细规定这些主体什么情况下可以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或不能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的隐私。参考资料：(1) 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2) 王小能、赵英敏：《论人格权的民法保护》载《中外法学》。(3) 郭卫华等：《网络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4) 戴学正等编：中外宪法选编(下册)，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5) 参见王利明、杨立新和编：《人格权与新闻自由权》，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对于这个辩题，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公众人物的定义，公众人物指一定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并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其以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关性为构成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共同体现了公众人物的特性。而法律规定，隐私权给予公民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不让他人接近、侵入、公开和传播自己的私人事务；知情权给予公民了解自己应当知道的一切权利，以满足其政治与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我们不否认公众人物享有一定的个人隐私权，但因其社会身份特殊，公众对他们的知情权无疑大于他们对个人的隐私权。首先，公众人物不同于一般人，其个人隐私权应当受到制约。事实上，公众人物所从事的活动一般都与公众的生活相关，他们的一些隐私权已经成为公众知情权的指向对象。同时，公众人物的行为带有很强的社会性，是这个社会健康状况的集中反映。因此社会公众对这些新闻的关注是一种健康的欲望，公众有权通过这种信息的获得，来满足自己的精神生活。政府官员负有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他们的方方面面与公共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公众有权知道其隐私。名人获利于新闻媒体，放弃一部分隐私权是他们活动成功所应付出的代价。而对于那些“非自愿性的公共人物”，他们在特定的情况下已与社会公共生活发生了联系，因此他们的隐私同样要加以限制。其次，公众知情权是对公众人物行为的监督与制约。前面讲了公众人物的特殊性，公众人物代表社会形象，引导时代价值并且影响公共利益。人格权法编第五十五条说："为社会公共利益进行舆论监督，可以披露社会公众人物的有关隐私。"公众人物是社会的热点，从他们的受关注度与号召力可见，一千个普通人的社会影响力往往还不如一个公众人物，他们可能永远不会，但确有这个能量去做极大地危害公共利益的事，因此必须对其行为加以监督与制约，而这必须依靠公众知情权。因此，当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狭路相逢，后者应为前者让路。因为我们都承认，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应当牺牲前者，成就后者。恩格斯说：“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其实不仅对政治生活，对一切公共利益，个人利益都应该让步。在司法上，有一条利益衡量原则，是说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当衡量权利所蕴含的权利内容，根据利益的大小决定权利的配置。因此，在大多数程度和场合下，应当允许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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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它的权能主要包括：自然人的生活安宁权，生活信息保密权与隐私利用权。知情权是指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他的内容主要包括：知政权，社会知情权，自然人信息数据的知情权。利害关系人之间相关信息的知情权隐私权是民事权利，知情权却兼具公私法性质。在公法范围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为国家机关，即前面（对方辩友）提到的知政权。今天我们的辩论是建立在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利益冲突之上。国家与政府不是自然人，无隐私权可言，故不在讨论范围内。何谓更重要，我方认为更重要的标准应该为何者更利于法治建设，社会稳定。以下将从三方面来论证我方观点。一、保护隐私权更符合公平原则。作为公众人物，我方不否认他们的隐私权会受到一定的削弱。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知情权是伴随现代传媒发展起来的，传媒是对抗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主要手段。它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在资金，人力，技术各个方面均具有优越的条件，社会公平原则需要照顾处于弱势的群体。因此，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保护隐私权比知情权更重要。二二二二、、、、保护隐私权更符合现实，维护社会秩序。隐私权作为人身基本权利，追求个体自由，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也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人身财产。而个人知情权通过获取与传递信息的自由来发展自我，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隐私权更关注人自身的价值，着眼个体本位。知情权则保护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合法权益，着眼社会本位。我国现阶段民商法强调的是个体本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优先保护隐私权更符合现实，促进发展。三、保护隐私权更具有实践上的必要性。此种冲突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形成某种厉害关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各自的权利与履行相应的义务。从两种权利的外部表现来看：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依靠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人承担的不作为义务，相对消极。知情权的形式显得积极，主动，富有进攻性。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只是通过间接的保护方式在法律适用中以其他权利受侵害为诉由的方式对隐私权加以保护。如此一来，利害关系人侵犯隐私权的成本往往小于尊重和保护隐私权的成本。极易选择前者，故在实践中，隐私权的保护比知情权更重要。综上所述，我方坚定地认为：现代社会保护隐私权更重要。谢谢大家！你们可以在这大概的模板中加入自己的思路，或者适当的减少。立论是辩论中很重要的环节，要给自己的辩题做一个好的定义，在攻辩环节就可以用立论中的内容打击对手或者将对手的论点打倒。

我觉得应该从法律上讲，名人也是人，宪法赋予每个公民隐私权，那无论什么人的隐私都有权力得到保护。一个普遍的观点是这样的：隐私权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名人的不同在于，像年龄、身体特征、婚恋情况，爱好等信息，公布普通人的是侵权，但公布名人的这些不是侵权。还有，传播或者讨论名人丑闻的话，只要来源合法真实，也不担责任。然而，其他的隐私权利，名人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举例来讲，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热词，“好莱坞艳照门”，指的是一群黑客将很多演员的裸照放到的网上传播。詹妮弗·劳伦斯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是她的回应是很坚强很正确的。她说：“超级恶心。只是因为我是演员，就只是因为我是公众人物，但这不代表这是我要的选择，这是我的身体，应该由我作主。经过很多时间，我已经不再哭，也不再感到愤怒，我不会因为黑客被捕而觉得开心，我要为自己感到开心。”我觉得她的话是真正的亮点，它反映了这个现代社会的慷慨馈赠。名人更像普通人了，可以拥有正常的情绪，也能保有恰当的隐私。这是一个进步，还需要继续向前的进步。当人们被选中成为公众人物的一刻，他们可以预期到不用丧失重要的隐私权利，还能通过展示去赢得金钱和名声的奖励。这是未来的趋势

公众人物隐私权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目录一、隐私权的涵义及历史沿革…… 1二、我国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3三、我国隐私权的保护方式…… 5四、我国隐私权的保护体系中存在问题与完善… 8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自我隐私保护的观念也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程度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法制和文明程度。世界各国对公民隐私权保护都有相关的立法，然而，我国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显然不足，同其他国家相比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缺乏力度，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只是使隐私权初见于成文法律，问题在于是间接保护，而不是直接保护，往往让受害人处于尴尬的境地，故用法律手段直接保护公民隐私权就成为理论界和实践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关键词：公民隐私权形成特征保护立法保护隐私，又称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定不受他人非法干扰，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一并受到保护，不被他们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是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个人宁静生活以及决定私人事务等享有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它包括个人信息的保密权，个人生活不受干扰权和私人事务决定权。作为公民的一项人格权，隐私权在性质上是绝对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的隐私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目前我国在人格权保护上，其制定的法律较为完善，但仍然没有形成价值趋向明确的体系。特别是隐私权法律没有明确的条款加以保护。本文旨在通过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分析，来阐释个人观点。一、隐私权的涵义及历史沿革（一）隐私权的涵义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隐私权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项：（1）隐私隐瞒权。又称保密权，它首先包括公民对身体隐秘部位的保密权，这是公民一项最根本的隐私权，从上述隐私权的特征可知，隐私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人格权，故权利主体有隐瞒的权利，是维护自身人格利益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婚恋中的男女双方对以前的婚恋史、性生活行为史有隐瞒对方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作为坦诚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对方的谅解从而造成婚恋关系破裂。这种隐私权专指自己对自己的隐私有不向任何他人告知的权利。（2）隐私利用权。公民对自己的隐私，不但享有消极隐瞒不用的权利，还同时享有利用的权利，这种利用权是指公民对自己个人资讯进行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这种利用可以是自己利用，也可以是允许他人利用。（3）维护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维护其不可侵犯，并在受到非法侵犯时可以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4）私支配权。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隐私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二）隐私权的历史沿革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源于美国。近现代的法制化进程中，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作为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代表，也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隐私权的理论。1980年，美国法学家路易斯�6�1布兰蒂斯和萨莫尔�6�1华伦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隐私权》，提到“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感情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当时英文里面提到隐私权的概念是这句话：“就是让我独处一种权利，让我独善其身的一种权利，不受别人打扰的一种权利。”文章特别强调上述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人所享有的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文明教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进而珍视它。此后，这项关于隐私权的理论，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承认。关于隐私权，学者们对其下了许多种定语。（1）美国学者威廉�6�1荷尔在《新闻法》中认为，隐私权可以下定义为一种每个人要求个人的私人事务未得到本人的同意以前，不得公之于众的自然权利，或个人私事未经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2）英国学者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关于个人私生活不受他人侵犯、不为他人非法公开的权利，并将侵害隐私权的形式归纳为侵扰、盗用及披露私人事务等三种。（3）日本学者前田雄二认为隐私权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控制个人情报流传的权利。人，无论谁都具有不愿被他人知道的一部分私生活。这些如被窥见或者公开发表，让很多人知道，便会觉得羞耻不快。（4）我国台湾学者吕光认为：“隐私权是对个人私生活的保护，使每个人能安宁生活，不受干扰，未经本人同意，其与公众武官的私人事务，不得刊布或讨论，其个人姓名、照片、肖像等非事前获得本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或刊布，尤不得做商业上的用途。”（5）我国大陆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以下几种：佟柔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个人私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王利明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1]。”杨力新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和社会组织对其秘密信息加以控制、保护的权利。”张新宝认为，“隐私权是指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控制私人活动、个人信息等私人领域内不为或不欲为他人所悉的秘密，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但不以危害公共利益为限，包括动态性和静态性的隐私权[2]。”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是隐私权保护在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初见于成文法律，但是问题是间接保护，而不是直接保护。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隐私权虽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利益受司法保护，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仍不失为一种立法和法律研究的进步，但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显然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二、我国隐私权的保护现状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状在我国司空见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丛林中尚无一席之地，迄今仍未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从立法上予以确认，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暧昧性规定散见于若干法律之中，就连《民法通则》也通篇不见隐私权的踪影，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缺憾。由于立法的缺席，因侵权的保护往往于法无据，致使公民隐私权的司法救济相当尴尬和被动。最高法院的司法结实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的范畴予以保护，涉嫌侵犯隐私权的官司，通常只能牵强附会地以侵犯名誉权、肖像权或姓名权等为案由立案审理，这种张冠李戴的司法器官令人匪夷所思。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保护个人资料不被泄露和滥用，立法上远未形成完整体系，司法审判的经验欠缺，理论研究也比较落后。因此可以说，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是社会发展给立法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个人资料被商家使用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商家需要利用用户资料以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同时消费者也需要获得更多、更周到的商业服务。而目前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商业公司收集个人资料时，没有明确告知用户将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个人资料，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用户资料作为商业用途等等。尤其是，一些单位或个人利用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将居民提供的个人资料作为商业情报，提供一些商业公司赚钱，甚至于倒买倒卖用户资料。比如将孕妇体检、生产分娩、幼儿入托、上幼儿园、小学等资料和信息出卖给相关商业公司，这些公司在从中挑选目标客户，从事商品销售等活动。在用户不需要相关商业服务的情况下，这样的销售就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发生在医院的患者隐私权被侵犯的案例，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于是，医院也被称为“最没有隐私的地方”。据报道，新疆石河子市某妇女在医院作妇科检查时，事先并未征得本人同意，医院竟将她当成教学的“活标本”，让十几个实习医生围着她观摩身体各部位。尊重并保守患者的个人医疗隐私，不仅仅是医院的义务及医生的职业道德，同时也应成为医院及医生的法律义务。我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但医疗隐私权的保障问题却没有在现行《执业医师法》予以规定之中，立法缺憾主要是由于观念滞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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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民的隐私权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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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既虚幻，因为它是抽象的附体，尊重又真实，因为它生存于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尊重不仅是单方面的，因为只有先学会尊重自己，才能受到尊重别人的尊重。尊重还是双方面的，因为它存在于人与人，各国各地之间。场景一老师：“昨天的单元测试，你们考的是一塌又糊涂呀！现在我来念一下成绩。同学70分，同学59分……。”同学：“老师，请您不要再念了！”老师：“什么？自己考不好，还有理不让我念，我下课还要把成绩贴在黑板上，让你们好好反省！”（老师边说，同学们也都流下了泪。）结局：这位同学把老师告上法庭，告老市不尊重学生的考试成绩隐私。并且学生胜诉。场景二（叮叮咚咚，妈妈又再翻箱倒柜地检查宁宁的抽屉、书柜等。）宁宁：“妈！您怎么又私自看我的日记本啊！”( 励志天下 )妈妈：“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宁宁：“我都15岁了，您还不放心我，您这是不尊重我的隐私权。”妈妈：“小小年纪讲什么隐私不隐私的。说到尊重，我是长辈，你还该尊重我的行为呢！”结局：宁宁把自己的东西都上了锁，和妈妈产生了深深的代沟。?；侵犯他人隐私的是时有发生，特别是以教育的名义侵犯学生、孩子的隐私。尊重老师、家长是我们青少年应当做的，但我们也希望自己受到老师、家长的尊重呀！?；场景三老师：“昨天同学们的单元测试考得不太理想，但看的出你们是努力了的，我呢就不念成绩了，我把卷子发下去，你们认真听评讲。”学生：“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次失败了，下次一定要努力，老师这么爱护我们，我们也该不辜负他呀！。”结局：学生们的隐私受到了老师的尊重，大家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场景四妈妈：“乐乐，又再写你的宝贝日记呢！”乐乐：“是啊！妈妈可不许偷看哦！”妈妈：“好，妈妈不看。其实妈妈小时候也要记日记，也像你似的，拿个小锁，锁住自己的快乐。妈妈也想和你一起分享快乐，分担忧愁，但妈妈尊重你的意愿，妈妈不会偷看的。”乐乐：“妈妈你既然这么说，我倒还愿意和你一起分享日记了。”结局：母女俩互相尊重，妈妈既尊重了女儿的意愿和隐私，又和女儿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场景三、四中的老师和家长是睿智的。他们尊重孩子们的隐私，创造了一种和谐、融洽的环境。希望天下的老师、父母与孩子都成为朋友。

这篇谈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还不错，你可以借鉴一下一、引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生效年份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五、结语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隐私权毕业论文

一、商业秘密的概述（一）各国法中对商业秘密概念的界定1. 英美法2. 大陆法和国际公约3. 我国法（二）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1. 秘密性2. 价值性3. 管理性（三）商业秘密的范围（四）商业秘密的法律属性1. 商业秘密权是一种财产权2. 商业秘密权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二、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制度和法理考察（一）商业秘密保护立法的产生和发展（二）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法理基础1. 保护隐私权理论2. 保密合同理论3. 侵权行为理论4. 财产权理论5. 反不正当竞争理论（三）启示三、商业秘密的侵犯与救济（一）商业秘密的违约行为1. 商业秘密合同违约行为的表现2. 我国商业秘密合同法保护的表现3. 商业秘密合同违约的构成要件（二）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三）商业秘密权的限制（四）侵犯商业秘密权的救济1. 民事法律责任2. 行政法律责任3. 刑事法律责任（五）商业秘密侵权的事前防范四、完善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制度的构想（一）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现状（二）我国现行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1. 现有法律在立法上尚欠严密性和完善性2. 现有法律和法规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仍然不够充分3. 现有法律法规对商业秘密保护的操作性不强4. 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缺失5. 缺乏程序法的保障（三）完善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立法的建议1. 明确界定商业秘密的概念2. 进一步拓宽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3. 明确商业秘密权的内容4. 明确不视为侵犯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5. 增设惩罚性赔偿责任和完善相关刑事责任6. 完善对商业秘密保护的程序性规定（四）我国相关配套法律的完善摘要引言第一部分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一、商业秘密的概述（一）商业秘密概念的争议（二）商业秘密的商业秘密的特征和构成要件二、商业秘密立法的目的三、侵犯商业秘密的形式（一）英美法系国家侵犯商业秘密的形式（二）大陆法系国家侵犯商业秘密的形式（三）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的形式四、侵害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一）违反保密义务的认定（二）商业秘密秘密性的认定（三）关于竞业禁止的侵权认定五、保护商业秘密的关键要素（一）竞业禁止合同的采用（二）商业秘密案件中证据的留取六、侵犯商业秘密救济的立法现状七、商业秘密法律救济的方式（一）商业秘密的竞争法救济（二）商业秘密的民法救济（三）商业秘密的侵权法及合同法救济（四）商业秘密的有关知识产权法间接救济（五）商业秘密的刑法救济第二部分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一、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法律移植的观察二、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历程三、我国目前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和司法层面存在的问题（一）缺乏单独立法（二）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商业秘密的基本问题（三）现有法律规定权利人保护商业秘密形式不明确（四）现有程序法对商业秘密保护缺乏科学性规定第三部分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完善一、完善商业秘密保护立法的建议（一）制定商业秘密保护单行法（二）扩大商业秘密的概念和侵权责任主体（三）扩大未来商业秘密立法的调整范围（四）明确商业秘密和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五）规范商业秘密司法鉴定（六）明确规定侵权人与第三人的法律责任二、完善侵害商业秘密的司法救济程序（一）完善商业秘密的诉前救济制度（二）完善侵害商业秘密的举证责任三、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中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二）检察机关对商业秘密保护案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三）检察机关介入商业秘密保护案件公益诉讼的正当性（四）检察机关提起商业秘密民事公益诉讼的合法性（五）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商业秘密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和原则

任务书不是学生写的吧，都是指导教师写的。如果要你写，可以这样：一方面把你论文的开题报告的背景及主要内容整合一下，一方面这样列：1、能够比较全面的阐述有关网络隐私权的相关基础问题。 2、能够比较深入的探讨网络隐私权保护合理的解决途径。 3、最好能够结合案例来说明问题。 4、能够通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5、能够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来阐述问题。当然，具体的语言润色你自己去斟酌！麻烦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