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3年，配合“八五”保护维修工程进行的窟前遗址发掘是继敦煌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发掘之后又一次大型石窟寺窟前遗址发掘。经过近两年艰苦细致的工作，共揭露遗址面积4000余平方米，清理出石砌河坝遗迹一道，建筑遗址4处，出土各类遗物2000多件。这次发掘初步探明云冈石窟窟前建筑遗址脉络，再现了云冈石窟的历史面貌，堪称建国以来石窟寺窟前遗址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其中第三窟遗址发掘成果被评为“93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研究院专业人员在各类专业杂志刊物上发表云冈石窟研究论文百余篇，与此同时，还系统出版了以下书籍：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1991年由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出版《中国石窟·云冈石窟》；199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型画册《云冈石窟》和《云冈石窟》说明书；2001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云冈》；200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云冈石窟编年史》、《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保护卷、研究卷）。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武州川的北岸。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计1100多个小龛，大小造像 51000余尊，它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冈石窟是在北魏中期齐凿的。北魏经历了“太武灭佛”、“文成复法”。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云冈石窟开始大规模营造，到孝明帝正光五年（ 524）建成，前后计60多年。初由著名的高僧昙曜主持，“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现第16至20窟就是“昙曜五窟”。现存洞窟大部分凿于太和十八年（ 494）迁洛前。据《水经注》记载，当时“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日新眺”。云冈石窟雕刻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以造像气魄雄伟、内容丰富多彩见称。最小的佛像 2公分。最大的高达17米，多为神态各异的宗教人物形象。石窟有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的佛传浮雕，有精雕细刻的装饰纹样，还有栩栩如生的乐舞雕刻，生动活泼，琳琅满目。其雕刻艺术继承并发展了秦汉雕刻艺术传统，吸收和融合了佛教艺术的精华，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后来隋唐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与亚洲国家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云冈第五、六窟在云冈石窟群中部，为孝文帝迁洛前约465——494年开凿的一组双窟。庙前有清顺治八年（1651）建造的五间四层木楼阁，朱红柱栏，琉璃瓦顶，颇为壮观。第五窟开作椭圆形草庐形式，分前后室。后室北壁本尊为释迦牟尼坐像，高17米，为云冈最大的佛像，外部经唐代泥塑重装。窟内满雕佛龛造像。窟西侧刻有两佛对坐在菩提树下，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第 6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二层方形塔往，高约14米，塔柱上雕有四方佛，上面四角各有一座九层出檐小塔，驮于象背上。窟四壁满雕佛、菩萨、罗汉、飞天等造像。窟顶有三十三诸天及各种骑乘，令人目不暇接。环绕塔柱四面和东南西三壁的中下部，刻有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内容连贯，构图精巧。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内容丰富，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有代表性的一窟，也是中期造像艺术汇集的大检阅。云冈第七、八窟位于云冈石窟的中部，为一组双窟，是云冈石窟第二期开凿较早的石窟。七窟前现存的木构建筑，是清顺治八年（1651）修建。七、八窟平面均为长方形，窟内布局上下分层，左右分段。七窟后室北壁上层天幕龛的中央，雕一交脚弥勒菩萨像，坐于狮子座上，左右备一倚坐佛像，边为二胁侍菩萨。内容仍为三世佛，且出现了造像组合。下龛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壁与窟顶相接处雕一排伎乐人像，各执乐器演奏。东西两壁对称开凿，壁与顶部相接处雕一排千佛。下分四层雕有八个不同的佛龛。南壁凿有一门一窗，左右两侧各雕四个佛龛。门窗间有六个供养人和伎乐天人像。明窗内雕菩萨和禅定比丘。内拱内雕力上、护法天王和飞天。顶部分格雕平棋，中为团莲，周雕飞天，把整个窟顶装饰得花团锦簇。第七、八窟与前期窟群比，在形制、内容、造像构成、题材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变化，从中折射出北魏社会变革的洪流。昙曜五窟现编号第16——20窟，是由昙曜和尚主持开凿的第一期窟洞，也是云冈石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据《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为楷模，雕刻五尊大像。这五窟规模宏大，气魄雄伟。形制上共同特点是外壁满雕千佛，大体上都摹拟椭圆形的草庐形式，无后室。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主佛形体高大，占窟内主要位置。第16窟本尊释迦立像高米，而相清秀，英俊潇洒。第17窟正中为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坐像，高米，窟小像大，咄咄逼人。第18窟本尊为身披千佛袈裟的释迦立像，高米，气势磅礴；东壁上层的众弟子造像造型奇特，技法娴熟。第19窟本尊为释迦坐像，高16．8米，为云冈第二大造像。第20窟为露天造像，正中为释迦坐像，高米，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面都半圆，深目高鼻，眼大唇薄。大耳垂肩，两肩齐挺，造型雄伟，气势浑厚。云冈五华洞位于云冈石窟中部的第 9——13窟。这五窟因请代施泥彩绘而得名。第 9、10窟为一组前后室结构的双窟，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太和十三年竣工，辽代曾在此兴建崇福寺。两窟平面近方形。前定南壁凿成八角列柱，东西壁上部雕出三间访木构建筑的佛龛，余壁满雕佛像、飞天。后室窟门上雕有明窗，北壁主佛是释迦佛。第10窟主像是弥勒。后室门拱内外两面有精雕图案花纹，结构严谨，富于变化。第11——13窟是一组，具有前后窟的第12窟为中心窟。11窟中立方塔柱，塔柱四面上下开龛造像，除南面上龛为弥勒外，均为释迦立像。东壁上部有北魏太和七年（ 483）造像题记，是研究云冈开凿史的重要资料。窟东北有太和二十年（ 496）铭龛和七佛立像。第12窟前正室和东西壁上部均雕出三间仿木构建筑屋形佛龛，前列两柱，洞开三门，窟顶雕有伎乐天，手持排箫、琵琶、横笛、束腰鼓等乐器，是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资料。第13窟本尊是交脚弥勒菩萨，高约13米，右臂下雕一力士托扛，既产生了力学作用，又兼具装饰效果。南壁上层的七佛立像和东壁下层的供养天人，皆为窟中精品。东壁佛龛形制各异。五华洞雕饰绮丽，丰富多彩，是研究北魏历史、艺术、音乐、舞蹈、书法和建筑的珍贵资料，为云冈石窟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冈东部窟群，指云冈石窟东端1——4，均为塔洞。第1、2窟为同期开的一组，凿于孝文帝迁洛前，窟内中央雕造方形塔柱，四面开龛造像。第一窟主像是弥勒，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像，上层雕释迦像。浮雕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形象资料。第二窟是释迦像，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像，上层雕三世佛。两窟南壁窟门两侧都雕有维摩、文殊。第三窟为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的洞窟，前立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两室。前室上部左右各雕一塔，中雕方形窟室，主像为弥勒，壁面满雕千佛。后室南面两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丰满、农纹流畅的一佛三菩萨。坐像高约10米，二菩萨立像高米。从风格和雕刻手法上看，很可能是初唐时的作品。第四窟风化水蚀严重，南壁窟门上方有北魏正光年间铭记，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晚的铭记。云冈西部窟群包括云冈石窟西部第21至45窟，以及一些未编号的小窟小龛。大多属于北魏太和十八年（ 494）以后的作品。其特点是不成组的窟多，中小窟多，作为补刻的小龛多。造像多为瘦骨清相，衣纹下部褶纹重叠，神态文雅秀丽，藻井中飞天飘逸洒脱，具有浓厚的汉化风格，与“龙门期”雕刻十分接近。其中第38窟北壁“幢倒乐神”浮雕，是研究北魏杂伎的形象资料。第39窟中心五层塔柱，塔身每面作五间，六柱，柱头上斗拱承托出檐，天平座，每层间阔高度皆小于下层，稳重隽秀，是研究早期造塔的重要资料。第40窟整体布局巧妙地运用装饰艺术，使洞窟格式、构图既有规律，又有变化，提高了石窟艺术的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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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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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文物遗存最多的省份之一。据统计，山西现有辽、金代以前的木构建筑占到全国同类建筑的，有分布于全省各地的文物古迹35001)余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19处，两千年以上的历史都城118处。近年来，山西省在盘活这些宝贵的资源，变资源为旅游产品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独特的优势和影响力。但同时也日益凸显出旅游景观与文化脱节、景观文化建设远远滞后于景观设施建设的问题，重景观轻文化、有景观缺文化、好景观差文化的现象较为普遍，即使一些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旅游景观，也还处在靠有形资源作为卖点的初级阶段，远远没有形成自身的文化品牌。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关系山西历史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就相关内容作一探讨。一、加强景观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一)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提升山西省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众所周知，当前旅游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旅游业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竞争阶段:第一阶段是项目竞争。改革开放，百业振兴。作为对传统中国人十分陌生的旅游产业也顺势而生。在这个阶段中，谁能够率先开辟出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谁就能够吸引游客的眼球。因此，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无我有”。只要哪个地方能拿得出像样的旅游项目，它就有竞争力。第二阶段是广告竞争。人们开始认识到旅游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新兴产业，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自然或人文资源的地方纷纷将资源开发为旅游景观，没有资源的地方也想方设法开辟人造景观作为旅游之用。在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后，每个地方都有了初具规模的旅游项目。为了争夺客源，各地不惜工本造势宣传，旅游市场的竞争发展为广告竞争。这一阶段的特点也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有我响”。大家都有几个拿得出手的旅游产品，但是哪家的广告刺激，宣传到位，它就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第三阶段是文化竞争。随着旅游市场的日趋成熟，参与旅游而且见多识广的游客愈来愈多。以往单凭广告宣传的做法已经不足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旅游市场的竞争又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即文化竞争。这一阶段的特点同样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响我特”。景观的独特文化在旅游市场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成为决定一个地方旅游产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为在景观硬件条件基本定型的情况下，谁能够在弹性空间较大的景观文化建设方面出奇创新，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把握主动权。(二)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防止山西旅游景观趋同化的迫切需要。旅游景观的生命力在于个性化。没有个性特征或失去个性特征的景观将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然而就山西情况看，一些旅游景观正自觉不自觉地走人趋同化甚至雷同化的误区。以民宅大院为例，仅晋中地区就有已经开放或正在开发的大院十余处。几座先行一步的大院，从宣传推介、布局陈设到经营运作几乎都一模一样，甚至每个大院都有一句共同的解说词:“皇城看故宫，民宅看x家。”这种趋同思维不仅未能扩大景观的知名度，反而让游客生出许多疑问。笔者就不止一次被外地朋友问到，你们山西这么多大院，各家都有哪些主要特色?事实上每座大院都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倘若能把这些特质提炼并展示出来，将形成丰富多彩、优势互补的大院文化。目前这种只重相互模仿，不重突出特色的做法，只能使旅游景观的生路越走越窄。打造个性化旅游景观的关键不在硬要素而在软要素。所谓硬要素，就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景观物质要件，这方面只要有实力就可以多投入多产出，你有我有全都有。所谓软要素，就是附着在景观之外，渗透于景观之中的一种氛围，一种精神，概言之就是景观文化。景观的硬件容易被“克隆”，但好的景观文化却是不可复制的。经验证明，景观之间的本质区别在文化而不在硬构件。尤其是处在同一区域同一类型的旅游景观，很难单纯依靠外部形态给人以永久印象。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既是旅游市场多样化的客观需要，也是景观群体走出趋同误区的根本出路。旅游景观要想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营造景观文化上下工夫。(三)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保存和延续历史文化遗产的迫切需要。2004年10月，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平遥古城墙突然发生大面积倒塌事故，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对历史遗产生存状态和经营方式的反思争鸣。从景观文化角度讲，平遥古城墙的遭遇至少带给我们如下两点启示:一是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当我们将其变现为文化资本时，一定要格守适可而止的原则。如果过度开发，甚至将历史遗留当做“摇钱树”，将会过早地失去我们对子孙后代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宝贵场所。二是历史遗产也是有生命的客观存在，需要给以人性化的尊重和保护。否则，再有生命力的景观也会在滚滚红尘中毁灭或夭折。因此，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本质上是营造有利于景观的生存发展环境，是保持和延续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举措，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二、景观文化的基本内涵文化是一个没有统一界定的概念，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但就其本质而言，一般认为:文化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是人把人性加于自然之上，从而使自然人性化的结果。所谓景观文化，是指人们在与景观长期互动的实践中，所创造和形成的具有与该景观相适应的精神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具体地体现在景观建设、维护和适度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之中。在一个具体的旅游景观中，景观文化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景观的历史渊源。任何人文景观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时代的文化符号。一处景观常常记录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象征和代表着一种意义和价值。景观因为附着的历史人文价值而有意义，而富有生机和活力，失去历史人文价值的景观将变得毫无存在的必要。景观的历史人文价值是发展变化的，景观文化的内涵首先在于发现、保存和丰富这种意义和价值。(二)景观的代表符号。景观是某种意义和理念的载体，这种理念和意义是通过一系列外在符号表现出来的。这里所说的符号是一个广义概念，具体说就是景观的物质存在，如景观的楼台庭院、楹联铭赋、字画碑刻乃至布局陈设等等，都可看作是一个个具体符号，正是这些符号构成了景观的固态文化内涵。(三)景观的独特仪式和活动。作为旅游景观，仅有固态文化符号是远远不够的。现代游客希望在特定景观看到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独特仪式和活动。比如，在晋城皇城相府举行的皇帝人城仪式，在平遥古县衙演义的县官断案场景，还有一些旅游景观开发的民俗表演项目，都是为游客所喜闻乐见的景观活态文化内容。(四)景观团队的人文素养和行为规范。旅游景观是由具体的人群经营管理的，景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景观团队的经营理念和精神风貌来体现的。俗话说，“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人们对一个景观的认识同样如此，不仅要看该景观向社会怎样宣传、怎样承诺，更重要的是看经营景观的团队怎样去做。这就需要景观全体员工在为游客服务中体现出一定的素养和文化内涵，让社会公众从中感受到该景观的优秀文化。三、景观文化的一般要素要素是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景观文化的一般要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有形环境。有形环境是构成景观文化的基础因素。如果没有看得见摸得到的景观实体为依托，景观文化就无从谈起。景观的有形环境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内部环境。主要是景观的建筑、文物、设施等。二是外部环境，主要是景区的外部氛围。以山西情况看，眼下绝大多数旅游景观的内部环境是说得过去的，问题是外部环境不尽人意。比如在有的景区，游客一下车就遭到各种促销者的围追堵截、死缠硬磨，使景观形象在游客心目中大打折扣。(二)符号系统。西方学者怀特指出:“‘符号’可以定义为使用者赋予意义或价值的事物。”因此，符号的应用便是文化的产生和存在。“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按照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把景观文化归结为由一系列符号组成的系统。具体讲又分为两个子要素:一是固定符号，即游客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和分享其价值或意义的物化标识。二是流动符号，如景观纪念品、名信片、地图册等可供游客携带的文化标识。坦率讲，山西目前还远没有形成拥有完整符号系统的旅游景观，符号要素是每一处景观都需要认真补课的项目。(三)阅听文本。作为景观文化的要素内容，阅听文本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视觉文本，二是听觉文本，三是网络文本。视觉文本包括向公众开放的景点和实物，引导游客进行游览和欣赏的方式，以及组织游客参与的各种仪式和活动。听觉文本包括解说词、现场答疑、背景声乐等。网络文本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将景观信息数字化、动态化。好的阅听文本，能够反映景观全貌，帮助公众识读理解景观文化符号的意义和价值，带给游客以全方位美的享受和记忆。山西绝大多数旅游景观，目前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阅听文本，尚处在建筑加导游的初级阅听层面，无法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阅听需求，这也是我们急需弥补和完善的。(四)导游团队。“旅游旅游全靠导游。”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导游在景观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事实上，导游是景观的灵魂，有什么样的导游就会把什么样的景观文化带给公众。前不久，笔者去拥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桂冠的五夷山参观考察，景区的九曲溪竹排导游给大家留下了难忘印象。在近两个小时的水上游览过程中，导游逢景必讲，每问必答，而且将每处景点的意义和价值与当今社会生活相联系，妙趣横生，回味无穷。据了解，五夷山风景区为了将竹排游这一黄金项目做大做强，专门举办旅游专业班，从毕业生中挑选年轻力壮而又善于表达的男女青年担任排工兼导游，通过他们的沿途解说扩大景区的知名度。“五夷奇秀甲东南”固然是大自然的造化，但也是与景区有一支高素质的导游队伍分不开的。事实说明，导游团队是景观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五)人文关怀。旅游景观是特殊的人文活动场所，人文关怀在景观文化建设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旅游景观的人文关怀具体说就是八个字:安全、便利、诚信、兼顾。所谓安全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游客的安全意识，同时做好公共危机的处置预案。所谓便利就是要在景观游戏规则和服务设施上，最大限度地方便游客。所谓诚信就是要千方百计兑现承诺，尽最大努力满足游客方方面面的正当需求。所谓兼顾就是对待贵宾和群众、团体和散客要一视同仁，绝不厚此薄彼。四、加强景观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认识景观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和基本内涵，目的是要解决如何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的问题。就山西而言，当前主要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树立景观文化意识。旅游产业也是文化生产力，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目前，许多地方尝到了发展旅游经济的甜头，舍得在旅游景观建设上花工夫、下本钱，但还没有对旅游景观文化建设问题引起应有重视。殊不知，旅游产品经济价值的主要部分不在于物质性价值，而在于文化审美价值。不重视景观文化的开发利用，就不能产生持久的旅游资本，在这方面山西一些地方是有深刻教训的。如果真正重视旅游经济，就必须在思想上牢固树立景观文化意识，在具体工作中要像重视景观建设那样重视景观文化建设，做到景观建设与文化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第二，开展景观文化研究。景观文化建设涉及多个学科内容，需要一定的学术理论依据和支撑。目前，山西从事旅游景区规划、开发的单位很多，但还没有专门从事景观文化研究的机构。有关部门应将旅游景观文化项目列人课题规划，整合力量，搭建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研究。可以考虑先从全省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观进行深人细致的调查，从个案人手，诊断景观文化缺陷，丰富景观文化内涵，进而提升整个旅游景观的社会形象和经济效益。第三，制定景观文化政策。景观文化建设离不开政策引导。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全省旅游景观文化发展纲要，统一景观文化建设的规范要求，制定相应的考评指标体系和奖罚措施。通过总结经验，选树样板，营造景观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用优秀景观文化全面塑造山西旅游景观的崭新形象。总之，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是一篇事关山西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大文章，也是文化强省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山西在利用独特的历史资源优势打造文化强省战略和文化产业方面做的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笔者就此问题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和更为深人的讨论。5A级景区: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也是世界闻明的艺术宝库。因石窟建在武周山麓，而其最高处名云冈，故取名为云冈石窟。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5万1千余尊。大佛最高者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武周山南崖，东西伸展一公里，云冈石窟的佛龛，象蜂窝密布，大、中、小窟疏密有致地嵌贴在云冈半腰。这里石佛聚会，石人、石马、石刻，浮雕群集，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石雕群之一。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453年(北魏兴安二年)，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大部分完成于公元495年，历时40余年，加上其余小窟，先后近50年时间。参加开凿人数，多达四万余人，连当时的狮子国（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艺术创作。五台山，位于山西省的东北部，属太行山系的北端。跨忻州地区的五台县、繁峙县、代县、原平县、定襄县，周五百余里。中心地区台怀镇，距五台县城90公里，忻州市160公里，山西省会太原市240公里。4A级景区乔家大院地处美丽而富饶的山西晋中盆地，位于祁县城东北12公里处的乔家堡村，距省会太原50公里，与祁县著名的中华周易宫、延寿寺、九沟风景区、渠家大院、明清街巷、长裕川等景点形成一日游格局。晋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太原市西南郊25公里处的悬瓮山麓。晋祠原为纪念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武王次子、晋国开国侯而建。创建年代已不可考。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有关于晋祠的记载，可见当时已经颇为出名了。黄河壶口瀑布位于吉县城西45公里、距临汾市165公里处的晋陕峡谷黄河河床中，为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因其气势雄浑而享誉中外。此地两岸夹山，河底石岩上冲刷成一巨沟，宽达30米，深约50米，滚滚黄水奔流至此，倒悬倾注，若奔马直入河沟，波浪翻滚，惊涛怒吼，震声数里可闻。其形如巨壶沸腾，故名。黄河浪涛激起一团团雾烟云随着水雾的升高，烟云由黄变灰、由灰变蓝，景色奇丽，有“水底生烟”之说。壶口瀑布不仅有“水底冒烟”，“彩桥通天”奇景，更有“旱地行船”之说。上游船只到此，必须离水登陆，经人抬或车运绕过壶口（即所谓“旱地行船”）方可入水续航，千百年来，概莫能变。普救寺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境内的峨眉塬头。南向紧邻古蒲州城址，东连西厢村。寺址高耸，松柏满垣，西临黄河湾，水势汹涌澎湃；东近中条山，犹如屏障峙立，视线广阔而开朗。塬头之下一条宽阔的坡底长街，是当年通向长安的古驿道。这里是我国历史名剧《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寺内有座方形砖塔，原名舍利塔，俗称莺莺塔。这座塔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宝轮寺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内的“石琴”，并称为我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和缅甸掸邦的摇头塔、匈牙利索尔诺克的音乐塔、摩洛哥马拉克斯的香塔、法国巴黎的钟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六大奇塔。皇城相府皇城相府是中国清朝康熙大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光禄大夫陈廷敬的故居，位山西省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枕山临水、城墙雄伟、雉堞林立，房屋则朴实典雅、错落有致，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城堡式建筑群。灵石王家大院旅游景区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城东 12 公里处的静升镇。距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 35 公里、介休绵山 4 公里、十八罗汉头像海外回归故里资寿寺 2 公里，是山西省近年来以“名城、名山、名院、名寺”为优势，推出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同蒲铁路、 108 国道纵贯县境，新开通的大运高速公路灵石出口距王家大院 2 公里，交通十分便利。介休市绵山风景名胜区绵山，又称介山，在介休城东南20公里处，属太岳山脉，居介休、灵石、沁源三县交界处，绵延50余公里，海拔2O72米。绵山山势陡峭，多悬崖绝壁，苍松翠柏，自然景色非常优美，是省级风景名胜区。浑源恒山旅游区恒山别名常山，位于浑源县城南10公里处，距大同市62公里。与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并称五岳，扬名国内外。平遥双林寺彩塑艺术馆平遥双林寺彩塑艺术馆是一家佛教艺术馆。位于山西省平遥县西南桥头村北侧双林寺。双林寺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在此建立彩塑艺术馆。解州关帝庙旅游区解州古称解梁，是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故乡，位于运城市西南15公里的解州镇，镇西有全国现存最大的关帝庙，俗称解州关帝庙，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遥县衙博物馆位于平遥古城西南部，面南背北，占地约两万六千平方米。县衙分左中右三路，中轴线上从南向北依次为衙门、仪门、牌坊、大堂、宅门、二堂、内宅等，并向外一直延伸到南横街上。现在县衙的大堂等建筑正在复修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为二堂、内宅及二堂右侧的耳房等，这些院落仍基本保存了明清衙门的特征，气势庄严。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旅游景区洪洞县城北面贾村西侧，明时有广济寺，寺的左旁有一株汉代种植的大槐树，枝繁叶茂，树身数围高大数丈，荫遮数亩苍劲挺拔。大运路纵衷穿其东，交通十分方便。明朝政府屡迁山西之民于外地，而迁民追多的洪洞与附近地区的移民就在这里集中出走。被迁的移民起程时恋恋不舍，频频回首，古大槐树便成了当时移民门离别时记忆最深的标志。时至今日，在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依然广泛流传着两句民谚：“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汉代古槐，早已不存在了，第二代古槐也干枯了，第三代古槐正在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如同当年的汉代古槐一样挺拔。为了纪念古槐，1911年在汉代古槐处建立了一座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别有风格的碑亭。中国票号博物馆中国第一家票号 ——日升昌，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从清道光初年成立票号到歇业，历经一百多年，曾经“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著名，被余秋雨先生誉为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余秋雨《抱愧山西》）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芮城县永乐宫旅游区山西芮城的永乐宫是一座道教宫观，原名大纯阳万寿宫。宫址原在芮城西向20公里的永乐镇上，这里据（道藏）中有关典籍和宫内碑文记载，是道教“八仙” 之一吕洞宾的诞生地。吕氏死后，乡人将他的故居改为“吕公祠”。金末，吕洞宾的故事越传越远，奉祀的人逐渐增多，祠堂便扩充成道观，后在蒙古太宗三年（1231）被火烧毁。现在的永乐宫是元代修成的。当时全真教领袖邱处机很受朝廷宠信，这一教派又奉吕洞宾为祖师，于是皇帝下令把观升级为宫。并派河东南北两路道教提点潘德冲主持营建此宫，用十五年时间，于中统三年（1262）完成主体建筑，到至正十八年（1358）才完成壁画，施工期前后110多年，几乎与元朝共始终。明清虽小有修葺，但基本上保存了元代的原貌。解放后，因永乐宫旧址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淹没区内，于是从1959年开始，化了七年功夫，将全部建筑和壁画迁到新址复原保存。平遥文庙学宫博物馆平遥文庙乃中国六最。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庙；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文庙建筑群；中国最大的孔子及儒学先贤塑像群；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中国科举史展；中国惟一的专业性摄影博物馆。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一）汉语语音史、汉语音韵学史1．日本大矢透《韵镜考》“要说”寻绎。《古汉语研究》2008年3期。2．近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3．中日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学术差异。《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4期。4．日本学者越南汉字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5．日本学者的汉梵对音译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6．日本汉字音时间层次及其确认的证据和方法。中国社科院《当代语言学》2005年第3 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6年第2期。7．日本佛教“声明”与汉字音声调考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5年第7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3期。8．日本学者满（女真）汉对音译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5年第10期。9．日本学者对日语汉字音与汉语近代音关系研究。《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4月。10．《词韵》音系声调。董琨、冯蒸主编《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5月。11．日本《汉吴音图》所见《中原雅音》。《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4月。12．日本学者对日语汉字音与汉语上古音关系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4年3期。13．《中原雅音》的体例问题。《音韵论丛》，齐鲁书社，2004年1月3日。第七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会编。14．日本学者日本语汉字音与汉语中古音关系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15．清末日本学者北京官话“四声之辨”（日文）。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日本文艺研究》第 56 卷第2号。2004年9月。16．日本学者的《韵镜》研究。《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4期。17．《中原雅音》研究的起始时间问题。中国社科院《中国语文》2004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18．日本学者对朝鲜汉字音的研究。中国社科院《民族语文》2004年3期。19．日本学者对《中原音韵》及相关韵书的研究。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第30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20．《辨音纂要》所传《中原雅音》。中国语言学会主办《中国语言学报》第11期，2003年9月。商务印书馆。获吉林省政府第五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21．明抄本《辨音纂要》初探。国家图书馆《文献》2003年1期。22．对外汉语教学课本编写中的“变调”标记符号问题。（合作）《汉语学习》2003年6期。23．新时期音韵古籍整理的简要回顾与思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6期。24．从几组数据看南宋孙奕俗读声调的变化。《语言文字学论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25．退溪次韵朱子《武夷棹歌》问题。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3、4辑合刊。韩国梨花社2002年1月。第二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会议（香港浸会大学）。大会报告。26．南宋孙奕俗读“平分阴阳”存在的基础。台湾《声韵论丛》第10辑，台湾中国声韵学会与辅仁大学主办，学生书局2001年5月。由本人在台湾第十八届声韵年会的大会（台湾台北，2000年5月）上宣读。27．《中原音韵》与吉安方音。《第六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28．释“平中清浊，仄中抑扬”。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2辑。韩国梨花社1999年10月。大会宣读，韩国大田忠南大学1999年7月。29．《醒世姻缘传》“挺”字与今东北方言〔t‘iN〕音。《汉语学习》1998年第3期。30．南宋孙奕俗读“入注阴平”性质。《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31．《九经直音》“明本”两种例说。《语苑撷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32．南宋孙奕俗读“清入作去”考。中国社科院《中国语文》1998年第4期，商务印书馆。获吉林省政府第四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1）。获第五次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中国古文献学”博士生二等奖（1999，一等空缺）。33．《九经直音》北图藏本三种叙说。《语言研究》1998年6月刊，第五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34．南宋已“平分阴阳”证。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21辑，商务印书馆1998年10月。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八次会议上宣读。《中国语文》1995年5期《会议纪要》。35．南宋孙奕音注“浊上归去”问题。《庆祝金景芳95寿辰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36．南宋《示儿编》的俗读音。《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37．南宋《示儿编》音注“俗读”的“入注三声”性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3期。38.南宋《示儿编》“声讹”的正音性质。《语言研究》1996年6月刊，中国音韵学会第9次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39．南宋《示儿编》音注“浊音清化”问题。《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40．《九经直音》反切的来源及其相关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41．韦应物诗韵系。《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42．《山海经校注》“珂案”音释献疑。（合作）《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2期。43．《九经直音》反切与《经典释文》正读考异。《语言研究》1994年6月。中国音韵学会第8次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44．“图们”的口语读音及其来源。《东疆学刊》1993年第3期。45．《汉字古音手册》订误举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年第1期。46．《晋书音义》的“协韵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获吉林大学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47．王昌龄诗用韵。《延边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48．岑参高适诗韵系异同比较。《延边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在中国音韵学会第六次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上宣读。49．岑参诗韵谱。《语言文学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0年12月。50．《醒世姻缘传》诗词用韵考。《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51．《<韵镜>校笺》跋。杨军《<韵镜>校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52. 清末中日学者北京官话“变调”意识。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26辑，2007年5月。53. 十九世纪末叶北京官话声调初探——以日本人编《官话指南》为依据。（合作）《近代官话语音研究》，语文出版社，2007年2月。54．日本传统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55. 高本汉用“二手资料”构拟《广韵》检讨. （合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56.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和工具书。《汉语学习》2007年第6期。57．日本汉语音义书语音研究。《杨耐思先生80寿辰庆祝文集》,2011年1月,中华书局。58．南宋《九经直音》“萧豪韵”的构成。（合作）《继往开来的语言发展之路》论文集，语文出版社，2008年2月。59．《正音捃言》音系声母的特点。（合作）《语苑撷英——唐作藩教授八十寿辰祝贺论文集》，2008年2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60．高畑彦次郎对高本汉《切韵》研究的修订与补充。（合作）《当代语言学》2010年4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1年2期全文摘编。61．南宋《九经直音》“支思韵”问题。（合作）《中国语言学报》第14期，2010年10月。商务印书馆。62.清初韵书《五音通韵》构拟问题。（合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3期。63．当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0年2期。64．日本汉语上古音研究。《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2期。65.现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0年2期。66.日本汉藏对音译音研究.《民族语文》，2010年第6期。67.满田新造对高本汉《切韵》研究的批评意识。《中国音韵学》第16次会议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68.《<韵镜考>:日本江户后期韵镜学的构建》,《古汉语研究》2012年第2期。69.《日本<东音谱>（1719）所记汉语方音问题》，韩国《中国东南方言与中韩文化》（6），韩国文化社，2013年2月。70.《韵镜》与日本明治人名命运预测。《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71．贺知章《回乡偶书》诗“衰”字音。《延边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1-2期。72．唐代古体诗的“叶韵”问题。《延边大学函授教育》1992年第1期。73.从用韵看《药性赋》产生的时代。《延边医学院学报》（社科）1992年第1期。74．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学点音韵知识。《吉林教育》1989年2-3辑。75．重建清代东北方音史：向混沌求新知——评邹德文教授《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76．《韵镜》研究史上的四条“主线”。《中国音韵学》（厦门大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77．清末民初东北官话语音系统——以新发现日本明治汉语课本为依据。中国社科院《方言》2013年第4期。（二）对外汉语教科书、汉语史、东北方言、古书校勘1．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会话”课本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4期。2．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3．从中国语教科书“序”“跋”看朝鲜时期的语言教学意识（韩文）。韩国《韩华学报》总46期，2006年2月。4．《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5．校点严可均《全晋文》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4期。6．《周礼》“诸侯之邦交”断句正误。国家图书馆《文献》1998年第4期。7．《庄子》“.以.o”句及其变式。《东疆学刊》1990年第1期。8．走向系统研究东北方言的第一步。（合作）《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9．谈唐诗中的“何事”。《东疆学刊》1988年3期。10．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研究的基本问题。《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1期。11.中国学者与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的刊行。（合作）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年第3期。世纪朝鲜汉语教科书语言的干扰。（合作）中国社科院《民族语文》2007年5期。13. 日本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先声——读1877年刊行的《支那文典》。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第37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6月。14.《满洲土语研究》与20年世纪30年代东北方言。《东疆学刊》2010年第2期。15．日本明治后期北京官话语法理论——《清语文典》。厦门大学国学院《国学集刊》第三辑,2011年3月。16．仓石五四郎对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翻译的意义。刁宴斌主编《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0年5月。17.《日本“军用”东北方言教学意识——读1933年(增订版)<日满会话>》。韩国汉阳大学《汉语方言研究论文集》，2010年4月。18.清末民初北京官话语气词例释（合作），《汉语学习》2011年第1期.19.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古今考，《中华读者报》2008年6月27日。20.《马氏文通》与广池《中国文法》——清末中日汉语文言语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厦门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21.《晚清东北方言词语考订》（合作），《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3期。22.《清末民初北京口语词汇及其汉语史价值》（合作），《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2年第7期。23.《试论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东疆学刊》2012年第1期。24.《日本明治后期<支那语学>月刊传播北京官话的历史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25.《汉语史研究系统要素视角理论范畴》，韩国中国言语文化学会《中国言语文化》创刊号，2012年2月。26《日据初期台湾闽南话会话课本教学和汉语史价值》（合作），《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4期。27..《日本明治后期北京官话语法教学理论---读1905年版<清语文典>》,《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集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12年7月。28.《东亚语言学视阈的汉语史研究》，《东疆学刊》2013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4年第1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3年第6期）29.《冈氏之中国文典》（1887）：日本汉语文言语法体系初次构建，《复旦学报》2014年。30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最初构建——日本《现代中国语学》(1908)的意义（同李逊合作）。《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期。31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制度考论（同张辉合作），《古汉语研究》2014年第1期。32. 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亚国际通语——汉语之应用（第二作者，同张辉合作），《延边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三）古代礼仪制度及其它1．退溪不讳言“诗以随俗”解。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5、6辑合刊。韩国梨花社2004年10月。第三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会议（上海大学）。大会报告。2．西周觐礼初探。《遯亨集——吕绍刚教授古稀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3．春秋聘问的衰变。《金景芳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4．春秋朝觐的衰变。《东疆学刊》2002年第3期。5．周代朝聘制度简论。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儒学年鉴》，2001年创刊号，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6．战国时期朝聘制度的破坏。《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7．退溪家礼“循俗”问题（韩文）。韩国《退溪学报》第107期，2000年12月。又收入（韩国）柳宁夏编选《退溪先生礼学论文集》（仅6篇），《退溪学报》别刷本。陶云会社2001年7月发行。8．略谈西周会盟制度。《延边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9．商代朝聘及其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1期。10.晚清文人对朝鲜使臣“中华意识”的感知。日本创价大学《创大中国论集》第14辑，2011年3月。11.《清客新话》：日本对马藩尉探问清初“新知”——福建“漂海唐船”日记的意义。《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1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明清史》2013年第5期。这其中包括少部分与他人合写论文。还有其它已发表论文近20篇。论文发表后，或被转载、论点摘编、引用、评述多次。（一）专著1.《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专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6月。被列为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史教科书，授课教授狩野充徳。2.《周代朝聘制度研究》，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书评《揭示周代朝聘制度》，见《光明日报》2006-07-04 。2006年9月获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太原）。2007年11月获福建省政府第7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学3等奖. 2007年11月厦门市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台湾《经学论丛》专门介绍。《清代朝觐制度研究》等几十种著作引述.3.《宋元吉安方音研究》，专著（与李红合作），2008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5年1月完成，2005年2月通过专家鉴定。日本《日本中国学会报》2009年介绍。2009年11月获福建省政府第7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学3等奖。刘晓南《宋代四川语音研究》等论著引述。4.《中国历代宾礼》，专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9月。几十种著作引述。5.《日本汉语音韵学史》，专著，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日本语学会《日本语研究》、《古汉语研究》、《中华读者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辞书研究》、日本中国学研究会《日本中国学会报》（2012）等报刊均有述评。2013年10月12日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2等，中国语言学最高奖项，又获福建省第10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等奖。2013年12月。同时，获厦门市第9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等奖。张玉来、潘钧、陈东辉、陈宁、耿军等引用。6.《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纲要》，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列为博士生教科书。7．《东亚视阈汉语史论》，专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8．《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语音研究》，专著，合作,商务印书馆，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2年完成。鉴定等级为优秀.9．《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纲》，专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二）编著1.《汉语音韵学通论》，教材，编著，主编，列入国家级“十五”教材出版规划（2002年6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被国内外多所大学列为研究生教科书或参考书。2.《古代神童考录》，编著（与陈家祯合作），延边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三）编\校1. 《音韵学论著指要与总目》（上、下，140万字），主编，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日本权威的《日本中国学会报》2009年介绍，是国内外汉语音韵学论著目录收罗最为全面的工具书。冯蒸列为学习汉语音韵学必读书。2. 《语言文字学论坛》（第一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3.《古代汉语》，教材。合作编写，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曾被吉林省八所大学中文系采用。4．《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总目》（80万字），主编（合作），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读者报》等均有书评。5. 《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指要》（70万字），主编（合作），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读者报》等均有书评。6.《黉门钟吕》，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7．《韩非子》（译注、校勘，3人合作），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3。8．《后汉书》（译注、校勘，3人合作），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6。9．《全晋文》（点校，2人合作，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0.《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1912年前）》，主编，四十册，中华书局，2013年。11.朱熹口语文献语言通考(四种,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合作),合作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12.《中国历代礼仪制度文化丛书》（五种，《中国历代婚礼》、《中国历代葬礼》、《中国历代家礼》、《中国历代宾礼》、《中国历代祭礼》），第一主编（与张黎明合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9月。台湾义守大学列为通识课程教科书。几十种著述引用。13.《新编古代汉语》，国家级教材。合作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14.《大一中文课堂》，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15.《海洋文明与汉语语言文字书写》，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16.《东亚汉语史书系》，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17．《黄典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主编（与叶宝奎教授合作），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18．《中国音韵学》（厦门大学与中国音韵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另有其它4种编著。这其中包括少部分与他人合写者。

1、《〈晋书〉校点志疑》，《江海学刊》1999年第1期、1999年第2期。2、《传国学之真谛——〈嘉定钱大昕全集〉评介》，《文教资料》1999年第2期；又载《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3、《敦煌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光明日报》1999年7月2日；又载《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4、《〈全汉赋〉疑误辨证》，《语言研究集刊》（第六辑），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5、《汉魏六朝语词研究考论》，《南京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6、《〈搜神记〉校勘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2期。7、《耄耋之年创辉煌—－记三礼学家钱玄先生》，《书与人》2000年第1期。8、《通学术之变成专精之业——徐复先生主要著作述评》，载《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之《朴学之光——语言文字学家徐复》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9、《创新的精神实证的方法》，中华书局《书品》2000年第4期；又载《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10、《此生原为读书来——记周勋初教授》，《书与人》2000年第5期。11、《旷世之作历久弥新——〈洪诚文集〉简介》，《新华日报》2000年10月10日。12、《徐复先生对古文献学的贡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6期。又收入《朴学之路——徐复教授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3、《庄子》文论选注，3万余字，收入郭丹主编《先秦两汉文论全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4、《读书之门径治学之津梁——读〈清人别集总目〉献言》（与徐复先生合撰），《古籍研究》2001年第3期。又收入《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15、《〈汉书·五行志〉考论》，《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又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历史文献研究》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6、《〈史记〉新整理本刍议》（二人署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又载《史记论丛》第一辑（华文出版社2004年8月版），单独署名。17、《挖掘历史资源开拓发展空间——由〈老苏州·百年历程〉说起》，《出版参考》2002年第18期。18、《南京图书馆所藏〈三国志〉版本简论》，“首届《三国志》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2年11月，复旦大学），后发表于《古籍研究》2003年第1期。19、《〈史记〉三家注音切疑误辨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20、《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校读札记》，“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2年11月），后部分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21、《〈史记〉校点本讹误辨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3期。22、《〈史记〉整理平议》，《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23、《〈史记·八书〉校读札记》（二人署名），收入马景仑、薛正兴主编《朴学之路——徐复教授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4、《皇皇巨著巍巍范公——评〈范仲淹全集〉》，《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25、《试论〈史记〉校勘的原则》，《古籍研究》2005年上卷，安徽大学出版社版。又收入《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26、《中国书院志及其学术价值》，《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又收入卞孝萱、徐雁平编《书院与文化传承》，中华书局2009年版。27、《赋学文献与〈历代赋汇〉》，《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1期。又收入《古文献问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28、《〈史记〉正文校议》（第一作者。二人署名），中华书局《文史》2006第3期。29、《一代宗师徐复先生》，《江苏文史研究》2006年第6期。又修改后发表于《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30、《试论黄宗羲的创新精神》，收入《从民本走向民主——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31、《校点本〈史记〉标点问题举隅》，收入《史记论丛》（第四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32、《〈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出版及其意义》，收入《王阳明的世界——王阳明故居开放典礼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3、《论章黄之学对国学研究的贡献》，“第五届海协两岸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会议论文，收入《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评论》第二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34、《史记校点补遗》，《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二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35、《乐把金针度与人——试论叶圣陶先生的出版思想》，江苏省叶圣陶研究会会议论文（2007年11月，南京），《江苏民进》2008年第1期。民进中央网站全文转载。36、《评〈王念孙王引之评传〉》，中华书局《书品》2009年第4期。37、《海峡两岸〈史记〉整理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第六届海协两岸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会议论文，收入《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评论》第三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38、《道德文章、山高水长—记钱玄先生》，《经学研究论丛》第十六辑，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版。39、《〈汉书〉校读拾遗》，载王华宝《古文献问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40、《〈水经注校证〉校读札记》（与王勇博士合撰），载王华宝《古文献问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41、《〈史记〉整理研究与辞书编纂》，“《康熙字典》暨词典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9年7月，山西），收入《中华字典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42、《四史学》3万多字，收入卞孝萱、胡阿祥、刘进宝主编《新国学三十讲》，凤凰出版社2010版。43、《段玉裁著述及其版本考略》，“段玉裁与清代学术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收入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主办、赖永海主编的《宏德学刊》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44、《试论张文虎〈史记札记〉的文献价值》，《史记论丛》（第六集），华文出版社2011年版。45、《〈项羽本纪〉校释汇证》，《项羽研究》（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46、《百衲本史记前言》，载广陵书社2011年版《百衲本史记》卷首。47、《〈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出版及其意义》，中华书局《书品》2012年第5期。48、《怀念“学者编辑”薛正兴先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2年第5期。49、《〈史记〉局本吸收王念孙〈史记杂志〉成果之研究》，中国训诂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提交论文。（浙江大学）50、《〈水经注校证〉校读续记》（与王勇博士合撰），2012年西华师范大学等主办“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会议论文集。51、《王念孙〈史记杂志〉平议》，《中国训诂学报》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52、《徐复先生对中国训诂学的贡献》，“训诂学与民族民俗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九届二次理事会”提交论文，2013年8月。53、《论段玉裁校勘学之特色》，南京大学等举办的“经学与中国文献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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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背景：云冈石窟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的文成帝和平初，后来经过其它的朝代维修，形成规模。从石窟所保存的纪年铭刻和艺术风格上看，这处宏伟的艺术工程基本上都是北魏的遗物，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据文献记载，北魏和平年间（公元460年至465年）由一个著名的和尚昙曜主持，在京城（平城，今大同市）西郊武周塞，开凿石窟五所，现存云冈第16窟至20窟，就是当时开凿最早的所谓“昙曜五窟”。

纵观群佛，在这绵延一公里的石雕群中，雕像大至十几米，小至几公分的石雕，巨石横亘，石雕满目，蔚为大观。他们的形态，神采动人。有的居中正坐，栩栩如生，或击鼓或敲钟，或手捧短笛或载歌载舞，或怀抱琵琶，面向游人。这些佛像，飞天，供养人面目、身上、衣纹上，都留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艰辛。这些佛像与乐伎刻像，还明显地流露着波斯色彩。这是我国古代人民与其它国家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云冈石窟，是在我国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吸取和融合印度犍陀罗艺术及波斯艺术的精华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

万劫之余，祖先给我们在武周山南麓留下的云冈石窟，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53个、石雕造像五万一千余尊，被誉为世界艺术宝库。它建于公元五世纪北魏时代，纯粹是沿武周山整体开凿的。原来称中国有三大石窟，云冈石窟便是其中之一，另外就是甘肃敦煌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是中国早期石雕艺术的代表。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周山北崖，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据文献记载，北魏和平年间（公元460年至465年）由一个著名的和尚昙曜主持，在京城西郊武周塞，开凿石窟五所，现云冈第十六窟至二十窟，就是当时开凿最早的所谓“昙曜五窟”。其它主要洞窟也大多完成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现从石窟所保存的纪年铭刻和艺术风格上看，这处宏伟的艺术工程基本上都是北魏的遗物，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云冈石窟雕刻的题材内容，宣扬的是佛教思想，但是作为古代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却是凝聚着劳动人民智慧和才能的结晶。在雕造技艺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代雕刻艺术的优秀传统，又吸取和融合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有益成份，创造出这批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品，在我国雕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它不但是今天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历史.雕刻.建筑.音乐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重要形象资料，也是追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的实物佐证。现在石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如今，云冈石窟已成为中外人士倾慕和向往的旅游圣地。

云冈石窟论文的参考文献

学术界对其开凿的年代一直说法不一。

如目前主要是“和平说”，其次是“神瑞说”和“兴安说”。

作为中国的国宝、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很有必要探讨其准确的开凿年代。

“神瑞说”——唐代文献有误神瑞年间（公元414年—415年）开凿云冈石窟的说法，主要依据出自《大唐内典录·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的记载： “道武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当晋孝武太元元年也。

……生知信佛，兴建大寺。

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 其后历代都有一些典藉引此为据，沿用此说：“始于神瑞，终于正光。”此说存在着严重的年代差错，同时也与史实不符：首先北魏道武帝在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后，只有天兴和天赐两个年号，根本就没有神瑞这个年号。

这个年号是北魏明元帝的年号。

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到神瑞元年（公元414年），前后相差16年。

神瑞元年（公元414年）也不是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后者早前者38年。

也就是说：在晋孝武帝太元元年时，道武帝还没有迁都平城，显然也不是晋孝武帝的太元元年。

在《魏书·释老志》里，提到有关神瑞年间的佛事活动时，仅说：“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并没有提到“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这一佛教界的盛事。

其二，太武帝（公元424年—451年）“灭佛”是件大事，更是北魏京城佛教界的一道劫难门坎。

即使是灭佛前曾经开凿了佛窟，在灭佛中也会遭到大规模的毁坏，尤其是在京城近郊开凿的佛窟，更是难逃毁灭之灾。

但是，这些在当时佛教界占有重要位置的石窟寺被毁情况，《魏书》却对此没有一点记载。

就是北魏以后各代，直至近代的正史或野记中，也均未见灭佛时云冈石窟被毁坏的记述。

其三，在云冈石窟保存至今的现状中，历代研究者很多，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中外有志于研究云冈的学者，都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考察研究，或测绘拍照，也均未发现大规模的明显的“灭佛”痕迹。

以上这些，也说明“神瑞说”是很难成立的。

近代学者陈垣先生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中，就对“神瑞说”提出了质疑：“魏太祖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始自云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县，所谓恒安之都也。

《魏书·释老志》天兴元年，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级佛图。

太宗践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

曰京城五级佛图，则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兴之世也。

曰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则谓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绝无影响。

然未有确切不疑之据。” 学者宿白先生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中，也以陈垣先生之文为据，对“神瑞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再从神瑞年代的历史条件的现实看：在《魏书·帝纪》中看到：从道武帝迁都平城（公元398年）到明元帝的神瑞初年（公元414年），仅16年的时间。

刚刚迁都时的平城十分荒凉。

要在这种基础上建造一座都城：宫殿、住宅、城池等牞尚属草创时期。

其工程之浩繁，耗费之巨大，这对一个游牧的马背民族来说，其艰难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和平说”——理解文献有偏差和平年间（公元460年—465年）始凿云冈石窟，并完成“昙曜五窟”的说法，在国内外影响较大，似乎已成为主要说法。

其依据是《魏书·释老志》： “和平初，师贤卒。

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

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

帝后奉以师礼。

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 上述引文叙述了在两个年号期间所发生的事。

第一个年号：和平初（公元460年）发生的事，道人统师贤去世了。

由昙曜接替道人统一职，同时更名为沙门统。

第二个年号：在提到昙曜接任沙门统时，追述了“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发生的事：集中介绍了昙曜其人和作为。

即昙曜在兴安二年赴京，受到文成帝的信任，“奉以师礼”，昙曜建议并开凿武州山石窟等作为，因而受到了文成帝的赏识而被重用。

这第二个年号所追述昙曜的这些经历和作为，都是为了说明昙曜不仅机遇好——马识善人，而且有能力有作为——开窟造像，所以在和平初才被文成帝委以重任——沙门统，顺利接了师贤的班。

这就解释清了昙曜之所以能够接任沙门统的原因，以免读者唐突生疑。

这是《魏书》作者以果追因的插叙笔法。

这个插叙所交待的是“复佛法之明年”，至和平初之前的九年间的事情。

这与和平初是两码事，是不能张冠李戴的。

“和平说”则正是把这九年间昙曜的作为，都简单地算到了和平初。

再从现存石窟的规模和雕饰现状看：“和平说”认为仅用和平年间的五年时间就完成了“昙曜五窟”。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以目前所被认为的“昙曜五窟”，真的是“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整个工程浩繁艰巨，造型雄伟壮丽，雕刻细腻优美。

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生产力十分低下落后，雕凿条件原始简陋。

开山时大兵团参与还可以，但开凿五窟时人再多拥挤着也用不上，而雕凿佛像时能用之力则少之更少。

这要在和平时期（公元460年—465年）的短暂时间，去完成如此五个大窟（按目前认定的第16窟—第20窟）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其高超的艺术水平来看，是不可能完成的。

“兴安说”——与文献记述较符合 “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是被“和平说”所忽略的一个重要年号。

前段引文中，在“和平初”昙曜任沙门统后，插叙了一个重要的年号——“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以及在其后九年里所发生的一些有关昙曜的重要事情：昙曜在兴安二年来到京城——平城，虽然此时师贤还是道人统，但昙曜仍然受到了文成帝的信任和尊重，被“奉以师礼”。

昙曜这时也就有了“白帝”的有利条件和机会，便建议并“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但一些学者可能只注意了这段文字最前面的“和平初”这个年号，而忽略了其后的“复佛法之明年”（兴安二年）这一年号，自然就将“白帝”和“开窟五所”，都前移到了引文开头的“和平初”了。

使“复佛法之明年”发生的事情，也就张冠李戴到了“和平初”。

其二，上述引文中的“白帝”的“白”字，在此处不同于引文后面的 “奏”字：兴安二年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并没有任何官职，自然是不能在朝堂上与大臣们同朝列班议事的。

但他能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在朝堂下进行交谈。

《魏书》作者在此处用“白”字，而不用“奏”字，是很有用心的：这既从侧面有区别地标明了昙曜的民间性质的身份，也说明了这是在朝堂下的谈话或建议、请示，以及此后的行动。

引文后面用“奏”字，而没有跟着也用“白”字，则是为了区别于前者，说明这时已是在“和平初”，昙曜就任了沙门统，有了在朝堂上议事的官职地位后，这是在朝堂上的正式表章或建议、请示。

“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这正是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和信任，在朝堂下与文成帝的交谈中提出的建议和此后的行动。

其三，“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是《魏书》的作者魏收，对昙曜主持开凿五窟这一业绩的记述和评价。

如果有人说这四句话也是昙曜说的，那么“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两句，显然是对自己这一业绩的自我表扬，甚至成了自我吹嘘！佛教徒的戒律中就有一条是：戒“妄语”。

作为得道高僧昙曜是绝对不会口出这样的“妄语”的。

但作为后世的魏收，在完成《魏书》时，已相去百年。

当他在写到昙曜向文成帝请示建议，并开凿了石窟的时候，他对昙曜开窟造像的成功与否，以及世人的看法评价，已经有了与同类事物作出客观比较鉴别的时间与空间。

便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和高度评价，用“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来评价五窟，则是用语贴切，评价准确。

《续高僧传·昙曜传》也可以做个旁证：（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建也。

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

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

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

栉比相连，三十余里。

东头僧寺，恒供千人……。”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既说是恒安石窟通乐寺，它就不是一座砖砌木搭的普通寺院，也不是一个可供暂时栖身的小洞穴。

而是已开凿成功的石窟寺。

“住恒安石窟通乐寺”的“住”字，值得研究。

通过这个“住”字，说明“和平年”恒安石窟（云冈石窟）通乐寺已经完工，这样才能让这位被文成帝“奉以师礼”的沙门统高僧昙曜居住。

再者，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按“和平说”的五年工期算，即使动工三年的施工 *** 期间，也无法让昙曜这个沙门统居住的。

这也反证如果按兴安二年开工，到“和平初”，已施工十来年，通乐寺先大体完工可以住人，也在情理之中。

可能有人怀疑《续高僧传》不能为昙曜作证。

其实两书的作者相距并不太远：《魏书》的作者魏收在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才撰写完成。

其后，在作者生前死后，各修订过两次，始成定本。

《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据载他是唐贞观之初（公元627年）收集整理资料，于贞观十九年完成此书。

即使不按《魏书》四次的修订来算，从脱稿到道宣的开始收集整理资料，只相距73年。

也就是说二人虽不是同时代的人，但相距不远。

所以，唐代道宣的记述，是从侧面提供了昙曜活动年限的依据，也应是可信的。

从上述《魏书》的“复佛法之明年”的“白帝”……到《续高僧传》昙曜“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这些记述文字前后联贯在一起看：云冈石窟的开创年代应当是兴安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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