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融合发展研究报告论文
摘 要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经济体正处于一个更先进更高级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正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一）数字经济的涵义 什么是数字经济？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1]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及发展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一般以2016年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表述为准，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同中国一样，韩国和俄罗斯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韩国对其的定义更为广泛，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俄罗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的。[3]反观美国、法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测算，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两部分[4]，法国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测算的。英国研究委员会（2010）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着眼于产出角度，认为其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5]澳大利亚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传感器网络等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网络化的社会进程。[6] （二）实体经济的涵义 次贷危机之后，各业界频繁使用“实体经济”，美联储从行业市场区分的角度将实体经济定义为除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刘骏民（2003）却不主张这种做法，他认为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7]而成思危（2003）从物质生产角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他认为实体经济就是与具体的产品生产及为增加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8] 但对于服务业是否属于实体经济，学者们的争议不断。金碚（2012）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包括一、二、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9]，所以金碚认为部分服务业也隶属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时报词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都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一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活动。吴秀生和林左鸣（2006）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实体经济仅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10]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应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刘晓欣（2011）则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分类”来定义实体经济，她认为狭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但不包括服务业，但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二产业，还有部分第三产业，如虚拟经济、高端服务业。[1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理论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近几年才提出来，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时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层次、内容，是一个极为抽象、宽泛的概念。其中于乐和潘新兴（2012）认为：狭义的是指数字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广义的是指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数字化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进程。[12]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1、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实体经济这一观点达成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无疑奠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能片面的强调数字化，而应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于乐，潘新兴，2012）离开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闫德利（2018）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13]；邬贺铨（2016）基于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的理解，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14]。马云（2018）也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它们既非各自独立存在，更非相互对立地存在，因为只有拥抱了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实体经济。 2、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基本呈一致观点，他们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动力与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过观测电子商务对日本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测算电子商务对英国、德国等13个西欧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升公司市场表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6] 王亚男（2011）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制造业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能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增长模式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更能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寻找制造业新的增长点。[17]刘吉超和庞洋（2013）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数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将带来分布式、社会化、网络化的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分散、开放、合作的社会商业架构和商业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服务化将经营重心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路径。[18]马化腾（2017）认为，“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19]陈养才（2018）发现煤炭行业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产业技术得到升级、实现产业化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以及煤机装备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信息化发展，所以国外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比较少，多数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产业转型、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1999）认为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方面，会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说，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化释放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组织间管理规则。 然而，Michael等（2001）认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则是通过其对独特组织能力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过对约万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使用IT采用指数作为因变量，对这些公司进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员工的职能构成、研发活动、分包、出口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22]。 Moosa（2011）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融合中的企业能够利用信息化网络来构建拓展生产模式，从而实现网络化、集约化制造，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来降低经营风险。[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1995年至2003年期间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结果信息通讯技术（ICT）投资对企业的技术效率（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效益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企业效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各地区融合水平各有差异，导致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何帆和刘红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考察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经济效益提升。[25]李晓钟和黄蓉（2018）为研究分析了实体经济（纺织产业）与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及其驱动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基于产业融合理论，通过构建两大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和产业融合水平呈正相关，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纺织产业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26]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为探讨“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27]。倪萍（2013）基于重庆市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建设，会显著加快重庆市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且后续作用会互相产生积极发展的影响，[28]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出之前，被称作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由于两化融合提出较早，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研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张亚斌等（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区域工业环境质量绩效，进而促使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29]谷唐敏（20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我国30个省市2010－2014年考察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两化融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但东、中两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却逐步减弱。[30]焦勇和杨蕙馨（2017）研究表明，两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政府干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同时发现不同区域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正向影响。[31]刘桂林（2017）以基础环境、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三个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标探讨了两化融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础环境和应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对显著，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提升应用效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32]马欢欢（2018）分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强；且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3]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诸多问题。而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认识融合发展中问题，并及时解决，才能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但发现存在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远超一、二产业；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极不不均衡；同时，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资源投入不如消费领域多，在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变革上远低于发达国家。（鲁春从，孙克，2017[34]；孙克，2017[35]） （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由于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力普遍不足，存在着资金、技术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导致缺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数字技术的领域其从投入应用到产生收益周期较长，亟需完善传统产业软硬件的基础发展。（严震，2018[36]；康伟，姜宝，2018[37]；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使得实体经济逐渐出现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反过来因为融合后主体、行为、环节更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导致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极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孙克，2017） （三）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多数传统产业存在着高转换成本、搞试错成本和风险、大信息化投入、强资产专用性、长投资周期、等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动力不足问题；传统产业存在着较强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子在实体经济中应用难度大，并且由于新兴产业刚进入，行业标准不够完善甚至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前进的脚步；由于传统企业内部大多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足，使得企业内部基础无法与外部服务体系相协调。（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会使得企业原因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发展变革，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些组织部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据研究表明，这个适应性调整的时间，即从数字信息技术投入到产生收益所需时间为3-10年。（孙克，2017） （四）高层次人才缺乏 数字经济产业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便要求复合型人才，这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地，对于依稀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无法实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产业完美的进行融合，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方晓红，2019）同时，普通高校培养方向重理论、轻实操，课程设置跟不上企业实际需求。（康伟，姜宝，2018） （五）自主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只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在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方晓红，2019）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力水平低下，其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从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没有形成技术扩散后的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反而大多数企业基于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进核心技术后便进行模仿，以至于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王亚男，2011） 五、总结性评述 （一）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章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两化融合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然而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证研究仍旧太少。但实证分析侧重于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基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的视角研究产业间的转型升级，没有具体到某个省市、某个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各省份产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不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不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适用性不强。 从目前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数字”或信息技术视角，从经济视角的较少，并且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来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互联网企业等相比学者来说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具体的细分领域入手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较多，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少。 （二）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长，且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容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与内涵，来挖掘数字经济的价值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明确的道路；实证方面，今后的研究可以具体到省市的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以弥补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时，现今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测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测度的指标，因此今后应注重融合的测度及评价。因为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点，还充分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此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反映两者融合的成熟度，从而可以指标帮助企业及政府有效找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今后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应该分别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和反映区域、各行业的评价指标模型。 参考文献: [1] Don Tap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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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原因如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当今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需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挖掘数据价值，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因此，我们应当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活力，发挥数据要素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一是提升数据供给质量。加强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数据资源标准体系建设。提升数据管理水平和数据质量，以实际应用需求为导向，适应不同类型数据特点，大力发展专业化、个性化数据服务，满足各领域的数据需求，实现数据资源高质量供给。二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在加快构建数据产权、流通、分配等规则体系的基础上，重视建立健全数据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以及交易撮合、争议仲裁等市场运营体系，探索场内和场外相结合的数据交易模式，培育规范的数据交易平台与市场主体，加快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流通。三是创新数据开发机制。统筹公共数据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构建规范有序的国家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打破数据孤岛，释放数据红利，鼓励多方力量进行增值开发利用。在建立多样化的数据开发利用机制基础上，大力提升数据开发及应用水平。加强技术引领，提升数字研发能力。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技术突破口，重点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一是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瞄准量子信息、网络通信、集成电路、关键软件、智能硬件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有针对性地开展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注重原始创新，重点突破“卡脖子”难题。二是培育数字技术研发人才。实施“互联网+技能”培训计划，支持校企共建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开展数字人才技能大赛，打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发展通道。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加快培育复合型“数字工匠”。三是打造数字技术研发平台。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的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汇智聚力推动战略性颠覆性技术向前发展。深化产业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这就要求坚持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释放新技术对产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一是夯实数字基础。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推进基础设施智能升级，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算力、算法、数据、应用资源协同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为数字产业优化升级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强化技术应用。发挥“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优势，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新技术对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发展平台赋能的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进线上营销、远程协作、数字化办公、智能生产线等应用，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三是营造产业生态。加快营造数字赋能的产业生态，实施数字变革创新行动。发挥工业互联网产业新优势，推动链主企业建设产业链赋能平台。打造5G全连接工厂和全场景数字经济园区，探索全链条、整园区赋能增效路径，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产业升级。完善数字治理，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一是加强数字经济监管。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明确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职责，开展社会、媒体、公众监督，建设行业自律机制。形成监督合力，改进监管技术和手段，探索建立适应平台经济特点的监管机制，有效打击数字经济领域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加快数字经济立法。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数据安全，建立数据安全管理、风险评估、检测认证等机制。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健全技术规则治理体系，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切实保障市场主体、从业人员以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是推进多元主体治理。建立完善政府、平台、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多元参与、有效协同的数字经济治理新格局，形成治理合力，鼓励良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畅通和规范多元主体合理诉求表达和正常权益保障渠道，做好各类矛盾、问题及纠纷化解与预警工作，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客观看，根据数字经济的定义不同，其参与到实体经济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例如对于移动互联网来说，通过手机APP下单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普遍性的消费习惯，而其背后便是各大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应用平台的支持，而如果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如ERP一类的产业信息化系统，我们可以发现此也在很多大中型的厂商中普遍存在，对其财务、生产、销售、采购等多个部门产生信息提升效率的影响。按照不同定义的对应的经济场景，其中既有数字化的成分，也会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可根据场景的不同来区分具体两者的结合形式。首先，类似上述提及的产业信息化、移动互联网中的TO B、TO C等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具体的营销方式有所改变，例如从过往线下的卖场促销转变为现在线上的生态会议、直播卖货，但本质的商业机理仍是以实体经济的供应链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和技术的助力更多是在渠道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最终以更加直接的方式促成订单。基于渠道方式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流量的巨大提升，不仅仅带来的是各类实体商家的渠道方式转变，还为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技术的支持商带来了巨大的头部效应，典型的便是随着数据量的巨量沉淀，对于数据耦合架构、数据颗粒度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以至于可以明显看到云计算作为新赛道开始参加到各类数字化系统之中。在过往若干年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国产自主等方面要求的提升，以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开发，开始向更加深入的产业应用进军，典型面临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通过数字化系统，在更少人力等资源的投入下产出更多的成果，尤其是在建筑工程等传统范式较强的行业之中。以建筑工程为例，由于其涉及产业链条长、专业逻辑强、参与利益相关方等因素，数字化的软件工程需要结合强业务逻辑澄清相关场景的需求和痛点，从而定向开发出适合客户工作需要的功能和应用。如此的业务开发，除了产品逻辑上的定性，其关键基础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支持，硬件方面来源于算力的充足支持，软件方面需要符合松耦合、资源可伸缩的特点，在软硬件的前提架构下，根据客户不同阶段的需求来针对性的开发功能，并保持功能模块之间的可组合性，例如针对正向设计阶段的三维审图平台，施工阶段的项目问题协同平台等，其中的自动语义识别模块、BIM模块、任务处理模块等，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功能模块，在类似低代码系统进行另外系统的组装。如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界限愈加模糊，最终评判的标准便是数字化是否真正为现实客观世界产生降本增效、开源增利的成果。
数字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文献
2021电子商务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是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手段，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商务活动（Business Activity）；也可理解为在互联网（Internet）、企业内部网（Intranet）和增值网（VAN，Value Added Network）上以电子交易方式进行交易活动和相关服务的活动，是传统商业活动各环节的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商业行为均属于电子商务的范畴。以下是我整理的电子商务毕业论文参考文献，供你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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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上看，数字经济就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往往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难以分清，所以很多时候数字经济也常被称作互联网经济或网络经济。早在上世纪互联网发展初期，美国商人唐·塔普斯科特就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之一。随后数字经济常被理解为因为数据信息可通过网络流动而产生的经济活动，比如开一家网店，店家和消费者不用实际见面，就能传递商品信息并讨价还价。这样的经济活动显然具有便捷优势。同时，一些关于网络发展的理论被引入数字经济中，比如梅特卡夫法则，它指出网络的价值等于其所有网络终端数量的平方，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个网络虚拟平台的人越多，这个虚拟平台对于每个用户的价值就越大。互联网企业家、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数字经济。他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本届汉诺威IT展开幕式时说，今年展会的主题为“数字经济”，与其说数字经济，不如说是数据经济。因为数据传输的缘故，各种数字经济活动皆有可能。此外，“数字经济”还包含数字技术与各项实际产业的结合。汉诺威IT展官方网站指出，从农业、工业到医学，各行各业都在经历数字技术的改造。
具体引用文献的方式要按照论文写作规范和所选用的引文格式来决定，以下是一些可能适用的格式：MLA格式：在论文中用括号标注引用，标注方式为作者名和页码。例如：（李明 25）。在文献列表中按照作者字母顺序排列，依次列出作者名、文献名称、出版日期、出版社信息等。例如：李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APA格式：在论文中用括号标注引用，标注方式为作者名、出版年份和页码。例如：（李明，2020，p. 25）。在文献列表中按照作者字母顺序排列，依次列出作者名、出版年份、文献名称、出版社信息等。例如：李明（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Chicago格式：在论文中用脚注或尾注标注引用，标注方式为作者名、文献名称、出版日期、页码。例如：李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25页。在文献列表中按照作者字母顺序排列，依次列出作者名、文献名称、出版日期、出版社信息等。例如：李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只是一些常见的引用格式，具体格式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所选用的论文写作规范来确定。
您好，您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意义，我将尽力回答您的问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是中国政府发布的一份重要文件，其中引用的文献应该满足以下要求：1.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可靠的，例如来自国家机构、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2.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例如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成果、技术发展趋势等；3.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最新的，例如在过去五年内发表的文献；4.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有学术价值的，例如有重要的见解或理论；5. 引用的文献应该是可以被他人查阅的，例如可以在国家机构、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的网站上查阅到。总之，引用文献应该满足以上要求，以保证文献的可靠性和学术价值。
数字经济下产业融合创新研究论文
来源:工人日报 【热点思考】在数字经济领域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思考 观点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迅速发展，大量就业岗位应运而生。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劳动者就业既有促进作用，也有一定影响，平台型就业在推动就业数量扩大、就业结构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就业极化、就业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需要对数字经济的发展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做出及时的分析和判断，通过多种措施促进数字经济领域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其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一些传统的、低技术含量的、程序化的工作岗位面临被替代的风险。当前，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不断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劳动力投入相应减少，这种状况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中更为明显。由于被替代的劳动者技术水平普遍较低，容易流向第三产业中的外卖、网约车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而生产性服务业如法律咨询、知识产权、金融等技术、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吸纳就业相对较少。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专业化程度高、知识密集等特点，吸纳就业潜力较大，是推动经济与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但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在比重、结构、规模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无法吸纳更多劳动者就业。很多低技能劳动者进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技术进步导致人力资本快速折旧，生产效率的提升造成部分劳动力冗余，这一矛盾将使结构性失业风险加剧。 其二，数字技能人才面临供给短缺状况。数字经济在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诸多组织、业态、模式的变化，使新兴领域的数字技能人才需求增加。一方面，高端制造业领域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旺盛，但劳动力供给明显不足。数字人才供给短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数字化发展。人社部公布的新职业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预计未来5年，物联网行业人才缺口总量超1600万、智能制造领域达900万、人工智能领域近500万。另一方面，数字人才培养模式及结构与 社会 需求差距较大。制造业企业需要的技术型工人大量短缺，而就业人员的供给和需求却不相适应，很多制造业企业一直处于招工难、大学毕业生处于就业难的困境。从高校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情况看，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存在师资力量不足、课程设置比较老化等问题；企业对数字人才的培训亦不重视，这使得复合型人才很难满足实际需要。 其三，建立在传统劳动关系上的社保体系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由于数字经济领域尤其是新业态劳动者与平台企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企业平台没有为这些劳动者缴纳社保，这使得他们难以抵御职业风险或意外伤害。新业态劳动者很多是农民工，他们技能水平低、就业能力弱，很容易受到技术替代，失业风险较高，没有及时享受到相应的 社会 保障。 另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就业极化现象将进一步凸显。由于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具有行业或岗位差异的特点，如数字技术对程序性、机械性的就业岗位替代性较强，而对非程序性、无法重复的就业岗位替代性较弱，因此就业岗位需求可能趋向于高端和低端两极分化，传统低技能岗位供过于求，新型高技能岗位供不应求，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中低技能劳动者的议价能力降低。 要在数字经济领域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笔者认为，一是要支持和鼓励新就业形态更好发展。一方面，加快5G、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建设，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供重要支撑；同时通过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各类产业之间深度融合，带动更多劳动者转岗提质就业。另一方面，大力扶持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动，通过“放管服”改革，营造富有活力的数字经济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服务、排除创业障碍，通过税费减免等政策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二是助力新就业形态补齐短板。 探索 促进和完善新就业形态发展的相关政策，明确平台企业、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加强政府与平台企业在 社会 保障方面的协同治理，对数字经济下新型劳动关系进行有效规范，逐步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保障问题。鼓励并支持平台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设计商业保险，对平台以商业保险方式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提供多层次保障予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建立多元化的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加大监管服务力度，针对企业劳动用工、劳动契约、工资支付、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等有关劳动基准问题要加强研究，确立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的标准。 三是加大对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要改革高校和高等职业院校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和一些相关企业或机构建立合作，通过校企合作，不断提高人才的综合培养能力，以满足数字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加大数字技能培训力度，营造“终身学习”氛围，同时完善人才发展政策，营造更好的人才发展环境，提高劳动者的学习积极性；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提高对数字人才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提高低技能劳动者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 四是加大数字经济平台建设力度。一方面，鼓励平台企业吸纳灵活就业，鼓励传统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建设跨界交叉领域的创新服务平台，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另一方面，鼓励平台企业承担相应责任，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保障。平台企业也要加强自我管理，不断深化平台经济发展，提高运营能力，降低运营风险。积极参与 社会 治理，利用平台大数据的优势为公共治理提供解决方案。 （作者为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观点 观点
论文数字经济下国际货运代理行业或企业应该如何发展：要坚定不移的走数字化发展的道路，坚持以创新发展为动力，坚定不移的走企业制度，不忘初心，立场坚定。
客观看，根据数字经济的定义不同，其参与到实体经济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例如对于移动互联网来说，通过手机APP下单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普遍性的消费习惯，而其背后便是各大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应用平台的支持，而如果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如ERP一类的产业信息化系统，我们可以发现此也在很多大中型的厂商中普遍存在，对其财务、生产、销售、采购等多个部门产生信息提升效率的影响。按照不同定义的对应的经济场景，其中既有数字化的成分，也会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可根据场景的不同来区分具体两者的结合形式。首先，类似上述提及的产业信息化、移动互联网中的TO B、TO C等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具体的营销方式有所改变，例如从过往线下的卖场促销转变为现在线上的生态会议、直播卖货，但本质的商业机理仍是以实体经济的供应链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和技术的助力更多是在渠道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最终以更加直接的方式促成订单。基于渠道方式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流量的巨大提升，不仅仅带来的是各类实体商家的渠道方式转变，还为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技术的支持商带来了巨大的头部效应，典型的便是随着数据量的巨量沉淀，对于数据耦合架构、数据颗粒度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以至于可以明显看到云计算作为新赛道开始参加到各类数字化系统之中。在过往若干年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国产自主等方面要求的提升，以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开发，开始向更加深入的产业应用进军，典型面临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通过数字化系统，在更少人力等资源的投入下产出更多的成果，尤其是在建筑工程等传统范式较强的行业之中。以建筑工程为例，由于其涉及产业链条长、专业逻辑强、参与利益相关方等因素，数字化的软件工程需要结合强业务逻辑澄清相关场景的需求和痛点，从而定向开发出适合客户工作需要的功能和应用。如此的业务开发，除了产品逻辑上的定性，其关键基础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支持，硬件方面来源于算力的充足支持，软件方面需要符合松耦合、资源可伸缩的特点，在软硬件的前提架构下，根据客户不同阶段的需求来针对性的开发功能，并保持功能模块之间的可组合性，例如针对正向设计阶段的三维审图平台，施工阶段的项目问题协同平台等，其中的自动语义识别模块、BIM模块、任务处理模块等，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功能模块，在类似低代码系统进行另外系统的组装。如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界限愈加模糊，最终评判的标准便是数字化是否真正为现实客观世界产生降本增效、开源增利的成果。
数字经济发展论文800字
认识一：我国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产业化之路仍很长认识二：数字经济创造了新就业，未来还要解决就业结构问题认识三：数字经济拉动部分消费需求，未来还应促进消费升级认识四：数字经济需要大量专业人才，高校培养要尊重需求
总体经济的波动是经济体内所有冲击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选择一种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其意义重大。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发展的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特征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呈两个趋势特征：
第一，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处于危机后持久的全球结构调整阶段。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全球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各国为了适应数字经济，迎接信息时代到来从而进行的一个战略性选择。整个全球调整重点是加快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重心由第二产业慢慢的向第三产业转移，着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服务业，从而来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们对知识型服务业的需要。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催生了一系列的边缘产业，改造了传统产业，促进了“新”“旧”产业的融合。信息产业将继续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起到关键作用，然而目前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以及纳米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正在飞速增长，对未来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将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从现阶段各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美国在发展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中遥遥领先，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和东亚地区紧随其后，另外欧盟与日本正从落后状态中奋起直追。21世纪初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持续加快，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在目前全球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内，经济的增长肯定会放缓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之前的欧债危机)。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
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增速将逐渐趋缓。
我国在之前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是以政府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中，一方面政府通过投资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这就可能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浪费当前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源价改革、工资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得我国的出口产业在竞争优势上已经明显减弱，再加上一直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支柱之一的房地产也有走向泡沫化的趋势。所以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高增长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
于此同时，我国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又是货币多、物价上涨等大量周期性矛盾和结构不顺的矛盾交错、重叠，是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积累的时期。例如在当前物价压力中，结构转型中存在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工资上升、资源价格等改革 措施 ，价格目前又处于温和上涨的大环境下，另外又恰遇美国两次宽松政策的影响，以及前两年我国自身货币过多投放的影响。因此，政府落实调控物价、货币稍紧，这样经济增速就会出现下滑的状态。
二、GDP的历史回顾研究
从我国目前GDP的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第一季度回落到了，之前社会上对我国GDP增长率第一季度的普遍预期值为或者。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GDP增长率一直处于回落状态，2012年四个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是：、、、。而2013年我国第一季度GDP增长率显示的这个数据已经是最近三年内我国GDP增长率的最低值了。同时也是近十年来少有的几次GDP增长率低于(包括)，就目前的态势来看，我国的GDP增长率回落态势还会持续下去。接下来要我们来分析一下造成目前我国GDP增长率持续回落态势的原因。
基于我国年鉴统计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值均为名义GDP，早期的数据与现阶段数据对比已经不在同一个数量级，因此本文中我们采取了GDP的增长率来刻画我国GDP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
观察图1可知，GDP增长率从建国以来经历了从一个大幅波动过度到逐渐平稳的高速发展过程，这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一直在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下运行着，同时快增长伴随着传统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这“四高”问题，这给国民经济后期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这种不稳定的高速增长状态，一般都会破环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联系，然后在后期深入发展时导致经济增长速率大幅回落。因此，保持稳定的GDP增长尤为重要。
三、潜在GDP的增长
通过查阅资料对我国1992—2012年季度GDP的数据，再依据HP趋势滤波法，得到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即潜在GDP增长率(见图2)。
由图2可知，潜在GDP增长率经历了稳定增长、趋于平稳再到现阶段的略有下降的过程。自我国2000年以来，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致处于8%~10%区间，属于一个稳定高速的增长状态。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最合适的经济增长率底线应当为8%。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企业生产问题和就业问题将会凸显出来，尤其是就业问题。由于经济增速放慢，导致企业生产受制约，社会的整体的就业需求就会降低，就业岗位减少，这样就会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换句话说，就业问题如果被凸显出来，部分失业人员无法保证基本的饮食起居，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属于产能过剩的情况，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将会影响整个生产，最严重的可能出现全国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
此外，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潜在GDP增长率曲线上端的波动会显著大于下端的变化。总体来看，经济受曾策影响向上波动冲出稳定范围的可能性更大。应更加注意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的可能，如表1所示。目前，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缓慢下移的过程中，有条件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滑下移。
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侧重点先后经历了四次调整。目前为了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以及促进经济形势回升，其侧重点是以“保增长”为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实施一系列的刺激经济回升的计划，直到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的峰值。这个期间，我国经济走势以一个“V”形回归正常良好的经济态势。
在此背景下，经过一系列稳定物价措施出台后，CPI指数逐月回落，到2011年12月回落至。与物价涨幅的回落相伴随，201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至，比上年低个百分点。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5月份回落至3%，这就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宏观调控实施适度宽松的微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到2012年5月，当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以及进出口增长等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降之时，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没有那么大。下半年经济增速进入小幅回升通道。
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看，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第11轮周期)。到2013年年底，本轮周期已进行3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和，2012年预计为。本轮周期不会像第9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2+7”周期，即2年上升期加上7年平稳回落期;也不会像第10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8+2”周期。本轮周期有可能走出一个新的轨迹，即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四、PMI分析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有20多个国家建立了PMI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另外世界制造业PMI体系和服务业PMI体系也已经建立完成。PMI体系目前分为服务业PMI、建筑业PMI、制造业PMI，他是一套按月发布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
PMI往往被当成先行指标，用于预测宏观经济走势。通常情况下，PMI指数在以下的情况持续三个月，则被检测的经济体很可能步入下行的周期;PMI指数在以上的情况持续三个月，则被检测的经济体很可能步入上行的周期。由于PMI检测体系具有一定先行性，当其从萎缩状态进入扩张区间时，实体经济仍有可能惯性回落，当PMI指数稳定进入到明显扩张区间(>)时，经济体开始重回上行势态。根据以上理论界说，如图3所示，可以很直接观察到除2013年2月至4月PMI指数略有回升外，其余时段的PMI指数均在处于这个标准之下。验证了国内年度经济增速低迷。
观察图4，即成品与原材料的制造业PMI指数可知：从2005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一个上升、回落再上升再次回落的波动过程。从2006—2007年间，原材料PMI位于产成品PMI之上，随之产成品存货的平均水平下降，则意味着经济回暖，在市场的需求增加的刺激下，上游采购企业原材料的库存增加，而产成品的库存减少。到2008年6月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经济形式低迷，原材料PMI显著下降，随之引起产成品库存PMI显著上升。经过4万亿的扩张性财政计划刺激经济回暖后，到2011年5月，经济形势再次掉头直下，材料库存PMI始终低于产成品库存PMI平均水平。由此可见，经济复苏还尚待时日，未来短期国民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缓慢回落的过程。
五、结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出了强烈的改革信号，目前已经入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充分借助市场力量推动金融市场改革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主旋律。根据中央银行公布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充分反映了我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化的重视程度。过去，银行系统通过吸纳存款、发放贷款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银行系统一支独大的现象，金融监管机构控制银行就控制了中国宏观金融的整体风险。伴随互联网金融、资产证券化浪潮的涌现，银行在金融活动中的地位也在不断经受挑战。《意见》中支出将大力推动利率市场化，充分释放市场活动力。贷款利率的降低与存款利率上升所引起的利差下降会促进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低成本的融资获得从事相应的商业活动，相应的居民获得更多的存款利息可以避免通胀对自身财产购买力的吞噬，从而拉动内需，进一步促进宏观经济的稳步上升。
现阶段，受欧债危机与美国经济疲软的影响，全球的经济均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各国正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以寻求新优势。发达国家由于金融体系受到重创，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重振制造业来恢复经济增长。
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受阻后，在努力稳定外需市场的同时，试图通过扩大内需，开拓新的增长点来进一步发展经济。未来的十年内我中国经济将步入下一个经济短周期。短期来看，经济会缓慢下行，但长期走势应为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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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雾霾下中国的经济发展
摘 要：雾霾天气频发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脚步。雾霾天气的频发给我们很大的警示，尤其是促使我们思考雾霾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经济飞速背后是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窘境，因此雾霾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研究重点。本文分析了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几点雾霾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雾霾天气;中国经济发展
一、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雾霾天气的负面影响。
雾霾天气对各个行业经济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面简单分析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①对旅游业影响，雾霾天气的出现就会造成城市旅游业陷入到窘境中，雾霾的出现会给旅游品质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了游客量;②实体工业行业，雾霾天气的发生促使政府加强对实体工业的监管，尤其是对化工行业进行停顿整改，这给化工企业造成了致命影响，甚至会造成化工企业的亏损破产;③对交通运输行业发展，雾霾天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物流的正常运行，甚至由于物价的增长造成市场的暂时性混乱。
(2)雾霾天气的正面影响。
雾霾天气的发生对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正面影响，例如雾霾天气促进环保型企业的发展，雾霾天气的发生使人们认识到传统能源的弊端，从而转向了对环保能源的关注，尤其是太阳能空调、电能汽车等产品的需求量逐渐增大，雾霾天气的频发促使国家提升油产品的质量标准，这就为电能、太阳能提供了市场空余份额，有助于其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再者是对医药行业的发展产生正面影响，雾霾天气刺激了口罩、空气净化器、监测设备的销量。
二、雾霾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策
雾霾天气治理要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上进行，要在经济发展不动摇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才是应对雾霾天气治理的上策。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逐步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变，从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过程逐步转变成高效益、低能耗的发展道路上，同时不断降低第二产业的经济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经济贡献量，从而在保持经济增速和经济总量不出现明显下滑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再者要控制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对于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进行关门整顿，并提高这类行业的生产方式转变，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此外要淘汰落后的“夕阳产业”，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维持地球天气的稳定性，减少自然原因导致的雾霾现象发生概率。
(2)坚持走新型工业化路线。
雾霾天气的治理首要的切入点是工业化生产，传统的工业化生产只注重于生产效益的提升，但是忽略了对环境的影响，这是传统工业化生产的局限性，也制约了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坚持走新型化工业化路线，做到工业生产和环境保护两手一起抓，对工业化生产中的污染环节进行技术革新和工艺优化，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同时企业应当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对工业技术进行改进，提升空气污染处理技术，建立完善的生产监控体系，对工业化生产的环保前景进行评估，保证工业化发展方式的转型。
(3)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城市发展道路。
处理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就需要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城市发展道路，全面完善生态环境建设机制，构建科学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中存在着的问题有冬季能源消耗量大、工业化污染程度高、城市群建设集中等，这些都制约了新型城市的发展，在狭小的区域内形成了污染集中现象，从而形成了区域内的雾霾天气。因此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要结合生态环境建设和能源优化策略，以环境友好型城市作为建设的目的，在保证自身资源需求的基础上，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同时要以生态环境友好作为发展的关键，启动环境保护方案，加快实现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的控制，不能因为追求税收、财政而让雾霾天气放任自流。此外要进行科技创新、技术创新、提升城市的绿色消费理念，在区域内形成环境友好、人们安居乐业、经济蓬勃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的发展局面。
(4)发展低碳经济。
雾霾治理带来了经济转型、经济优化的发展契机，充分利用好雾霾治理的战略可以实现经济整体性的转型，并在全社会内形成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出台相关的环保法律，重视空气、水资源、土地资源的保护.英政府应当在协调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低碳经济，加强工业生产过程中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废气、废热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要建立完善的低碳经济推行机制，对一些达不到低碳生产、低碳排放的企业进行强制停业整顿。其次要大力推行低碳经济概念，增强人们的环保概念，加强对低碳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进行低碳产品的研发，例如鼓励居民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换用节能灯泡，并鼓励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三、结语
总而言之，雾霾天气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在雾霾治理中要做好环境和经济的平衡，积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探索新型的经济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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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小曳，孙俊英.我国雾霾成因及其治理的思考[J].科学通报，2013，58(13).
数字化发展，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孕育形成。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数字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经济的生产方式利模式，全面渗透和深刻影响生产、流通、消费、进出口各个环节，既有利于加快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保障我国经济体系安全稳定运行，又有利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作为大学生我们应该学习如何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首先要知道数字经济带来的利弊，数字经济的发展，给我国以及世界经济带来了很大动能。但是，当数字经济还未发展到完全智能化、数字化的时候，就不可避免要跟传统行业、生态产生碰撞或结合，会引发一些潜在的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农业经济的基础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的基础要素是机器，而数字经济的基础要素就是大数据。
大数据作为一种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是提升民众生活品质、国家治理能力的“富矿”。国家高度重视的“新基建”战略布局中，大数据中心的建立，也是希望助力牢固信息化“地基”建设，推动数据要素参与到更多价值的创造和分配，保障高质量的社会发展。
网络零售有更低的运营成本和更高的运行效率，对一个零售企业来说，库存周转天数和账期是衡量一个企业运行效率的最重要的2个指标，网络零售商在这2个指标上的的表现远远高于线下零售店。网络零售有线下实体店难以比拟的优势，如海量的货柜，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等。
数字化品类发展，经历从标准化商品到非标准化产品的发展路径。早期网络零售多数是以标准化商品起步，如图书、酒水，但是非标准化商品、个性化商品有很大的机会，如生鲜电商，标准化很低，流通的损耗很大，同时生鲜是一个高频的消费，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但目前，我国大数据管理尚无针对公共数据管理规范的诸多现实痛点。
例如：l多个政务部门、行业企业之间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接口错综复杂，导致公共数据共享开放仍未深入展开，涉及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信息的共享，更是难以实现。
l我国大数据信息的社会化共享水平还有待提高，共享开放管理尚未形成闭环，政企、行业和民众之间，信息公开仍有很多壁垒，阻碍了社会服务效率的提升和数据经济的深化发展。
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信息社会化共享，是发展高效便捷的社会生活，把握更多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的关键举措。鉴于上述问题和痛点，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在2020年两会上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推动公共数据的社会化共享：
一、成立数据治理委员会，推动大数据共享体系建设
二、建立“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管理平台
三、完善技术和管理规范，保障数据共享的安全可控
四、界定明确的数据共享属性和共享权益，实现数据确权流通
五、建立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的通识教育
随着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从技术探索到产业应用的阶段，数字经济强调培养学员的复合能力，是经济学、数据科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的结合，是一种跨界培养，是“思辨+管理+赋能”相结合的具体实践。
UCA—DDE项目旨在缔造数字科技独角兽，成就数字经济领军者，培养拥有商业资源同时具有影响力的业界翘楚，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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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研究论文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突破，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以数字驱动为特征、数据资源为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在激发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同时，也为人民群众创造出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数字化生活。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应紧抓时代发展机遇，深挖数字经济潜力，开拓数字经济想象空间和应用场景，让更多人在数字化浪潮中享受发展红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国 社会 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金昌 认为，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各项红利，应鼓励市场主体在数字化转型中向智能化方向迈进，并构建具有人文关怀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陈兵 认为，数据资源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应以高质量数据竞争保障高水平数据安全，加快推进数据安全治理的“市场化”解决，有效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如何高质量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1、鼓励市场主体在数字化转型中向智能化方向迈进。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让市场主体能够方便入网、快捷上云、及时进入数字世界；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的互联互通、实时联动。
2、构建有人文关怀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各级政府要积极、主动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数字经济的动力和活力，及时清理虚假信息、持续净化网络环境，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支撑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治理能力。
3、保障数据安全，筑牢数字经济发展底线。将个人数据安全纳入竞争行为正当性的考量范畴和数字经济背景下垄断行为的判定标准之中，以有效竞争提升用户数据安全及服务水平；在衡量多重因素基础上，应针对企业数据流动中的相关行为和场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更多精彩观点
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人类 社会 搭建起了一个与物质世界、实体经济融合共生的数字世界、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打破地域和时间障碍，将人类的生活与工作连接，为各类生产要素的发展、利用创造了便利条件。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使中国在“人口红利”之后又迎来“数字红利”，使中国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站在这一新的 历史 起点，各级政府如何充分发挥治理效能，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01 鼓励市场主体在数字化转型中
向智能化方向迈进
首先要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基础设施是实现 社会 经济生活各领域信息化、数字化的基础平台，也是推动信息技术、通信技术、数据处理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的阶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常由政府相关部门规划并进行指引，按照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要求持续改造完善。搭建信息基础设施，让市场主体能够方便入网、快捷上云、及时进入数字世界，是各级政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应当创造的基本条件。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建立了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的发展瓶颈已经从过去硬件资源的约束转变为数字化转型进程的相对缓慢。
要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消费类、服务类云端平台的发展，生活服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发展迅速并逐渐走向成熟，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尚未跟上发展步伐。目前，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随着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也正在推进，但仍然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许多地方政府已将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作为优先支持的领域，但目前还没有出现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大型通用平台。因此，目前各级政府仍需要耐心支持工业互联网建设，实现不同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有效整合。
发展工业互联网需要多方努力攻坚克难。 首先，需要解决产品生产制造中的虚拟化、模拟化和个性化问题，使产品能够按照用户需求进行生产制造和应用场景仿真，并根据用户体验，确定产品的结构、材料与制造工艺，使产品的生产制造建立在能够快速、精准满足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其次，需要解决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的互联互通、实时联动问题，使生产、供应、销售各环节形成有机整体，实现生产制造的程控化、自动化和智能化，达到有求速供、实时响应的状态。最后，需要解决原材料采购、成本核算、销售结算的无纸化、云端化和自动化问题，使整个生产制造过程在数字驱动下、在人与人之间无需直接接触的情况下自动实现。
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互联网发展，实际上都在促进企业的生产制造过程向智能化方向迈进。这一过程不仅需要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和 探索 ，还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政府需要为用户搭建信息基础设施，需要发展工业互联网为供求双方“牵线搭桥”、为产学研攻关创造条件。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的智能化、自动化尚未成熟的条件下，政府持之以恒的鼓励、引导和支持变得尤其重要。
02 构建有人文关怀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
数字经济“生根发芽”需要各级政府精心呵护
数字经济的一大特点是让普通大众“上网触云”并使其成为数据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他们在提供和使用数据的同时，也可以转化为数据的经营者和服务者。这一特点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人可提供数据，人人可生产素材，人人可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因此，数字时代的创造者、经营者、服务者犹如破土而出的小草，遍地“生根发芽”，需要各级政府精心呵护。这种呵护应当是对“破土而出”行为的鼓励和肯定，是对“生根发芽”苗头的固土与扶持。通过政府一系列精心呵护、精准扶持的政策举措，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营造出良好环境。
数字经济应用场景“落地”需要政府首单采购
数字化技术与应用同现实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相碰撞，就会产生应用设想和应用场景，这些设想和场景能否“落地”、形成可以普遍推广应用的商业模式，还需要不断试错和 探索 。政府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一系列积极作用。首先，政府可以为供求双方“牵线搭桥”，通过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免费收集、发布应用设想、信息与需求，推动供需双方精准对接。第二，政府可以组织产学研联合攻关，为数字化应用创造“落地”的机会与可能。最后，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首单采购”制度，给予新的应用场景以肯定，使其转化为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商业化 探索 。
数字经济“茁壮成长”需要政府主动保驾护航
数字经济具有低成本、低消耗、广覆盖等优势，在国民经济低碳化、绿色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具有的独特优势，使其能够与实体经济相融合，并在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快速发展。这为各级政府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挖掘地方经济发展新优势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主动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数字经济的动力和活力，并为数字经济的“茁壮成长”保驾护航。
数字经济“ 健康 发展”需要政府持续净化环境
数字技术和大众化平台相结合，能够快速推动各类数据、信息广泛传播，在降低信息交流成本、缩短信息交流时延的同时，也为各类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快速通道。因此，各级政府部门需要承担起清理虚假信息、净化网络环境的责任。加之数字经济具有低成本扩张优势，用户形成了路径依赖，使得大众化数字信息平台容易形成自然垄断。平台经营者依靠自身的用户垄断地位，可以通过合法手段操控信息流向、诱导用户决策、排除市场竞争、获取超额利润。各级政府部门也应当对这种行为给予严厉打击，这一方面能够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是打击垄断、保护创新的需要。
综上，各级政府要构建有人文关怀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为数字经济的“生根发芽、落地、茁壮成长与 健康 发展”创造条件，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要及时纠正、修剪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野蛮生长”现象，查杀铲除“根腐苗败”主体，为数字经济的 健康 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03 以高质量数据竞争保障高水平数据安全
基于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安全制度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的状况日益突出的现实，在平衡数据发展与安全的基础上，以增进数据竞争效能为进路和抓手，科学提升用户选择和享用的数据安全服务的质量；与此同时，规范企业特别是超大型平台企业收集、使用、管理数据的行为，加快推进数据安全治理的“市场化”解决，有效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以有效竞争提升用户数据安全及服务水平
个人数据安全是数字时代个人权益的组成部分，仅靠私法保护存在较大局限性，因此需要改变个人数据安全保障以私法为主的定式思维，引入竞争法作为消费者权益加以保护。保障个人数据安全权益的基础在于安全保障的服务化，即将个人数据安全的保障作为一种服务看待。用户在使用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会向企业提供自己的数据，并与企业订立安全协议，譬如“隐私服务协议”，因此企业就需要向用户提供安全保障服务。无论是非法抓取用户数据的行为还是滥用用户数据的行为均会导致数据安全服务的质量下降，损害用户权益，甚至破坏竞争秩序。另外，安全服务本身也可能构成一个竞争法上的“相关市场”。某家企业安全服务质量的下降会导致消费者转向替代方企业，故此，安全服务也存在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此市场上也会出现垄断行为。综上，应将个人数据安全纳入竞争法保护范畴，从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两方面，强化竞争对数据安全的保障，从而在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同时，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
一方面，应将个人数据安全纳入竞争行为正当性的考量范畴之中。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核心在于行为正当性的判定，而行为正当性的判定标准应当包括对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的影响。安全服务是数字市场上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损害用户数据安全的行为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会导致企业在安全服务质量方面的不正常下降，从而带来企业竞争力的降低，产生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潜在风险。当然，二者之间可能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某些案件中损害用户数据安全的行为可能并不会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需要结合个案进行具体的分析与评估。总之，个人数据安全是一个值得考量的因素，应当将其纳入竞争行为正当性的标准。
另一方面，应将个人数据安全纳入数字经济背景下垄断行为的判定标准。如前所述，用户数据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企业为了获取更多数据，便可能人为降低安全服务的质量，从而导致消费者数据安全遭受侵害。商品和服务的替代性是竞争约束得以维持的基础。在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上，企业降低安全服务的质量必然会导致消费者转向。但是，若市场上有效竞争受到抑制，当具有支配地位或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其市场力量，实施了降低安全服务质量的行为，消费者将面临着没有有效的替代性商品和服务的选择，以致于难以转向的困境。正如美国众议院在2020年10月发布的《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所指出的，“公司的支配地位使它能够在不失去顾客的情况下滥用消费者的隐私。在没有真正的竞争威胁的情况下，公司提供的隐私保护比其他情况下要少。在这个过程中，它提取了更多的数据，进一步巩固了它的主导地位。当出现赢者通吃的倾向时，消费者要么被迫使用隐私保护不佳的服务，要么干脆放弃该服务。”可见，持续收集和滥用消费者数据是衡量数字经济中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应将消费者数据安全引入反垄断法体系，并把企业安全服务质量变化后消费者的转向作为市场支配力量和认定垄断行为的一个因素。当然，在此过程中，可能面临着安全服务质量量化分析的问题，对此，目前国家已出台相关的分析标准，譬如《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GB/T 37973-2019）、《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GB/T 37988-2019）等。
以竞争规范企业数据发展兼顾数据安全
竞争法的目的在于规制竞争行为。在数字经济跨界竞争、多维竞争等特征的影响下，竞争行为的规制日益呈现出多元利益交织的特点，需要平衡创新、平等、秩序等多元价值和目标。因此，应当在衡量多重因素基础上，根据市场的整体损益来对该类数据竞争行为的性质加以判定。具体而言，应针对企业数据流动中的相关行为和场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首先，创新是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创新竞争是数字市场上竞争的新特点。未经协议许可的数据抓取等竞争行为虽然可能会产生损害数据安全的后果，但这毕竟也是互联网经济背景下企业所开发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且还处在不断的更新升级之中，因而蕴含着显著的创新内涵。这类创新虽然有可能为非法的竞争活动所用，但是也可为合法行为所用，可对市场整体竞争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如果不遵循个案分析的原则将其一概认定为非法竞争行为，就可能对企业正常的数据流动形成障碍，进而打击企业创新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因此，在规制未经协议许可的数据抓取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应保障数据安全，另一方面也应将行为对创新的影响纳入竞争法实施的考量范畴，避免过度规制伤害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最后，安全的实现需要秩序的保障，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安全并非秩序的全部，实现发展与安全的高效统筹才是终极目的。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数据价值在流动中更好地实现，而只有加强对数据安全的保护，才能为持续 健康 的数据流动提供有效保障。数据安全与数据流动的统一与实现，是数字经济乃至整个 社会 良性发展的终极目标。故此，数据发展与安全并非对立，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统一体：数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石，数据发展是安全的价值创造和解放，两者应统筹兼顾，融合共进。
简言之，任何有妨数据发展的不当的甚或过度的数据安全都是不适宜的，更不能假借数据安全之名行数据封锁之实，数据孤岛与信息茧房都无益于数字经济的持续 健康 发展；同时任何忽视甚或无视数据安全的基础价值，放弃将数据安全作为数字经济发展重要一环的观念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虽然数据安全需要市场主体持续的加大投入，可能短时间内收效不明显，但是数据安全作为数字经济下任何商品或服务的天然组成部分，已成为数字经济商品或服务的内化要素，即数据安全既是数字经济下任何商品或服务质量保障的基石，亦是商品或服务提供时必须存在的一部分——安全即商品。因此，当前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融合实体经济高效能可持续发展之际，数据安全问题愈发重要，回应和解决数据安全的有效方法，应立足我国经济 社会 发展的现实，遵从数字经济在我国近十年来高速发展的经验以及该产业和行业发展的科学规律，在强化政府监管的同时，大力推动数据竞争，通过市场机制来提升数据安全的质量能效。
04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独特优势 以释放各项红利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正外部效应、集聚效应、长尾效应
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是数据，而数据具有可无限复制、反复使用而又不会发生实质损耗的特性。数据使用的频率越高、使用的范围越大，其创造的价值也会越多，并且在增加使用价值的同时不会给数据提供方带来实质损失。这一特性决定了数字经济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能够形成一定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和发展实体经济相比，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具有独特优势的数字经济，不但投入成本和进入门槛低，而且还会带来高收益，形成成长周期短、发展速度快的经济新业态，进而形成超大规模平台企业。
平台企业的特点是能够打破地域和时间上的限制，将大量用户集聚到一个平台上，使用户方便、快捷地使用数据、开展经营活动，形成聚集效应，使平台上的企业在短时期内快速崛起。集聚效应又使过去使用频率较低、访问量和采购数量较少的小众市场服务因为用户数量的激增而扩大服务规模，由此而形成长尾效应，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平台服务、增强了平台的独特供应能力，使得平台的集聚效应和长尾效应得到充分发挥。能否发展好数字经济，也主要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带来的正外部效应、集聚效应和长尾效应，形成当地难以转移的竞争优势，以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增长。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滚雪球效应，释放创新红利
传统企业一般在扩张时会遇到市场规模限制、可用经济资源有限、组织管理成本上升等问题，但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平台企业却没有这种明显的发展限制，相反，平台企业却存在用户越多市场规模越大、越能降低平均服务成本、平台对用户越具有吸引力的滚雪球效应，这种滚雪球效应能够形成“强者恒强、赢家通吃”的竞争优势。而且在平台企业周围，会形成大量围绕平台企业、为平台企业服务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和平台企业一起形成创新集群，带来创新红利，形成当地新的经济增长极。这种拥有创新效应的平台企业具有极强的扩张能力，能够给当地经济带来持久的竞争力。各级政府应当予以大力培育、发展，释放创新红利，造福地方民众。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精准预测和精准服务功能，释放智能红利
数字技术能够记录 社会 公众的各种行为，并通过对相关行为数据的分析，对人类的需求和行动进行精准预测，进而通过提供精准服务与全天候服务实现精准供销，同时实现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升。数字经济具有的这种精准预测、精准服务、精准供销的特性，避免了传统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盲目性，降低了市场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也大幅度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形成用户协同效应，在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决策便利、精准服务的同时，也能够大幅度提高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将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人类 社会 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创造性工作。这将会彻底改变 社会 生态体系，形成高效运转、精准服务、快速响应的经济新形态。这种新形态建立在精准预测、科学决策、快速响应、智能化服务的基础上，能够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正外部性，释放创新红利，并有可能带来新的智能红利。
总之，各级政府要深刻认识到数字经济存在集聚效应、长尾效应和滚雪球效应，能够释放创新红利和智能红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也才能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数字经济的红利发挥与治理关键》（中国 社会 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金昌）
《以高质量数据竞争保障高水平数据安全》（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 陈兵）
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原因如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当今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需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挖掘数据价值，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因此，我们应当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活力，发挥数据要素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一是提升数据供给质量。加强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数据资源标准体系建设。提升数据管理水平和数据质量，以实际应用需求为导向，适应不同类型数据特点，大力发展专业化、个性化数据服务，满足各领域的数据需求，实现数据资源高质量供给。二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在加快构建数据产权、流通、分配等规则体系的基础上，重视建立健全数据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以及交易撮合、争议仲裁等市场运营体系，探索场内和场外相结合的数据交易模式，培育规范的数据交易平台与市场主体，加快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流通。三是创新数据开发机制。统筹公共数据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构建规范有序的国家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打破数据孤岛，释放数据红利，鼓励多方力量进行增值开发利用。在建立多样化的数据开发利用机制基础上，大力提升数据开发及应用水平。加强技术引领，提升数字研发能力。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技术突破口，重点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一是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瞄准量子信息、网络通信、集成电路、关键软件、智能硬件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有针对性地开展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注重原始创新，重点突破“卡脖子”难题。二是培育数字技术研发人才。实施“互联网+技能”培训计划，支持校企共建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开展数字人才技能大赛，打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发展通道。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加快培育复合型“数字工匠”。三是打造数字技术研发平台。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的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汇智聚力推动战略性颠覆性技术向前发展。深化产业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这就要求坚持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释放新技术对产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一是夯实数字基础。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推进基础设施智能升级，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算力、算法、数据、应用资源协同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为数字产业优化升级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强化技术应用。发挥“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优势，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新技术对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发展平台赋能的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进线上营销、远程协作、数字化办公、智能生产线等应用，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三是营造产业生态。加快营造数字赋能的产业生态，实施数字变革创新行动。发挥工业互联网产业新优势，推动链主企业建设产业链赋能平台。打造5G全连接工厂和全场景数字经济园区，探索全链条、整园区赋能增效路径，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产业升级。完善数字治理，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一是加强数字经济监管。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明确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职责，开展社会、媒体、公众监督，建设行业自律机制。形成监督合力，改进监管技术和手段，探索建立适应平台经济特点的监管机制，有效打击数字经济领域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加快数字经济立法。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数据安全，建立数据安全管理、风险评估、检测认证等机制。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健全技术规则治理体系，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切实保障市场主体、从业人员以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是推进多元主体治理。建立完善政府、平台、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多元参与、有效协同的数字经济治理新格局，形成治理合力，鼓励良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畅通和规范多元主体合理诉求表达和正常权益保障渠道，做好各类矛盾、问题及纠纷化解与预警工作，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数字经济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同时，亦深刻影响着传统劳动用工模式以及建立在稳定就业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本文聚焦于筹资与管理领域，系统梳理了国外数字经济对社会保障制度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现有研究指出，在筹资方面，因发展数字经济而可能出现的失业、税收流失以及灵活就业等问题，会对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带来挑战；在管理领域，数字经济中衍生出的就业碎片化、形态多样化以及劳动关系模糊化等现象则直接冲击了工业化时代建立的科层化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由此引发关于现行社保制度适用性的担忧。因此，应不断推进社保制度创新，通过建立个体化社会保障账户、调整现行税收政策以及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等措施来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通过调整劳动关系的认定方式、提升社保制度的包容性与灵活性以及积极发挥数字技术的治理功能等举措来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水平。最后，本文还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